第三节 “仁、宣致治”

　　永乐以后，仁宗、宣宗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取代了明初以来的严猛政治，在他们治国的十二年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其为“仁、宣致治”。

　　 仁宗治国

　　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于榆木川，遗诏由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诏改翌年为洪熙元年。

　　朱高炽八月即位，至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的十个月。然而，在这十个月中，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永乐年间，这些盛大的活动频频举行，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郑和下西洋，一次多达数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出洋，永乐年间即有六次；北征鞑靼、瓦剌，南征交阯，连年不断用兵，这些无疑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仁宗刚即位就果断地停罢了这些糜费之举，施行“恤民之政”，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的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仁宗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阁臣的地位，使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由于政务繁忙，难以应付，便置“四辅官”以协助处理政务，但四辅官皆老儒，不能胜任其职，设置仅一年就罢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朱元璋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帝王，终洪武一朝，这些大学士对朝政很少有参决权。永乐时期，阁臣设置成为常制，并明确阁臣的职责是“参预机务”，内阁开始成为明代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时阁臣的官秩仅五品，权位远逊于尚书。地位权力的限制，使阁臣在政务决策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此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地位。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①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②。当年朱棣残酷屠戮建文旧臣，株连无数，积怨甚深。连《明史·成祖纪》“赞曰”在颂扬他的卓越功绩时还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评语：“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德亦曷可掩哉！”仁宗的这一道诏令纠正了明成祖的残酷报复政策，这多少反映了仁宗对这种报复政策所持的否定立场，以及其实行“恤民之政”的决心之大。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

　　史称：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①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致治”。

　　 宣宗平汉王之乱

　　洪熙元年（1425）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诏改翌年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一年后，明皇室便又发生内乱。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之役，上章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诰封文臣，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对其侄儿宣宗朱瞻基发难。然而，朱高煦远没有其父来得幸运，他曾命亲信枚青潜入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而张辅反将枚青执送朝廷；他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共同起事，结果为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而阴谋败露。朝中无内应，地方无援兵，朱高煦一开始就陷于孤立之中。而宣德时的形势，亦非建文初期所能比拟。宣德时期，历经永乐、洪熙两代，在朝廷中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统治集团；而永乐时期，明成祖一再削夺封藩诸王的实际权力和兵权，使他们的力量不足与一镇相抗衡。这些，都是宣宗战胜朱高煦的有利条件。

　　朱高煦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宣宗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帅兵征讨，但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力劝皇帝亲自出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认为“荣策善”，主张宣宗亲征。于是，八月初十日，宣宗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京居守，亲自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发。二十日，宣宗大军至乐安城外，将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朱高煦的护卫军见此阵势，龟缩在乐安城中不敢出来。宣宗敕书谕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后被处死。宣宗胜利回朝，对有决策之功的杨荣、夏原吉等大加赏赐。

　　 任人唯贤，息兵养民

　　史称：“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①这也是“仁、宣致治”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宣宗曾对臣属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君子进，小人退，人君大有为；小人进，君子退，人君就不能有所作为。“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①宣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他的致治用人的思想在宣德年间得到了切实的贯彻。

　　宣德年间有几次较大的人事调动，对宣德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宣德三年（1428），蹇义等一批元老年岁已大，相继退职，“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②。这次被推荐的九名官员中，就有政声卓著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顾佐取代了贪墨被黜的都御史刘观后，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同时荐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③。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宣德五年六月，蹇义、杨士奇等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同年九月，周忱、于谦等六位被荐任巡抚。

　　其中，况钟任职苏州知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期间，治绩最为突出。江南重赋，租税积欠，人民逋逃是由来已久的问题。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积欠的税粮已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从宣德初年起，宣宗屡诏减赋，但由于积弊既久，并非几纸减赋诏令所能解决。周忱巡抚江南，深入民间，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赋税不均的情况，创立了“平米法”，采取了平均分摊增耗、统一使用斛器的标准、减粮长三人为一人等具体措施，均平赋税，减轻了民户负担。针对赋税过重的情况，周忱和况钟对苏州府的田税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精细的计算，提出将其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后以为定制。明人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称道周忱任巡抚期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仁、宣致治”局面的出现，与任用了周忱、况钟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开的。

　　宣德年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放弃了交阯，采取了息兵养民的政策。自永乐年间出兵征讨安南黎氏，把安南置为明皇朝辖下的交阯布政司后，安南屡次起兵反抗，明皇朝不断派兵征剿，无岁不用兵，用兵最多时达八十万，交阯的战事成了明皇朝的一大历史包袱。宣德元年（1426），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出征安南的荣昌伯陈智兵败，宣宗接到败报后，已有意放弃交阯，后两次在文华殿召见大臣，商讨解决交阯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明皇朝在交阯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劳费多矣”，一旦要放弃，就连蹇义、夏原吉这样的股肱之臣也表示反对，因此，宣宗一时也未能痛下决心。宣德二年，征讨交阯的安远侯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立坛为盟，从交州退师。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遂纳其言”。十一月，宣宗命礼部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为使节，“赍诏抚谕安南”，“尽撤军民北还”①。至此，明宣宗彻底甩掉了这个备受困扰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去施展他的息兵养民、安民求治的政策。

　　

　　①参见汤纲：《明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②《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明史》卷八《仁宗纪》。

　　①《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赞曰”。

　　①《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②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③《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①《明史》卷九《宣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