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

第七节 实学思潮的兴起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七节 实学思潮的兴起

  实学思潮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股进步思想潮流,由东林学派开其端绪。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心学”的禅化而提出,其后发展为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性质。这一进步思潮,由学术思想领域而影响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其基本特点是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

  明中期以后,在理学内部出现的批评理学、提倡实学的思想,至明代后期蔚然而成为实学思潮,继承和发扬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明中期的实学思想

  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神宗万历初年的明代中期,封建自然经济机体内萌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封建统治日趋腐败,社会危机深重,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堕入寻章摘句、支离烦琐的境地,王阳明的“心学”逐步取代了朱学的一尊地位。阳明心学强调以“吾心”之“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不以圣贤经书和理学教条为是非善恶标准的主张,在客观上为某些进步思想家反对圣贤偶像、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条件,从而把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在此时,有人已敏锐地指出阳明心学走向虚无、空谈的祸害,提出要从事“兴道致治之术”①,要求学术为治世服务。

  以罗钦顺和王廷相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既反对程朱理学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同时也批驳陆王心学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主张“理只是气之理”和“理在气中”的观点。他们反对理学家的“知先行后”或“现成良知”的先验论,提倡“知行兼举”的认识论。王廷相还特别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严正指斥脱离实际、虚空的弊病。

  在此之后,还从王学中分化出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异端”学说,提出了“吃饭穿衣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命题,以与理学家的“天理”论相对抗。他们还敢于“凭持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宣称“六经”、《论语》、《孟子》中的话决非“万世之至论”。嘉靖年间,杨慎坚持求实,首开考据之风,主张实地考查古文、古音,以历史事实和科学知识辨伪。早年师事理学家顾问的李时珍,以其巨著《本草纲目》和从事医药为“格物之学”,并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修正了传统的“心则官之思”理论。朱载堉创建十二平均律,把数学作为探求自然规律的方法,提倡实证和“试验之法”。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实学思想,都为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条件。

   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

  实学思潮的兴起,针对着明后期思想学术界王学末流谈空说玄、禅化误国的学风。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天崩地陷”,危机深重。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这两股势力的汇合,构成了实学思潮兴起的主要社会基础。一批进步思想家充分意识到学术沦于虚空、脱离实际导致误国,他们倡导“实学”,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事实事、实政,“贵实行”,力主改革弊政,提倡“有用之学”。东林学派的出现,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学派从一开始就与皇帝、宦官、权贵、豪绅势力对立。他们从“济世”、“救民”的“实念”、“实事”观点出发,对朝政的腐败进行抨击和斗争,并在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套革新的思想和主张,吸引了在朝的部分正直官吏,形成了朝野呼应、南北相连的声势,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兴起。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把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看成是“以学术杀天下”,把能否治国平天下作为衡量学问是否有用的尺度。高攀龙还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的观点,他的“格物草木”之说,既反对王学的“格物”即“格心”,也不赞同朱学的把“至善”作为“格物穷理”的主要对象,这一思想与稍后的方以智的“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的“质测”之学似有相通之处。东林学派还严厉批评“良知”学说,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而“贵实行”,重视“躬行”,提倡做学问要“参求”、“理会”、“判明”、“印证”、“体验”和坚持,要“讲”、“习”结合并进行“印证”,至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则发展为“言必证实、言必切理”的重实践、重实证的一代新学风。

  刘宗周的“离气无理”和“道不离器”的自然观,否定和批评了王学的虚无。黄道周提倡“实测”和重躬行、重实践的思想也都丰富了实学思潮的内容。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名士,“接武东林”,提出造成明末吏治腐败、士人无行的原因,就在于“士子不通经术”,王学末流“其说汪洋,其旨虚渺”。他们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立志事功、务为实学,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

  此时的一些学者,从务实出发,在从事自然科学的实践中,为实学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徐光启的富国强兵之旨和《农政全书》,以及开始引进西方历法、数学等“主于实用之学”,徐弘祖《游记》中的实地考察之学,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成务”在人的科技观,乃至在文学艺术上,反传统的市民文学艺术思想的兴起。徐渭的强调“本色”,追求“自然”,提倡“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市民通俗文艺;李贽力倡“童心说”,推崇“发于情性”的自然,荡除传统的观念和俗套;汤显祖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至情论等等,都成为实学思潮的组成部分。

  尤为可贵的是出现在实学思潮中的民主性思想内容。东林学派除了在经济上提出“惠商恤民”和视工商与士农一样为“生人之本业”的进步观点外,还从“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出发,大胆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高攀龙更把百姓看作是社会的主体,指出“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黄道周也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点。这些闪烁着民主色彩的进步观点,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提供了思想启迪,也为明清之际实学高潮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①。

  

  ①王廷相:《雅述下》。

  ①参见《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岱年主编:《中国唯物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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