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 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

第三十五章 刘宗周黄道周 第一节 刘宗周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三十五章 刘宗周黄道周 第一节 刘宗周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年3月4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1601),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①。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①。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观今日之势,盖已岌岌乎尽踏汉、唐季世之辙矣。爵滥而轻,禄侈而匮,官不惟贤,制不尽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乱乎。”②疏入,不报。神宗反于同年五月下诏堵塞言路,谕内阁和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③时有宣城人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讲学”,攻击东林,人称宣党、昆党。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亦力排东林,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大臣多畏避之”④。宗周为人尚气节、重操守,乃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反对门户之见,反对党同伐异。谓:“迩者,皇上于人才进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又云:东林高攀龙等有“真切学问”;“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①。此疏一出,昆、宣两党大哗,飞章攻之,诬其“颠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为,“足以乱天下而有余”,甚至请诛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准之,五月抵家。

  刘宗周一生从政时间名义上长达四十余年,实际上在官之日极少,仅四年有半,绝大部分时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乡里,读书著述。经过这次打击,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回家之后,遂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并撰《心论》,曰:“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②。实质上,与王守仁“心外无物”或“心生万物”说并无两样。“蕺山之学,专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视“心性”,并不是偶然的。其为学,从师于许孚远,推本于周、程,得源于王守仁。其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而他与王学又凡三变,始疑之,以为近禅也;中信之,以为圣学也;终而辩难不遗余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陆、王之学。中年遭受官场的磨难,始以“慎独为主旨”,认为“慎独之外,别无学也”,企图从内心世界寻找人生的出路。这一时期,他大谈心性之说,把“心”、精神视为天、地、人以至万物的本原,正说明他已经从尚程、朱而转向了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继位,改号天启,重用太监魏忠贤,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由于言官交章论荐,天启元年(1621)三月,召刘宗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请行明太祖铁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①。疏上,魏忠贤大怒,熹宗责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欲重治,因阁臣叶向高力救,改为廷杖六十,罚俸半年。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队陷广宁,举朝震恐。宗周请诛丧师失地诸臣,建议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并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以及谏臣杨涟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训责,但以“语言无忌,姑不究”。六月,命为光禄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宝司少卿,九月改太仆寺少卿。此时,刘宗周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珰与客氏“专权日甚”,衣冠之祸莫测,而大小臣僚又争相攀附权势,置国家安危于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连告三疏,于十一月获准回籍调理。四年九月,吏部题缺官事,奉旨起宗周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因抨击魏忠贤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诸臣被逐,不顾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辞,乞继续以原官在家疗养,并论魏忠贤误国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①,第一次将其革职为民。这时正是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为的廷臣,或遭杀戮,或被下狱,或削籍闲居,阉党特务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视着朝廷的斗争和同僚的命运,对被害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杀,作《吊六君子赋》,述诸子正直之业绩,数阉党矫横之涂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随时被捕入狱的准备,将儿子托付门徒,把著作转寄于友人家里。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更号崇祯,清除阉党,起复被斥诸臣。

  崇祯元年(1628)十月,刘宗周任顺天府尹。其时,“名为反正”,实则秉权者多魏忠贤余党。为此,他于崇祯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师视府尹事,寻于会极门批评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极伊始,为表示圣心宏阔,虽以所论“迂阔”而不听,然叹其忠,亦未予惩罚。在府尹任上,宗周兴学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锄豪右,安良善,恤下户;惩贪官,减赋役,振风纪。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抵德胜门外,京师戒严,崇祯帝闻警即不视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报,人心惶惶。宗周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上言:“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请安民、军、士、大小臣工和远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义当与城为存亡。”最后到午门伏阙叩曰:乞崇祯帝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请罢九门税,平物价,节财用;安抚入城流民,立粥厂养老疾;巡视城防,慰问守城军士;集士民祭于谦,要求发扬于谦精神,誓死保卫京城。人称“刘顺天”,这是对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评价。三年五月,后金军队东归,京师取消戒严,朝廷又宴然不知后患。宗周对此十分忧虑,上书曰:“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厚民生”,请省刑罚、减赋税,爱惜民力,直接批评崇祯帝即位以来“重典绳臣下”、“重敛责小民”①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做法难“以回厄运以巩皇图”。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以其语侵内阁而大恨,遂以时方天旱求雨而刘宗周称疾不修职事为借口,故意激怒崇祯降旨切责。九月底,刘宗周即被逐出都门,时守京兆甫一载。离京之日,行李萧然,都人罢市而哭,千余人遮道相送,至十余里不去。

  刘宗周既归里闲居,忧王守仁之心学“杂于禅”,与佛学合流,乃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作《证人社约》十则。又著书进一步阐发心性之说,曰:“盈天地间皆道也,而统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能以为性也”②。认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统一的,“天理”与“人欲”亦非对立,否定了程、朱视两者为对立的观点。

  崇祯八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陷凤阳。言官劾首辅温体仁入阁以来“专以繁刑厚敛为先务,致民穷盗起”。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前此置相不得人”,命吏部议在籍堪任阁员者。吏部尚书谢升会同廷臣举礼部左侍郎林釬、礼部尚书孙慎行以及刘宗周三人以上。诏从之,并命长吏疾驰促上道。十月,宗周抵京。由于承旨使范仁误传令,和在文华殿召对时不合帝意,加以温体仁忌之“借端以沮”,而未能入阁。九年正月,改为工部左侍郎。二月,上《痛切时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上更调化瑟”,以图“转乱为治”①。从而引起崇祯帝不满,传谕内阁,欲予重治。后反复再三,而意稍解,降旨诘问,奖其清直,且拟大用之。温体仁闻而惧甚,于六月嗾宗周同乡许瑚上疏论短,谓宗周“才谞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崇祯帝以许属其同乡,“所言如是,遂不果用”②。宗周不堪侮辱,连上三章,恳乞回里。诏许之。七月出都门。临行遗书温体仁,痛责其“罔上”、“诬下”、“卖友”、“阴挤同官”,“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逐异己之地”的种种罪行。是月,清军自宣镇入昌平,皇陵告急,都城被兵。刘宗周于天津途中闻警,曰:“国难崩摧,非臣子接淅时”,乃入津城助抚军贺世寿筹集兵粮。京师士民亦请召还刘宗周,又因温体仁从中阻挠而罢。九月,南行至德州,疏陈时事,斥崇祯帝用人失当,“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温体仁左右朝政,排陷异己。疏入,崇祯帝恼羞成怒。温体仁更火上加油,上章诋毁刘宗周。遂加重处分,改成革职为民。

  十一月,刘宗周回到故里。始幅巾野服,“亦无再仕之意”,闭门著述,辑《刘氏家谱》七卷,定《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和《古小学通记》,删定王守仁《传习录》并作《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等。为了挽救王守仁心学危机,刘宗周在提出“慎独”之后,这时又以“诚意”之说示学者,谓:“天下国家之本递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处已无可推矣。”①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祯十四年九月,崇祯帝以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请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报,闻清兵破宁远,入锦州,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面对着清军的强大攻势和农民起义军的熊熊烈火,刘宗周终于抛弃了个人恩怨,改变了“无意再仕”的想法,奋起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②,遂风风火火带病束装入道。至淮安,献圣学三篇,凡数千言,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崇圣学以需治化③。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肃风纪之要,曰: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④。又上《辟门大典疏》,请严考选,劾纠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严云京,荐旧给事中袁恺、戍籍御史成勇。首辅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悦”。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师戒严,崇祯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献策。刘宗周应诏陈言备边大略,认为一切当“以安人心为本计”。而欲安人心,应首旌血战阵亡卢象昇,急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悍将左良玉,并献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诸策①。闰十一月,崇祯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议督抚去留事,诸臣以次奏对完毕。御史杨若侨荐西人汤若望制造火器,上许之。宗周先后两次出班奏言,极力反对。说:自古以来用兵之道,在于行仁义,有节制。火器无益于成败,且将来必为中国之害。“汤若望西番外夷,向来倡邪说,以鼓动人心,已不容于圣世。今又创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还彼国,以永绝异端,以永遵吾中国礼教冠裳之极。”崇祯一听甚为不怿,曰:“火器乃国家长技,汤若望非东寇西夷可比,不过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②刘宗周在朝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安危,屡屡上书,匡救时艰,揭露晚明苛政,有时还敢于为民请命,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尤其是在对待外国科学技术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个封建皇帝。与其同时代且同成长于江南大地的徐光启、宋应星、陈子龙等人注重国计民生、致力科学研究相比较,就显得更加可悲了,说明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和落后。

  在这次中左门召见中,刘宗周还单枪匹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狱的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开元。曰:皇上方下诏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诏狱,“甚伤国体”。崇祯向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二言官下狱是他亲自定夺的。所以刘宗周的意见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严厉责备宗周是“藐视徇私,大负委任”,“如此偏私,岂堪职宪”。同时怀疑熊开元上疏是出于宗周之指使。实际上,刘宗周与二言官素无关系。崇祯帝不容分辩,遂下“革职下理之旨”①,欲予以重处。后因辅臣奏其年老,才减为革职为民。这是刘宗周入朝以来,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辞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门,次第成《读易图说》、《古易钞义》、《证学杂解》、《良知说》诸书,继续阐明心性之说,为王学补偏救弊。在《读易图说》一文中,刘宗周针对宋元以来老生常谈而又各执一说的“理”与“气”关系问题,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②。认为“气”不仅是构成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产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离气无所谓理”,有是气,“才有是理”③。从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气末”论。但是他又把“理”与“气”混为一谈,曰:“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也”④。可见他的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继承王学,又修正王学。在《良知说》一文中,刘宗周反对王守仁“不虑而知”的先天论,因此在赞扬王守仁“致良知”说的同时,颇有贬斥王学之语。谓:“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不待龙溪(按:王畿)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⑤。明末王学的没落,同它在明中叶崛起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刘宗周一生辟佛,晚年尤其反对佛学的玄虚,力图使王学从与禅学的合流中摆脱出来,恢复王学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王学辩难,其结果只能是一番徒劳,“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门人董玚说他对王学“信之笃,故其辨之切”。①这说明刘宗周的整个思想倾向,直至最后还是属于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对清代浙东学者,如黄宗羲等颇有影响。

  崇祯十七年五月,刘宗周在家闻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大申所谓“讨贼”之义。请绍兴知府“起兵勤王”,不敢应。即亲赴杭州,鼓动浙江巡抚黄鸣骏,并贻书左良玉、刘泽清、郑芝龙诸将领,冀求会师北上“讨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刘宗周竟如此到处奔走呼喊,诚可谓“不识时务”,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比之当时一般人尤为顽固。同月,福王监国南京,起他为原官。当时李自成已经撤离北京,京城已为清兵进占,清军已成为主要的敌人。刘宗周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六月,由绍兴抵抗州,自称“草莽孤臣”,再次重弹“讨贼”之义,曰:“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②。又请诛内外不职诸臣。疏上,福王没有予以施行,仅令宣付史馆,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人则因此恨甚,滋欲杀之,反诬刘宗周“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又云劝上亲征是“谋危君父”,企图发动兵变,与史可法另立潞王于杭州。同时派人往丹阳行刺之,未成。宗周见状,连疏请告,不允,乃于七月中至南京,八月初入朝受事。尔后,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在南京小朝廷里,福王不过徒有其名,实权操在首辅马士英手里。宗周既拜命,士英忌而欲去之。刘宗周上言坚决反对阮大铖知兵,福王不听。刘宗周遂于九月出朝,驰驿归里。行前,陈五事:曰修圣政、振王纲、明国是、端治术、固邦本。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刘宗周在家见大势已去,叹然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①遂出辞祖墓,投水寻死,被救出。自是绝食二十三日,后勺水不下者又十有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作《示汋儿》,曰:“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死有余悼。”越五日,作《绝命辞》曰:“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②闰六月初八日( 7月30日)卒,终年六十八岁。鲁王谥忠端,唐王谥忠正。清乾隆四十年追谥号忠介。

  刘宗周存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门徒董玚编辑的《刘子全书》,计四十卷,分为语类、文编、经术三大类,收有学术专著、奏疏、书信、序跋、传、论、议、题、揭、诗、词以及行状年谱等,可谓大全,其中仅奏疏即有九十八篇,刊于清道光十五年。此外尚有清沈复粲编的《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道光二十九年刻版)、水澄《刘氏家谱》(十二帙,一九三三年绍兴广文印书馆铅印本)等。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出版了日人桑原忱编次的《刘蕺山文钞》二册,共收奏疏、书信、序跋等四十四篇。

  

  ①以上参黄宗羲:刘宗周《行状》和刘汋;刘宗周《年谱》,分别见《刘子全书》卷三九、四○,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①《明史》卷二八三《许孚远传》。

  ②《刘子全书》卷十四。

  ③《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二》。

  ④《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①《刘子全书》卷一四《修正学疏》。

  ②《刘子全书》卷二三。

  ①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四《感激天恩疏》。

  ①刘汋:刘宗周《年谱》,天启五年条。

  ①《刘子全书》卷一五《祈天永命疏》。

  ②《刘子全书》卷八《中庸首章说》。

  ①《刘子全书》卷十六《痛切时艰疏》。

  ②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①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②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五年条。

  ③《刘子全书》卷十七《不能以身报主疏》。

  ④《刘子全书》卷十七《条列风纪之要疏》。

  ①《刘子全书》卷十七《应诏陈言疏》。

  ②《刘子全书》卷十七《敬矢责难之谊·附召对纪事》。

  ①参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06页。

  ②见《刘子全书》卷二。

  ③《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④《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⑤《刘子全书》卷八。

  ①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六年条。

  ②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八《恸哭时艰疏》。

  ①《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②见《刘子全书》卷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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