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 中古时代·清时期(下册)

第三节 “礼乐名臣”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三节 “礼乐名臣”

  张伯行在勤政之余,一生孜孜求学,穷究程朱之学说,躬身倡导,为儒林所推重。雍正帝称他是一代“礼乐名臣”。

  张伯行出身于礼乐之家,从小就受到孔子儒学的严格教育。及长,恪遵家教,又受到当时崇尚儒学的深刻影响,埋头苦学儒家经典,天天诵读、手抄,掌握了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精髓。这为他以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及至从政以后,无论在鞍马、舟车之上,无论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释卷,读书研究不分昼夜和寒暑,“以道为娱”。他终生勤奋好学,卓有成就,确为同时代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张伯行笃信儒家,独尊程朱之学,作为自己研究学问和为政的指导思想。他说:“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②他把儒家各代所学和主张概括成一“敬”字,因此学习儒家思想,应当把“主敬”放在首要地位。他比较各家学术思想,说:“《论语》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刊也。”凡此皆不是“正学”,皆不足取。惟“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熹)集诸儒之大成”,他们的学说思想“皆忠君爱国,明体达用之言”①。他特别反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视他们是“异端邪说”,对贯彻儒学妨碍极大。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甚至奋声疾呼:“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②这一切都表明张伯行是纯正的儒家学者、程朱的信徒。

  张伯行致力于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多所建树。康熙三十四年(1695),伯行归故里守制,设义学,召揽学生,接着,又自建“请见书院”。以后,他到哪里做官,就在哪里设书院。如,在济宁道时,自己出资办“清源书院”、“夏镇书院”;在江苏巡抚任,建“紫阳书院”;在福建,设“鳌峰书院”,等等。这些书院的设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青年前来学习。伯行每乘从政之暇亲至书院讲学。这对繁荣文化、培养人才起了促进作用。

  张伯行既从政,又办学,还写书,自行编纂文集,著述甚是丰富。如,《正谊堂文集》、《道学源流》、《困学录》、《濂洛关闽集解》、《伊洛渊源录》、《性理正宗》等书,还有记述他治河的《居济一得》,不下百余种。这些著述丰富了清代文化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张伯行以清官廉吏和学风纯正而受到雍正帝的敬重。次年,雍正元年(1723),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接受雍正帝的任命,升任礼部尚书。雍正帝并赐与“礼乐名臣”榜,给予很高的赞誉。雍正二年(1724),伯行七十四岁,还受雍正帝委托,前往阙里,祭祀“崇圣祠”。

  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七十五岁的张伯行病了,他自感他的人生已临近尽头,便留下他最后的一份遗疏,吁请雍正帝崇尚“正学”即儒学与理学,奖励和扶持正直的大臣。延至二月十六日,与世长辞。

  雍正帝赠谥“清恪”,追赠太子太保①。光绪四年(1878),准张伯行从祀文庙②。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张伯行、汤斌、陆陇其三人。

  

  ②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

  ①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

  ②《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

  ①《清世宗实录》卷29,页19。

  ②《正谊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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