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可贵的用人思想

　　鄂尔泰作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宠臣，还向朝廷贡献用人的意见。他对于才与德、能力与职务等关系以及如何识别人的贤佞等问题上，提出他的见解与建议。有时，他就雍正帝的提问和观点而展开讨论，他们君臣之间的议论，虽然是从那个时代的现实出发的，但是今天看来，还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他们的对话很精彩，时时流露出真知灼见。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鄂尔泰在论用人的奏折中写道：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为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什么职务，什么差事，用什么样的人，人、职相当，就能发挥人的才能，该办的事情就能办好。人尽其才了，职务就没有虚设，假如一个人是有才能的，又是有操守的，就是不适合担任那种职务，非要派他去做，他的才德不但不能发挥出来，反把事情耽误了，这样既毁了人，又坏了事。他认为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最终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政无废事”，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考虑用人问题的出发点。

　　鄂尔泰的奏议引起雍正帝的极大兴趣，随即在他的奏折上写出一篇议论：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力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诚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

　　“用有才能的人”，这对于君主和大臣们来说，并没有异议。问题是有才能的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样的人还可不可以用？用人者往往因此而不敢使用他们。雍正帝不这样认识问题，也不这样来处理对一个人的任免。他深知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看不起上司和同僚，从而与那些庸愚听话的人不同，不容易驾驭，但是他认为不必惧怕他们，应当用心去掌握他们。在这里，尤需“惜之、教之”的思想，这是说人才难得，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干才，尽管他们有缺陷，也要爱惜，不能摧残。爱惜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利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鄂尔泰见到朱批后，于十一月十五日具折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

　　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了办好事，不是为用人，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君子，抑或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缺位给有能力的人来干。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了雍正帝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点即加以教育的方针，雍正帝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②。

　　归结起来，鄂尔泰与雍正帝的用人思想，第一个共同点是，以能力为旨归，大胆使用人才，而对有德无才的人，尽管可以信任，但不可重用，以免防碍政事。在对德和才的要求上，他们把才摆在了第一位。第二，对有缺点的人才，不因有才而放纵，而是加强对他的教育与管束，使他的才能发挥出来，防止他品德的缺陷败坏政事，第三，这样的用人原则是为办好国事，有利于国事者即任用，无利者不管他有什么值得重视之处，也不给予官职。国事第一，这个用人原则实有高明之处，处在封建时代的鄂尔泰、雍正帝君臣，把社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同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好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人才“惜之、教之”的教育方针，是让人才从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只有宽阔胸怀的政治家，才能具有这样了不起的思想和方针。就这一点而言，鄂尔泰可以进入政治家的行列了。

　　鄂尔泰任人唯才的思想不只说说，而是贯彻于他的实践之中。所谓“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①。他在改土归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张广泗等人，使他们成为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人物。改土归流之始，哈元生是云南威宁镇游击，鄂尔泰大胆任用，命他率兵攻打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钟及助纣为虐的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哈元生冒矢石奋勇获胜，鄂尔泰即保举他为参将。雍正六年米贴土司作乱，鄂尔泰用哈元生率兵平叛，再获胜利，次年即升其为总兵。雍正帝也非常赏识他，于九年用之为云南提督，次年召进京城，解御衣赐之，让他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后又任命为扬威将军，征讨贵州古州叛乱，此次出师无功。鄂尔泰虽提升哈元生，然而对他的认识比较准确，还在雍正八年哈元生任总兵时，鄂尔泰在五月二十二日写的奏折中说：“哈元生人虽严勇，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率。”①承认他是一员战将，但不是帅材。不久，“扬威将军”的使命证明鄂尔泰的看法是正确的，识人是深刻的，而雍正帝爱才心切，把哈元生的将才当作帅才来用，因而未见成效。

　　张广泗原为云南楚雄知府，雍正四年，鄂尔泰因贵州改土归流的需要，调张广泗为黎平知府。张广泗对土司剿抚兼施，所至立功，两年内被提升为贵州巡抚。雍正帝因未见过其人，不明其底细，于雍正七年在上谕中问鄂尔泰：张广泗“胸襟立志，未知可能开阔坚定否？”鄂尔泰即回奏，说被察考者“胸襟亦颇开阔，立志亦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而一视繁难，张广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②。即认为张广泗忠实于君主，一心向上，有统顾全局的能力，但不甚高明。鄂尔泰的分析与张广泗的行事，有相当符合处。雍正十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以西路军营出师无功而获罪，张广泗受命往代，亦无功而还。雍正十三年代替哈元生经略云贵，平定古州之乱。乾隆十一年（1746）起，张广泗任川陕总督，出师大金川，久而无功，乾隆帝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但讷亲方略不当，张广泗已看出来，因惧其势盛，而缄默不言，坐视其败，惹得乾隆帝怒而将其斩首。张广泗有小才而无大器，鄂尔泰也看得很准。张广泗忠君是有条件的，鄂尔泰看到他敏于办事的一面，忽视了他过于重视个人身家性命的一面，但对张广泗的基本点，鄂尔泰确是把握准了。

　　鄂尔泰的另一属员广西巡抚金鉷，不是鄂尔泰提拔起来的，但他们相处不久，鄂尔泰对他作了如下评论：金鉷肝胆可用，识力未充，阅人无多，历事有限……臣窃于金鉷有隐虑焉。在金鉷才具明爽，毅然有为，其感恩思奋实出于至诚，论担荷力量，并无逊于张广泗，若再进以学识，求理审机，破除我见，洵可为胜任之封疆。倘以此自限，犹不过一精悍材，无与于经济之选也。

　　鄂尔泰虽肯定此人，却不以大材期许。后来证明，金鉷的确没有大作为。

　　雍正朝被表彰实心办事、认真提参属员的督抚，其中有豫抚田文镜、晋抚诺岷、鲁抚塞楞额、浙抚李卫、粤抚杨文乾、赣抚迈柱，再就是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基本上做到知人善任。雍正帝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②又说：“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③雍正帝在这方面对鄂尔泰的评价，反映了鄂尔泰善于识别人才的实际。鄂尔泰有着可贵的用人思想，并知人善任，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改土归流事业的成功。

　　

　　①《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

　　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维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朱批。

　　①《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

　　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朱批。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2《鄂西林用人》。

　　①《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②《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①《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七年八月十八日折。

　　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朱批。

　　③《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