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秉权二十余年
和珅自乾隆四十年（1775）发迹，至嘉庆四年（1799）正月被赐死，擅执朝政二十余年。他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弟弟和琳，官至总督，死后晋赠一等公，谥忠壮，配享太庙；儿子丰绅殷德，娶乾隆帝的掌上明珠固伦和孝公主为妻，并累迁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之女嫁给康熙帝之重孙贝勒永鋆，和珅的侄女即和琳之女嫁给乾隆帝之孙子质恪郡王绵庆。和珅与皇室的联姻无疑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外，和珅的家人凭借其势，横行霸道。各地的封疆大吏也纷纷攀附和珅，作为向上爬的靠山。正如来华的朝鲜使臣所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①和珅执政期间，劣迹昭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自执掌朝政后，立即着手拉拢党羽，把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长安拉入军机处后，两人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福长安成为和珅的得力助手，“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②。两江总督苏凌阿，“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就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官僚，因与和珅之弟和琳联姻，于嘉庆二年就担任了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其入阁后，龙钟目眊，至不能辨戚友，举动赖人扶掖”，被称为“活傀垒戏”①。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都因曾在和珅家教读，被保列卿贰，兼任学政，成为他的党羽。和珅的族孙景安被委任河南巡抚，他在白莲教起义时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作战，总是在起义军后尾随，被人讥为“迎送伯”。
对于不附己者，和珅千方百计予以迫害、打击。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回民苏四十三等举行反清起义，很快逼近兰州。清廷命和珅为饮差大臣，与大学士阿桂一同督师围剿起义军。因阿桂有疾，和珅受命兼程先进。他一到达兰州，即命诸将分四路冒险进兵，起义军人数虽只千余，但战斗力颇强，“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衅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②。固原总兵图钦保和千余名清兵被击毙。不久，阿桂来到兰州，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后来两人一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乾隆帝察知此事，斥责和珅奏报不实，令其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龉”③，两人始终势如水火。
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及其宠臣、东阁大学士董诰，也躲不过和珅的陷害。嘉庆元年，太上皇乾隆帝下诏调朱珪来京任大学士，嘉庆帝得知此事后，写诗向自己的老师表示祝贺。然而，“属稿未竟，和珅取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帝大怒。幸亏董诰在旁解劝：“圣主无过言。”乾隆帝虽未治嘉庆帝和朱珪的罪过，终“以他事罢珪之召”。董诰也因替嘉庆帝说话而得罪了和珅。嘉庆二年，董诰回家奔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正蓬勃发展，乾隆帝欲召回董诰以应付危局。每当他接见大臣时，总要问：“董诰何时来？”三年，董诰葬母毕回京，和珅却从旁制肘，“遏不上闻。”“会驾出，诰于道旁谢恩，高宗见之，喜甚，命暂署刑部尚书。”①才得以冲破和珅的阻挠。
其二，威福由己，控制朝政。对于和珅的专权，不仅朝廷内外，甚至在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臣中也可听到许多议论。例如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回国后曾说：“这位中堂大人（按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称之为二皇帝。”②和珅恃宠弄权，独霸军机处。他规定：“凡军机大臣，止准在军机承本日所奉谕旨，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不许闲人窥视。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许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至通谕王公之事，在乾清门阶下传述，不许在军机处传述。并命科道官一人轮日至隆宗门内纠察。”③这固然有防止以往军机处泄密现象的再发生，但其实质还是为加强和珅个人对军机处的控制大权。和珅又在军机处“直庐自立私寓”，这正如通政司副使钱沣在乾隆五十八年弹劾他的奏书中所说：“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显系“启揽权之渐”①。
和珅对干练之臣百般诋毁，处心积虑地扩大自己的职权，施展淫威。乾隆五十六年，清廷刻《石经》于辟雍，命和珅为正总裁。当时，总裁共有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并受皇帝之命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十分嫉妒，千方百计地诋毁彭元瑞，说他“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乾隆帝对此驳斥说：“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但是和珅仍然不死心，私自命人撰写《考文提要举正》，继续攻击彭元瑞。与此同时，他又把此文冒充己作进呈乾隆帝，并以《石经考文提要》“不便士子”为名，要求皇帝将其销毁，被拒绝。后来，“馆臣疏请”将《石经考文提要》颁行全国，由于和珅从中掣肘而“中止”。和珅还暗中命人“磨（《石经》）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②，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嘉庆二年，和珅受任刑部尚书时，乾隆帝又命他兼理户部“紧要大事”，但他到任后，竟独揽户部的一切权力。同年，他又下令，以后大臣的奏章，一律要另备一份副本呈交军机处，使和珅先于皇帝阅看奏章，预知臣僚所奏事件的内容。这样，他就通过控制上奏章的渠道独揽了朝政大权。
嘉庆帝永琰当皇子时，被乾隆帝选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故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即定储位诏书发布的前一天，给永琰呈递一柄如意，表示这次即帝位完全是自己拥戴的结果。这实质上是向嘉庆帝邀功，以便在其即位后继续揽权。嘉庆元年，永琰即位为帝，但乾隆帝依然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和珅继续受到重用。嘉庆帝虽察觉和珅有挟己之心，但碍于皇父情面，不得不示以亲信之意，同时装出“不欲事事”和与世无争的姿态，以麻痹和珅。如“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由于乾隆帝耄而健忘，和珅更能左右其意旨，成为出纳帝命之人。于是，他的专擅程度甚于往昔，人皆侧目，连皇帝也莫敢如何。一次宴筵席上，和珅上奏乾隆帝减掉太仆马匹，甚至影响到皇帝乘骑，使嘉庆帝暗自叹息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①他还把自己的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整理诗集，实欲窥探皇帝的一举一动。更有甚者，他竟能否定皇帝的意旨。嘉庆二年，嘉庆帝鉴于来年春间自己“临雍礼成”，下谕旨定于“冬间大阅”。和珅即以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未被扑灭为由，向乾隆帝提出不拟举行这一典礼。乾隆帝立即接受了和珅的建议，于嘉庆三年九月下谕旨说：“本年大阅，著暂行停止。”②和珅的专擅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三，荫庇贪官，收受贿赂。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腐化日深，因而贪官数目之多、官员品级之大、赃额之巨、手段之高、范围之广，堪称清代历朝之最。乾隆帝虽然时时以惩贪为务，对贪官屡兴大狱，惩罚的手段颇为严厉，但是剪而不绝，贪官也没有丝毫的改弦易辙，相反的倒是人人聚敛，上下交征，贪心日巨，贪风日炽。检索有关史料，人们就不难发现，许多大案要案均发生在和珅专权之后，显然与和珅不无关系。
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监生所交的赈济粮案发，清廷在其家搜出金银百万两之多。结果，王本人被斩，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事后，通政司副使钱沣察明勒尔谨、王亶望皆为和珅私党，陕西巡抚毕沅又经常奔走和门，与勒、王两人狼狈为奸，且知情不举，于是上奏疏弹劾毕沅。他指责毕沅“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其罪较之捏结各员，尤觉有增无减”，要求“将毕沅比照诸人严加议处，以昭宪典之平”①。和珅虽然没有能保住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的性命，但终于使毕沅免予议处。
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的贪污案发。国泰和于易简朋比为奸，贪赎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省仓库亏空数十万两，各州县仓库亏空数万两。乾隆帝得此消息后，即派和珅和通政司副使钱沣同往勘察。钱沣先于和珅数日离京，“微服止良乡，见干仆乘马过。侦之，则和遣往山东也。记其貌，伺其还，叱止之。搜身畔得国泰书，具言已挪款备查，中多隐语。”当钱沣到山东后，在历城县库查得库银乃是从商铺暂借充数的，于是宣布，商人必须按限定的时日取回自己借出的银两，否则充公。这样终于查出了国泰、于易简等人贪赃枉法大案。钱沣回京后，将国泰给和珅的信呈递乾隆帝。等和珅回京复命时，“高宗出示国泰书曰：‘朕已知之详，不必复奏也。”②在人证、物证面前，和珅的通风报信、竭力营救终于未能发生效力，国泰、于易简都被赐令自尽。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在和珅的纵容下，当时的吏治已十分腐败，可是乾隆帝与和珅还在一味粉饰太平，对正直大臣处处掣肘。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①这番话道出了实情，可是乾隆帝对此十分不快，和珅也很忌恨尹壮图，生怕他的“密查亏空”之火又会烧到自己头上，于是决定整整他。和珅表面上要求乾隆帝派尹壮图和户部侍郎庆成一同赴各地清查仓库，暗中却命令庆成监视牵制尹壮图。庆成每至一地，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赶紧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结果自然查不出任何弊窦。尹壮图只得自承虚诳，奏请治己罪。结果刑部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处斩决。还是乾隆帝自觉太重了，免去死罪，降职为内阁侍读，后又改为礼部主事。这使和珅贪赃的气焰更加嚣张。
和珅不仅百般庇护各地的贪官污吏，而且更不容许正直官员触及自己的管家。和珅掌权，其管家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将论劾”，和珅的党羽吴省钦闻知此事，立即跑到热河密告扈从乾隆帝的和珅。于是和珅急忙将刘全叫到热河，主仆两人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乾隆帝看到曹锡宝的奏疏后，即质问和珅。和珅诡称自己平时对家人管束甚严，如有此事当予以重惩。于是，乾隆帝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曹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②。最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和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曲庇贪官，主要是因为他从中央和各地官吏手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例如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捕入狱后，曾交待了一些珍宝的来历。尽管这供词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记载，但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他贪赃受贿之一斑。和珅说：“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原注：丰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①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尽管清廷诛戮了一大批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年的贪官污吏，但官场的贪污聚敛之风未有丝毫的收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需要筹集大量银两，通过进贡、接驾、祝寿、献礼等方式，以满足乾隆帝挥霍钱财、和珅贪黩无厌的欲望。所以，乾隆帝与和珅实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子、罪魁祸首。
其四，贪黩无厌，聚敛私财。和珅自掌权后，即以聚敛自丰为唯一之目的。他贪黩无厌，不顾一切地搜刮财货，其主要手段有：第一，收受贿赂。和珅大权在握，使得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以结其奥援。于是纷纷向他行贿，和珅的供词中已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擅取大内宝物。乾隆帝晚年，追求奢侈，挥霍无度，对于女乐、珍宝、宴席、巡游无所不爱，各地官吏和绅商纷纷供奉，因此大内积存了许多宝物。和珅仗着得宠，自由出入宫禁，凡看中的东西便私自拿回家中。乾隆五十五年，有一次兵部尚书孙士毅在宫门外遇见和珅，和珅问他手中所持何物。孙回答说是一只鼻烟壶。和珅接过一看，此壶是由一颗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精美异常，于是要求孙士毅转赠给他。孙告诉他，此壶早已奏闻皇帝，如果选不中再赠给他。过了几天，和珅又遇见了孙士毅，声称前一日得了一只珠壶。孙一看，原来就是他进奉的那只。当时，他还以为是皇帝赏给和珅的，以后经过调查，方知此壶是和珅从大内偷出去的。
第三，私吞贡物。各地官吏与绅商进贡的宝物，往往未及入宫就被和珅窃取。有一次，宫中某处陈设的一只直径一尺左右的碧玉盘为皇八子打碎。由于此盘是乾隆帝钟爱之物，皇八子十分恐惧。于是就和他的弟弟成亲王一同向和珅求援。和珅故作难色，皇八子吓得大哭。成亲王将和珅拉到僻静处百般求情，和珅才答应设法帮助解决。过了几天，和珅给了兄弟俩一只直径为一尺五寸的碧玉盘，而且色泽也超过了被打碎的那一只。此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各地所供之物，上等者皆入和珅宅第，次等者方入宫中。嘉庆帝后来也指出：“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①此话虽说替乾隆帝辩解，但却勾画出和珅贪婪的嘴脸。
对于和珅这种肆无忌惮地贪污中饱的劣行，乾隆帝当然不会不知道。然而由于两人相互依赖，在搜刮钱财方面具有共同点，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指出的：“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①乾隆帝还经常把大量钱财交给和珅，名为任其支配，实为容许其私吞。例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乾隆帝下谕旨将张家口地方所得税课盈余“著交和珅三万两”②。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又把“所得羡余银三千六百两”③交给了和珅。类似的例子恐怕不少，只可惜史籍阙如，使我们难窥全豹。不过，以上两例雄辩地说明，乾隆帝是和珅肆意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后台。
和珅的家产有多少？这是清史研究者经常谈到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由于官书所记不甚详细，私家著述又互相牴牾，有的任意夸大，实在难辨究竟。不过，嘉庆帝的谕旨和内务府官吏的奏报依然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重要线索。
第一，关于和珅的钱财。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的奏折称：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所有查出和珅家：二两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俱已交广储司收讫，业经奏闻在案。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共八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亦经奏闻在案。臣等自正月初八日起迄今，查得和珅契置取租房计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此外查出和珅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并自栓大车八十辆，每辆银一百二十两，共发出车价银九千六百两，分给各户领办。
又查出和珅家借出银两，通共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
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统计取租房地共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两五钱二厘，价钱六千一百二十五吊。每年通共取租银四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租钱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七吊九百六十八文。①据此，和珅拥有金银四百万两左右，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顷，这些地大多坐落在直隶的保定、河间、承德和京郊一带。此外，和珅在京畿通州、蓟州等地拥有当铺十座左右，对贫苦人民进行高利贷盘剥。他的私宅还役使着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千余名，实际上等于侵吞了巨额的军饷。
第二，关于和珅家藏的珍宝。除了金银之外，和珅家收藏的价值“数逾千万”的珍宝实在惊人。正如嘉庆帝在谕旨中所指：“（和珅）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顶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②和珅在当政时期，还纵令家人到处勒索钱财。被嘉庆帝称作“下贱家奴”的和珅家人刘全，拥有银两二十余万，并有若干大珠及珍珠手串。
由上所述，可知和珅确实是清代首屈一指的大贪官。
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81页。
②《清仁宗实录》卷37。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8《苏相国》。
②魏源：《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③《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①《清史稿》卷340《董诰传》。
② [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③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4。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第14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82、4991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1499。
①《清史稿》卷322《钱沣传》；又《清高宗实录》卷1146、1147。
②《清朝野史大观》卷6《钱南圆通政之敢言》。
①《清史稿》卷322《尹壮图传》。
②《清史稿》卷322《曹锡宝传》。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第1080页。
①《清仁宗实录》卷37。
①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①故宫《史料旬刊》第7期《嘉庆诛和珅案》。
②《清仁宗实录》卷37。
和珅自乾隆四十年（1775）发迹，至嘉庆四年（1799）正月被赐死，擅执朝政二十余年。他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弟弟和琳，官至总督，死后晋赠一等公，谥忠壮，配享太庙；儿子丰绅殷德，娶乾隆帝的掌上明珠固伦和孝公主为妻，并累迁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之女嫁给康熙帝之重孙贝勒永鋆，和珅的侄女即和琳之女嫁给乾隆帝之孙子质恪郡王绵庆。和珅与皇室的联姻无疑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外，和珅的家人凭借其势，横行霸道。各地的封疆大吏也纷纷攀附和珅，作为向上爬的靠山。正如来华的朝鲜使臣所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①和珅执政期间，劣迹昭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自执掌朝政后，立即着手拉拢党羽，把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长安拉入军机处后，两人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福长安成为和珅的得力助手，“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②。两江总督苏凌阿，“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就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官僚，因与和珅之弟和琳联姻，于嘉庆二年就担任了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其入阁后，龙钟目眊，至不能辨戚友，举动赖人扶掖”，被称为“活傀垒戏”①。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都因曾在和珅家教读，被保列卿贰，兼任学政，成为他的党羽。和珅的族孙景安被委任河南巡抚，他在白莲教起义时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作战，总是在起义军后尾随，被人讥为“迎送伯”。
对于不附己者，和珅千方百计予以迫害、打击。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回民苏四十三等举行反清起义，很快逼近兰州。清廷命和珅为饮差大臣，与大学士阿桂一同督师围剿起义军。因阿桂有疾，和珅受命兼程先进。他一到达兰州，即命诸将分四路冒险进兵，起义军人数虽只千余，但战斗力颇强，“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衅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②。固原总兵图钦保和千余名清兵被击毙。不久，阿桂来到兰州，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后来两人一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乾隆帝察知此事，斥责和珅奏报不实，令其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龉”③，两人始终势如水火。
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及其宠臣、东阁大学士董诰，也躲不过和珅的陷害。嘉庆元年，太上皇乾隆帝下诏调朱珪来京任大学士，嘉庆帝得知此事后，写诗向自己的老师表示祝贺。然而，“属稿未竟，和珅取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帝大怒。幸亏董诰在旁解劝：“圣主无过言。”乾隆帝虽未治嘉庆帝和朱珪的罪过，终“以他事罢珪之召”。董诰也因替嘉庆帝说话而得罪了和珅。嘉庆二年，董诰回家奔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正蓬勃发展，乾隆帝欲召回董诰以应付危局。每当他接见大臣时，总要问：“董诰何时来？”三年，董诰葬母毕回京，和珅却从旁制肘，“遏不上闻。”“会驾出，诰于道旁谢恩，高宗见之，喜甚，命暂署刑部尚书。”①才得以冲破和珅的阻挠。
其二，威福由己，控制朝政。对于和珅的专权，不仅朝廷内外，甚至在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臣中也可听到许多议论。例如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回国后曾说：“这位中堂大人（按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称之为二皇帝。”②和珅恃宠弄权，独霸军机处。他规定：“凡军机大臣，止准在军机承本日所奉谕旨，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不许闲人窥视。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许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至通谕王公之事，在乾清门阶下传述，不许在军机处传述。并命科道官一人轮日至隆宗门内纠察。”③这固然有防止以往军机处泄密现象的再发生，但其实质还是为加强和珅个人对军机处的控制大权。和珅又在军机处“直庐自立私寓”，这正如通政司副使钱沣在乾隆五十八年弹劾他的奏书中所说：“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显系“启揽权之渐”①。
和珅对干练之臣百般诋毁，处心积虑地扩大自己的职权，施展淫威。乾隆五十六年，清廷刻《石经》于辟雍，命和珅为正总裁。当时，总裁共有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并受皇帝之命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十分嫉妒，千方百计地诋毁彭元瑞，说他“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乾隆帝对此驳斥说：“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但是和珅仍然不死心，私自命人撰写《考文提要举正》，继续攻击彭元瑞。与此同时，他又把此文冒充己作进呈乾隆帝，并以《石经考文提要》“不便士子”为名，要求皇帝将其销毁，被拒绝。后来，“馆臣疏请”将《石经考文提要》颁行全国，由于和珅从中掣肘而“中止”。和珅还暗中命人“磨（《石经》）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②，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嘉庆二年，和珅受任刑部尚书时，乾隆帝又命他兼理户部“紧要大事”，但他到任后，竟独揽户部的一切权力。同年，他又下令，以后大臣的奏章，一律要另备一份副本呈交军机处，使和珅先于皇帝阅看奏章，预知臣僚所奏事件的内容。这样，他就通过控制上奏章的渠道独揽了朝政大权。
嘉庆帝永琰当皇子时，被乾隆帝选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故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即定储位诏书发布的前一天，给永琰呈递一柄如意，表示这次即帝位完全是自己拥戴的结果。这实质上是向嘉庆帝邀功，以便在其即位后继续揽权。嘉庆元年，永琰即位为帝，但乾隆帝依然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和珅继续受到重用。嘉庆帝虽察觉和珅有挟己之心，但碍于皇父情面，不得不示以亲信之意，同时装出“不欲事事”和与世无争的姿态，以麻痹和珅。如“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由于乾隆帝耄而健忘，和珅更能左右其意旨，成为出纳帝命之人。于是，他的专擅程度甚于往昔，人皆侧目，连皇帝也莫敢如何。一次宴筵席上，和珅上奏乾隆帝减掉太仆马匹，甚至影响到皇帝乘骑，使嘉庆帝暗自叹息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①他还把自己的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整理诗集，实欲窥探皇帝的一举一动。更有甚者，他竟能否定皇帝的意旨。嘉庆二年，嘉庆帝鉴于来年春间自己“临雍礼成”，下谕旨定于“冬间大阅”。和珅即以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未被扑灭为由，向乾隆帝提出不拟举行这一典礼。乾隆帝立即接受了和珅的建议，于嘉庆三年九月下谕旨说：“本年大阅，著暂行停止。”②和珅的专擅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三，荫庇贪官，收受贿赂。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腐化日深，因而贪官数目之多、官员品级之大、赃额之巨、手段之高、范围之广，堪称清代历朝之最。乾隆帝虽然时时以惩贪为务，对贪官屡兴大狱，惩罚的手段颇为严厉，但是剪而不绝，贪官也没有丝毫的改弦易辙，相反的倒是人人聚敛，上下交征，贪心日巨，贪风日炽。检索有关史料，人们就不难发现，许多大案要案均发生在和珅专权之后，显然与和珅不无关系。
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监生所交的赈济粮案发，清廷在其家搜出金银百万两之多。结果，王本人被斩，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事后，通政司副使钱沣察明勒尔谨、王亶望皆为和珅私党，陕西巡抚毕沅又经常奔走和门，与勒、王两人狼狈为奸，且知情不举，于是上奏疏弹劾毕沅。他指责毕沅“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其罪较之捏结各员，尤觉有增无减”，要求“将毕沅比照诸人严加议处，以昭宪典之平”①。和珅虽然没有能保住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的性命，但终于使毕沅免予议处。
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的贪污案发。国泰和于易简朋比为奸，贪赎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省仓库亏空数十万两，各州县仓库亏空数万两。乾隆帝得此消息后，即派和珅和通政司副使钱沣同往勘察。钱沣先于和珅数日离京，“微服止良乡，见干仆乘马过。侦之，则和遣往山东也。记其貌，伺其还，叱止之。搜身畔得国泰书，具言已挪款备查，中多隐语。”当钱沣到山东后，在历城县库查得库银乃是从商铺暂借充数的，于是宣布，商人必须按限定的时日取回自己借出的银两，否则充公。这样终于查出了国泰、于易简等人贪赃枉法大案。钱沣回京后，将国泰给和珅的信呈递乾隆帝。等和珅回京复命时，“高宗出示国泰书曰：‘朕已知之详，不必复奏也。”②在人证、物证面前，和珅的通风报信、竭力营救终于未能发生效力，国泰、于易简都被赐令自尽。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在和珅的纵容下，当时的吏治已十分腐败，可是乾隆帝与和珅还在一味粉饰太平，对正直大臣处处掣肘。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①这番话道出了实情，可是乾隆帝对此十分不快，和珅也很忌恨尹壮图，生怕他的“密查亏空”之火又会烧到自己头上，于是决定整整他。和珅表面上要求乾隆帝派尹壮图和户部侍郎庆成一同赴各地清查仓库，暗中却命令庆成监视牵制尹壮图。庆成每至一地，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赶紧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结果自然查不出任何弊窦。尹壮图只得自承虚诳，奏请治己罪。结果刑部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处斩决。还是乾隆帝自觉太重了，免去死罪，降职为内阁侍读，后又改为礼部主事。这使和珅贪赃的气焰更加嚣张。
和珅不仅百般庇护各地的贪官污吏，而且更不容许正直官员触及自己的管家。和珅掌权，其管家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将论劾”，和珅的党羽吴省钦闻知此事，立即跑到热河密告扈从乾隆帝的和珅。于是和珅急忙将刘全叫到热河，主仆两人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乾隆帝看到曹锡宝的奏疏后，即质问和珅。和珅诡称自己平时对家人管束甚严，如有此事当予以重惩。于是，乾隆帝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曹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②。最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和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曲庇贪官，主要是因为他从中央和各地官吏手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例如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捕入狱后，曾交待了一些珍宝的来历。尽管这供词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记载，但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他贪赃受贿之一斑。和珅说：“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原注：丰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①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尽管清廷诛戮了一大批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年的贪官污吏，但官场的贪污聚敛之风未有丝毫的收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需要筹集大量银两，通过进贡、接驾、祝寿、献礼等方式，以满足乾隆帝挥霍钱财、和珅贪黩无厌的欲望。所以，乾隆帝与和珅实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子、罪魁祸首。
其四，贪黩无厌，聚敛私财。和珅自掌权后，即以聚敛自丰为唯一之目的。他贪黩无厌，不顾一切地搜刮财货，其主要手段有：第一，收受贿赂。和珅大权在握，使得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以结其奥援。于是纷纷向他行贿，和珅的供词中已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擅取大内宝物。乾隆帝晚年，追求奢侈，挥霍无度，对于女乐、珍宝、宴席、巡游无所不爱，各地官吏和绅商纷纷供奉，因此大内积存了许多宝物。和珅仗着得宠，自由出入宫禁，凡看中的东西便私自拿回家中。乾隆五十五年，有一次兵部尚书孙士毅在宫门外遇见和珅，和珅问他手中所持何物。孙回答说是一只鼻烟壶。和珅接过一看，此壶是由一颗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精美异常，于是要求孙士毅转赠给他。孙告诉他，此壶早已奏闻皇帝，如果选不中再赠给他。过了几天，和珅又遇见了孙士毅，声称前一日得了一只珠壶。孙一看，原来就是他进奉的那只。当时，他还以为是皇帝赏给和珅的，以后经过调查，方知此壶是和珅从大内偷出去的。
第三，私吞贡物。各地官吏与绅商进贡的宝物，往往未及入宫就被和珅窃取。有一次，宫中某处陈设的一只直径一尺左右的碧玉盘为皇八子打碎。由于此盘是乾隆帝钟爱之物，皇八子十分恐惧。于是就和他的弟弟成亲王一同向和珅求援。和珅故作难色，皇八子吓得大哭。成亲王将和珅拉到僻静处百般求情，和珅才答应设法帮助解决。过了几天，和珅给了兄弟俩一只直径为一尺五寸的碧玉盘，而且色泽也超过了被打碎的那一只。此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各地所供之物，上等者皆入和珅宅第，次等者方入宫中。嘉庆帝后来也指出：“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①此话虽说替乾隆帝辩解，但却勾画出和珅贪婪的嘴脸。
对于和珅这种肆无忌惮地贪污中饱的劣行，乾隆帝当然不会不知道。然而由于两人相互依赖，在搜刮钱财方面具有共同点，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指出的：“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①乾隆帝还经常把大量钱财交给和珅，名为任其支配，实为容许其私吞。例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乾隆帝下谕旨将张家口地方所得税课盈余“著交和珅三万两”②。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又把“所得羡余银三千六百两”③交给了和珅。类似的例子恐怕不少，只可惜史籍阙如，使我们难窥全豹。不过，以上两例雄辩地说明，乾隆帝是和珅肆意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后台。
和珅的家产有多少？这是清史研究者经常谈到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由于官书所记不甚详细，私家著述又互相牴牾，有的任意夸大，实在难辨究竟。不过，嘉庆帝的谕旨和内务府官吏的奏报依然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重要线索。
第一，关于和珅的钱财。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的奏折称：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所有查出和珅家：二两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俱已交广储司收讫，业经奏闻在案。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共八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亦经奏闻在案。臣等自正月初八日起迄今，查得和珅契置取租房计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此外查出和珅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并自栓大车八十辆，每辆银一百二十两，共发出车价银九千六百两，分给各户领办。
又查出和珅家借出银两，通共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
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统计取租房地共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两五钱二厘，价钱六千一百二十五吊。每年通共取租银四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租钱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七吊九百六十八文。①据此，和珅拥有金银四百万两左右，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顷，这些地大多坐落在直隶的保定、河间、承德和京郊一带。此外，和珅在京畿通州、蓟州等地拥有当铺十座左右，对贫苦人民进行高利贷盘剥。他的私宅还役使着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千余名，实际上等于侵吞了巨额的军饷。
第二，关于和珅家藏的珍宝。除了金银之外，和珅家收藏的价值“数逾千万”的珍宝实在惊人。正如嘉庆帝在谕旨中所指：“（和珅）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顶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②和珅在当政时期，还纵令家人到处勒索钱财。被嘉庆帝称作“下贱家奴”的和珅家人刘全，拥有银两二十余万，并有若干大珠及珍珠手串。
由上所述，可知和珅确实是清代首屈一指的大贪官。
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81页。
②《清仁宗实录》卷37。
①昭梿：《啸亭杂录》卷8《苏相国》。
②魏源：《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③《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①《清史稿》卷340《董诰传》。
② [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③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4。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第14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82、4991页。
②《清高宗实录》卷1499。
①《清史稿》卷322《钱沣传》；又《清高宗实录》卷1146、1147。
②《清朝野史大观》卷6《钱南圆通政之敢言》。
①《清史稿》卷322《尹壮图传》。
②《清史稿》卷322《曹锡宝传》。
①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第1080页。
①《清仁宗实录》卷37。
①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①故宫《史料旬刊》第7期《嘉庆诛和珅案》。
②《清仁宗实录》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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