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4—1905年、1905—1919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0—1914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高潮”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4—1905年、1905—1919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0—1914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高潮”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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