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上册)

第五节 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①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五节 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①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式农业解体,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供应地。中国的传统农学迟滞,但在迟滞中,也还是有缓慢的进展。

   中西农业生产技术在国际范围比较、竞争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广泛的对比和竞争。中国是丝茶的故乡,丝茶曾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锡兰、日本大量发展植茶,创制揉茶机、烘茶机,采用成套机器,进行加工制作,印、锡红茶在英国迅速占领市场,日本绿茶在美国很快打开销路。中国丝制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产与工厂机器加工制作产品质量相差悬殊的困惑。陈炽曾提到:“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设缫丝各厂,购中国蚕茧,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殊,理不可解。后知中国手缫之丝不匀不净,不合西人织机之用,伊购归里昂各埠,必以机器再缫,则以三百金购之华人者,仍以七百余金售之西人,此四百余金者,约为再缫工本,而彼之获利无穷矣。”①外贸的消长和农产品质量的对比,促使人们深思。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海关税务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国学习其养蚕业制造无病毒蚕种的方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奏折要录》中载叙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两江总督派郑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回来后,力主“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这些,对茶、丝等技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出国官学人员甚为关注本国农业的兴衰。容闳(1828—1912)是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他在其所写《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同治二年(1863)他在安庆晋见曾国藩时,提出建设机械厂,其目的之一是生产农机具。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对博览会中“机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仅器具便巧,尤讲究种植之法”。他见到吸水机器,“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西北高原,种植每艰灌溉。讲水利者,尤以此为亟务”①。清廷派出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1876—1879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他曾到英国伊普斯威奇的工厂参观新颖农田机器,对刈麦、刈草、犁田、出麦、吸水机器甚感兴趣②,所见锯木机器能将圆围七八尺的巨木,“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称其“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复倍之”。到英国里丁参观子种局及子种会,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已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并精心设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种子展橱。郭氏叹称“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郭嵩焘还曾到过法国格立雍(农业学馆)农学院,参观其农田机器图式院、谷种院,了解课程设置和各种仪器设施。注意到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血管及辨马齿年岁。参观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

   列强对中国农林资源的肆意掠夺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占我国国土与农林资源。仅在东北就失去颇大范围的农林权益。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开办中东铁路,举凡枕木、电杆、建筑材料,皆无偿取自林中。俄国公司接连进入中国招人采伐森林,开拓伐木业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外务部奏中日合办鸭绿江右岸木植订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鸭、浑两江一带,林木蓊郁,确系绝大利源,自日俄战事(1904)起,两国兵民恣意斫伐,日本军队,复立厂所抽收军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头)生计,半为所夺。”俄日等列强以武力侵夺或其商人依靠铁路、海运的运输条件,资本雄厚,采用较新式的伐木制材器械,迅速在我国拓展业务,有的在林区设制材厂,就地加工。近代林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的H.科达(Catta,H.)曾称“林业科学是木材必需或匮乏的产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国家工业建设中对林木需求和抚育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国则是在战争连绵、毁林开荒和外国侵占森林资源、掠取林木利权的背景下发展近代林业。除光绪四年(1878)华商张子尚等较早在上海创办锯木厂。到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东北才接连出现国人兴办的机器制材厂。中国近代林业是在剧痛中滋长起来的。

   农业技术必须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

  中外农业产品与技术比较中,高低互见。清廷一些要员认为舰船、枪炮、机器等是强国的关键,曾倡行“洋务运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败北,这激发人们关注农业工业。1897年《农学报》首期载清光绪皇帝的上谕中也称:“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纪后期,农业技术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

  1.引进优良作物、林木品种。

  大规模引种与品种培育从光绪十八年(1892)购入美棉种子开始。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湖北武昌倡办湖北织布局,为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问题,于光绪十八年以2000两白银,通过清政府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大臣崔国因在美国选购适宜湖北气候土壤的两种陆地棉种子34担,寄湖北棉区试种。由于所购棉种寄到湖北已过了种植节候,且栽种太密而收成不好。张之洞未因头一年引种美棉受挫而气馁。翌年又电请崔国因“再行多购美国棉子百余石运寄来鄂”。“并考究外洋种法,刊刷种棉章程,分发晓谕,以冀广为如法劝种”。张之洞引种美棉,显出了见识和决心,对那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引种美国棉种有相当的推动作用。

  近代树木引种也较活跃。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从日本将刺槐种子带至南京试种成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使意大利的官员吴宗濂、钱恂见当地桉树生长迅速,且有除湿祛病的功效,曾携回种子苗木试种,吴宗濂还翻译有关桉树著作,撰写了一部《桉谱》,对我国桉树种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①。

  在近代林业中,华侨致力经济林的开拓是甚有意义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华侨何麟书曾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植公司。何麟书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做过工,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他心系祖国,将橡胶引种到海南岛,最初几年用种子繁殖,历经种植失败和集来股本付诸东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变卖自己的产业,重新集股,经过精心培育,开拓出200多亩胶园。探索出一条从播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道路,以约10年的努力,获得在中国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胶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优良品种引进。

  畜禽优种以乳牛引进为最早。上海乳牛业的发展为其一例。1842年“南京条约”后,外国官员商贾人等带着家眷纷纷拥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乡民以水牛挤奶挑担零售,是牛奶业的雏形。同治九年(1870),外侨引入爱尔夏牛,乳牛业得到一定发展。不久,法国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红白花牛。光绪五年(1879),肖神父在浦东设奶棚饲牛40头;光绪七年(1881),当地人开设太和奶栅,用黄牛挤奶;光绪十二年(1886),外侨引进黄白花奶牛并逐渐传到中国人手中,成为上海乳牛业发展的基础。光绪十九年(1893),安福奶棚使用杂交技术改良当地黄牛获得成功。各侨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国人操作,使奶牛饲养繁育等经验和用奶公牛改良黄牛的技术很快在中国人办的奶棚中传开。光绪二十七年(1901),徐家汇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6头(其中公牛1头),由于它较黄白花牛产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传播①。

  马的引种。清初禁止内地汉人养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养坐骑。清中叶以后,马禁才开。但马的行速和挽重与国外马匹相较,差距颇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法国人曾由北非输入阿拉伯血统公马百匹到东北。马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分散售与内蒙各地,血统逐渐混杂,为地方马种同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军牧司在察哈尔两翼牧场建立模范马群。宣统二年(1910),购有德国产纯血公马1匹、俄产公马3匹、母马1匹,曾产生一些杂种。

  传入优良种猪。道光二十年(1840)后,俄国人将一种白色猪种带入东北,德国人将约克夏猪带入山东,日本人将约克夏、巴克夏猪带入东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台湾由日本购进盘克夏种猪7头,供试验繁殖及与本地猪作杂交之用。光绪二十七年(1901)直接由英国进口约克夏种猪,在农业试验场作繁殖、饲养试验,认为均适合当地风土,且为改良本地猪的良好品种。

  羊的引种。光绪十八年(1892)政府商情报告有美利奴羊6只运往察哈尔供杂交改良之用的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陕西高宪祖等人集资20万元兴办牧羊公社,在安塞县北路周家洞附近开设牧场,饲养美利奴羊数百只,对附近各村绵羊改良有明显指导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天省设立农事试验场,由日本输入美利奴羊32只,以改良绵羊业。

  优种鸡的引进。鸡因体型小、繁殖快,中国曾较早引进外国优种。光绪二十六年(1900),罗振玉即提到:“近鸡卵之输出者日益众,而价亦日昂,此莫妙之机也,宜选佳种而奖励养鸡业。考欧洲有名‘列古吽’(莱航)者,富产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长成极速,五阅月即产卵,宜求此类之种,而配以华种而事移植改良,则利莫大焉。”①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黑龙江哈尔滨鸡场养莱航鸡近万只,以产卵为主。山东济南鸡场饲养莱航、洛岛红,曾进行杂交及试验推广。但一些权威学者概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养鸡业也指明:“引进外种类别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响所及,既小且暂。”①3.引进机器装备。

  中国近代采用机器耕田首见于光绪六年(1880)的《益闻录》第66号,其载文称:“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0里地方批租荒地5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对于引进国外农业技术装备,在如何应用方面也有所论评。麦孟华(1895)年5月在《时务报》著文说:“西国农工,竞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速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提到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觉察到独立经营,资本微落,维持“化学之器,动费数石,打稻之机,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数于百”的难处。但是,西方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等终于引进来了。不少地方农业家开始添置、创制新的农业器械。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第54期《秣稜兴农》文中提到江苏上元张是保“现在江宁讲求农学”,“又购买美犁,导农深耕云。”光绪三十三年(1907),久居海外的华侨、祖籍广东新会的陈国圻在黑龙江创办兴东公司,曾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清政府提倡振兴实业,鼓励官商投股或利用华侨资本购置机器,兴办垦殖企业,并给予优惠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出现兴办垦殖公司的高潮。至1912年,各类型农业垦殖公司达170家,申报的资本逾600万银元。①近现代渔业技术的肇兴,主要表现为开始使用渔轮及与之相适应的渔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省组织渔业公司,开发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00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福海”号渔轮投入捕捞运转,为中国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迈向渔业机械化的一个起点。②

  

  ①《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7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4页。

  ①陈炽:《续富国策》卷1,“种桑育蚕说”。

  ①李圭,1876《环游地球新录》,《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六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②郭嵩焘,1876—1879《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四册。

  ①黄森木:《桉树引种小考》,《林史文集》(1),农业出版社1989版,第131—132页。

  ①李文梁:《我国近代国外畜种的引进和开发利用史》,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

  ①罗振玉:《农事私议》卷上,第3页。

  ①蔡无忌等:《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引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版。

  ①汪敬虞:《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载《近代中国》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16—18页。

  ②徐荣:《上海机轮渔业的起源与发展》,《古今农业》1991第1期,第7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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