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卷 近代前编(上册)

第三节 冶金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三节 冶金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鉴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朝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一个洋务派,由他们掀起“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从此至90年代中期,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举办了一系列求强求富的活动,如制造枪炮船舰,编练新式陆海军,兴办近代工矿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为解决兵工厂所需的原料、燃料和经费等问题,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办了一批用新式机械从事开采、冶炼的金属矿山和冶炼工厂,在开办官办金属工业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的金属工业也有所发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看到“强敌环伺、伏莽潜滋”①,并因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强调扩充军事工业,与此相应,官私矿冶业也有所发展,同时,外资开办的矿冶厂也日渐增多。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为中国金属冶炼事业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良机,使我国的金属冶炼在这一时期得以较快地发展。

   钢铁冶炼

  由于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铺设铁路需要大量钢材,而向国外进口又要耗费巨额资金,所以洋务派所办的金陵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兵工厂都附设有新式冶金设备,但没有形成生产规模。在19世纪90年代钢材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发展冶金乃成为第一要务,为此,1890年海军衙门在奏折中写到:“设立炼铁,乃开办铁路、铸造枪炮之第一要义。”②张之洞说:“枪炮、路轨各厂皆以铁厂为根。船板、锅炉及各机器皆需要精钢,炮钢尤精,今日炼钢尤为自强要务,必宜速为讲求。”③李鸿章也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济、非煤不济。”④在此形势下,我国近代新法冶金事业逐步发展起来。1885年兴办贵州青谿铁厂是我国兴办钢铁厂的第一次尝试,而1890年汉阳钢厂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新法冶金的正式开端。

  1885年贵州巡抚潘霨奏准清廷办购近代钢铁冶炼设备,创立青谿铁厂。1886年2月,潘霨将青谿县城土炉炼的铁,送“南北洋”检验,“经沪津局试验,均称绵软而韧”,与洋铁相同,如果用近代技术方法冶炼,“其质地之良,比洋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遂派员赴英国游历各厂,观其所用之具,择要购买,于1887年购回日产25吨高炉1座、1吨贝塞麦酸性转炉2座、炼熟铁炉8座、轧条机3座,共花费12610英镑。潘霨的胞弟潘露被委任为该厂总办。此人曾任江南制造总局会办,人称其“语及机器、化验、制造诸事,在在熟谙”。潘露就任后,带领各项工匠抵青,经营五载,积劳成疾于1890年7月10日病故(另说是畏惧追究,吞金自杀)。而该厂于1890年6月26日开炉出铁,因为资金紧缺,厂址距离焦炭产地有数百里之遥,导致焦炭成本高,加上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及交通不便等原因,致使该厂投产不久即停产。①如果说青谿铁厂的创办是中国新法冶金的尝试,那么,张之洞于1890年开始建立的汉阳铁厂则是我国大规模引进新法冶金的开端,正式拉开了建立中国近代钢铁联合企业的序幕。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早在1881—1884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见山西煤矿资源丰富,就曾萌发开矿山、办铁厂的想法。任两广总督后,他看到国内所需钢铁及机器皆购自外国,事事仰给于外人,尤非长远之计,因而于1889年开始拟在广州城外设立铁厂。张之洞因提出修建芦汉铁路的建议获得醇亲王奕的支持,遂被调任湖广总督,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以广东铁资源不足和资金困难为由,建议铁厂移往湖北兴建①。该厂于1891年8月在汉阳正式动工,至1893年12月22日竣工,次年6月正式投产。全厂包括大小10个分厂,内有248立方米高炉两座、8吨酸性转炉2座、10吨平炉1座,钢轨厂有800毫米轧机,还有铁货厂、熟铁厂、机器厂、铸铁厂、造鱼尾板道钉厂、自备电厂和轮船、码头等,投资为546万两库平银,如再加上在广东时购机垫付的预定金13万多两及从广东调湖北运矿船1只10万两,则总共投资569万两以上。在兴建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从德国购买采矿设备,建设大冶铁矿,铺设了30多公里轻便铁路,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该矿于1891年开始生产铁矿石,年产4万吨。

  由于对冶金工业毫无经验,同时也缺乏知识,张之洞办厂时不免出现一些失误。如配置的两座酸性贝塞麦炉,不适合于含磷较多的大冶矿石,影响了所产钢轨质量,使钢轨容易脆裂,遭到用户抵制,企业亏损延至1903年,该炉不得不停产。由于焦煤供应不上,生产时停时续,以致只好高价购买北方开平矿和从德国进口的焦炭。

  为寻求资金来源,张之洞保举盛宣怀招商承办汉阳铁厂,在招商承办章程中规定,每出一吨生铁提银一两以还官本,官本还足以后继续提取以为报效。先招商股100万两,年利八厘;商办之后,用人理事,均由督办一人经手。从1896年4月11日起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为了保证铁厂产品的销路,清廷于同年9月任命盛宣怀督办总公司,并要求全国所需的钢铁材料应向汉阳铁厂购买,还批准汉阳铁厂的产品减免厘税五年。

  官督商办后,着手解决焦煤的难题,1898年3月,由张之洞、盛宣怀上奏,决定在江西萍乡采煤炼焦,并提出禁止另设公司,各小煤厂的煤由萍乡煤矿总局统一收购,并吞和收买小井265口。至1907年,该厂基建工程完成,解决了铁厂的燃料问题。另一个大问题是钢铁产品质量问题。1904年,盛宣怀派李维格出国考察,李维格认为:“铁厂命根,全在铁矿、焦炭。应将所有生料带往外国考验(化验)。倘生料不合化炼,则旧厂必须停止,断无扩充之理;如果合用,承炼成钢铁,本轻质佳,可期与欧美争胜,然后放手去做。”李维格等人带着矿石、焦炭、生铁、钢材等样品,自1904年3月赴日本、美国、欧洲考察,与国外同行切磋,听取他们的建议,并请英国化学家梭德对样品进行化验。化验结果表明,铁矿石含铁60—65%,是好矿石,但含磷高(>0.1%);焦炭质量上佳;贝塞麦炉所产钢含磷0.20%。由于钢中含磷过高,使钢轨易脆裂。归国后,李维格向盛宣怀提出:“炼钢有酸性、碱性之别,酸法不能去铁中之磷,惟碱法能之。”①因此必须废弃贝塞麦而改用马丁碱法,同时建议购置新机、改造炉座、聘请外国工程师等。盛宣怀接受建议,并委任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办,负责该厂的改造扩建任务,从此开始了汉阳铁厂的大规模技术改造的序幕。他从欧美诸国择优购机,新建250吨炼铁高炉1座;拆除原有的贝塞麦炉和10吨小马丁炉,改建为30吨马丁炉4座;新建150吨混铁炉1座,辊径为1016毫米的初轧机1座,辊径为760毫米的钢板轧机1座以及其他辅助设备。聘请德国汉堡工厂工程师吕柏担任汉阳铁厂总工程师,还有4名德国工程师,在技术上把关,并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化验、力学等检验制度①。

  辛亥革命爆发后,工厂遭到战火破坏,外国技术人员撤走,工厂停产。我国技术人员吴健率领技术人员负责进行恢复工作,使工厂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16年吴健被任命为汉阳铁厂厂长,兼任大冶铁厂副厂长,主持筹建大冶铁厂。1917年兴建的大冶铁厂,建立两座年产450吨的大型高炉,使汉冶萍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也从最初的官本官办发展到官督商办以至完全商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互相厮杀,无暇东顾,加以战争需要,汉冶萍公司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又购置开办了一批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合资企业。

  改造后的汉阳铁厂面貌为之一新,产量与质量大幅提高。生铁产量1902年为15825吨,1908年增至66410吨,1910年猛增至119360吨,1919年达166096吨,为该厂建厂以来的最高记录。炼铁耗焦也从1904年的1.75吨降到1910年的1.05吨。钢产量在1907年新建平炉恢复生产后,至1919年增至50113吨。

  钢的品种除钢轨外,还有方钢、扁钢、等边与不等边角钢、工字钢、槽钢、丁字钢和八角钢等多种,钢中含磷降至0.012%。质量提高使产品信誉大增,销路顺畅,不仅国内有大批客户,而且远销至香港地区和日本、美国等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除汉冶萍公司有较大发展外,本溪、鞍山、上海、阳泉和石景山等地钢铁企业也先后起步,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综上所述,1840至1919年,钢铁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与设备,开始新法冶金,其中又以汉冶萍公司为代表,它是一座铁钢煤的联合企业,并与军工、铁路等行业发展紧密相连。

   有色金属

  经过洋务运动,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官办的采用新式机械的厂矿。如漠河金矿等。同时,民族资本的金属工业也有所发展,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十多年中先后开办的有色金属金、银、铜等民营厂矿约有16家。甲午战争后,矿冶业更加受到重视,自1904年至1911年又先后开办了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有色金属矿场12处,如麻哈金矿、黄金洞金矿、观都金矿、赣州铜矿、水口山铅锌矿、蒙自锡矿、铜仁锑矿等。同时外资开办的矿场也逐渐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矿冶业的发展推动了金属工业技术的引进,使我国的有色金属冶炼技术有了较大提高,但就总体而言,技术水平仍然是相当落后的。

  在采矿技术方面,这时的金属矿山开采的设备和工艺还很落后,大多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水平,仅个别矿山使用机器开采。如1909年,官商合资集股成立的个旧锡务有限公司,从德国订购新式设备,1913年开始机械化采锡。1927年,平桂锡矿在水岩坝设模范锡矿场,采用砂泵、水轮开砂锡矿。对于地下开采,绝大多数矿山没有地质勘察报告,只有极少数(如云锡、水口山、锡矿山、大吉山等)凭露头和地质构造推测和估算,提出矿床评价报告。开采时也没有正规的开拓系统和采矿方法,一般是从矿体露头起,掘进弯曲而起伏不定的狭窄坑道,追踪矿脉或矿体,见砂采矿,采富弃贫。当时较先进的矿井是我国的第一口新式矿井——水口山铅锌矿一、二坑。1904年水口山铅锌矿聘请夏佐卿于老鸦巢建成第一坑斜井,并装设锅炉、抽水机、吊车、铁轨,利用机械排水和运矿石。1914年,在第一坑附近开第二坑竖井作为主风井,以后又陆续开拓三坑斜井和四坑盲井,形成一个竖井、盲井和斜井的联合开拓系统①。1916年,板溪锑矿也开始采用西法开采。

  在选矿技术方面,这时的选矿技术大多停留在落后的手工拣选和重力淘选方法。如锡选矿大都沿袭锤碎、马磨、人挑运搬、手工洗选方式。锑选矿则先将采下的矿石在窿内用肉眼分选一次,运至地面,以铁锤敲去矿砂的废石;将青砂(高品位硫化锑)与花砂(低品位硫化锑)分开,这叫锤选;再把粒度在10毫米以 下的碎粉砂置于篾筛中,浸入水桶,以手捧筛旋转震摇,矿砂留于筛底,细末及泥土沉入桶内(即淘选);最后将淘选时沉入桶内的细泥砂置于三合土斜槽的高端,经水流使较轻的泥土与细砂分开(称为滴尘)。这时期较先进的选矿设施和技术是1909年水口山铅锌矿建成的选矿厂,该选矿厂能处理非手工所能选别的铅锌混杂砂,是我国第一座机械重力选矿厂。主要设备有鄂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圆筒回转筛、淘洗箱、威尔夫勒洗床等50台,日处理矿量200吨。全厂以蒸汽为动力,设有锅炉3台,共120匹马力。厂内装有手动吊车,原矿及废石利用卷扬机运输①。另外,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个旧选矿厂碎矿、磨矿和矿砂选别采用了碎矿机、磨矿机和摇床。

  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多仍采用土法冶炼。

  铜的土法冶炼工艺是先焙烧矿砂,然后进入鼓风炉冶炼,得到冰铜,进一步吹炼即得到粗铜。用土法炼出的粗铜一般只含铜85—90%,要得到精铜需要将粗铜放入反射炉精炼。1912年云南会泽开始用反射炉精炼铜,炼出99.5%的精铜。

  铅的土法冶炼,当用氧化矿原料冶炼时,将氧化矿直接加入鼓风炉,在高温下被木炭还原,熔铅从炉底流出。用硫化矿原料冶炼则要先脱硫,然后在鼓风炉中还原得铅。1910年湖南建立黑铅炼厂,从美国采购机械设备,以鼓风炉火法冶炼。这是我国当时唯一西法炼铅的炼铅厂,能日炼铅砂50吨。

  锡的冶炼在二十世纪以前普遍采用人力鼓风的土鼓风炉冶炼。1910年云南锡公司开始采用水箱鼓风炉和煤气反射炉炼锡,因效率低而继续用土炉冶炼。

  我国近代锑的冶炼技术有很大进步。1896年粤商黄大成创设大成公司,从日本引进冶炼生锑(硫化锑)技术。1908年梁焕奎兄弟创设华昌公司,从法国购得赫得士米德发明的蒸馏炼锑法专利,用挥发焙烧还原熔炼法从低品位矿砂中炼出纯锑,1909年工厂投产。我国锑冶炼在工艺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一是华昌公司的赫氏焙烧炉经我国工人的实践,建成中国式挥发焙烧炉(俗称直井炉)①,大大提高了冶炼的质量和产量。这种焙烧炉不受赫氏专利的限制,故而遍及全国各地。二是高品位的氧化矿经破碎还原后直接还原成纯锑。三是把炼纯锑后的泡渣再炼纯锑,即将还原熔炼所产炉渣先在反射炉或坩埚中重熔还原成粗锑,然后在反射炉中炼成纯锑。

  土法炼汞的土灶有蔑篓灶、葫芦灶、土圈灶(又称气包灶)三种,它们的冶炼方法一样,不过焙烧、冷凝部分形状各异,大小不同。1901年贵州铜仁万山汞矿采用与英法水银公司1902年竖炉炼汞大致相同的炼汞技术。

  在1949年前我国炼银一直采用如下的方法:先在水中淘洗含银的矿石细粉,得到精矿(称为“矿肉”),然后拌之以糊粉使成团,进行烧结,得到烧结块(称为“窖团”),再将“窖团”加入鼓风炉内冶炼,得到含银的铅,最后用灰吹法将铅氧化成密陀僧(PbO)除去,便得到银。云南、贵州等地近代仍采用类似上述的方法炼银。

  土法炼锌使用马槽炉,其工艺是将氧化铝矿和还原用的煤粉混合后装入陶质蒸馏罐内,罐内接漏斗,加上铁盖,将罐排列于长方形土砖炉格上,加灼炭于格间,再加炭团,随着温度升高,锌质还原上升遇铁盖凝集,沉入漏斗凹处,取出放入模中,即为锌块。

  

  ①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议,见《东华续录》卷151,第32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卷96,第21页。

  ③《张文襄公片牍》卷16“致海署”。

  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①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4—687页。

  ①刘汉明主编:《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0页。

  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6页。

  ①刘汉明主编:《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①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9卷《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①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9卷《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①赵天从:《锑》,冶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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