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 资本输出和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
1.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数量不多，总税额不过2至3亿美元。甲午战争为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打开了通路，中日《马关条约》标志着帝国 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资本输出的时期。它们攫取了在中国设厂、开矿、修铁路的一切投资特权，获得了大规模对华投资的机会。在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扩大了投资范围，并由清廷提供了在华投资的安全保障。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者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环境更好，投资额增加更快。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国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5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 5至 8倍；1914年达到 22亿美元以上，比甲午战争前增加 8至 11倍；1930年则已接近 35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11至 15倍。在投资者中，以美国、日本增长最快，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14年，外国在华投资，英国增长93.1％，美国增长24.8％，法国增长33.51％，德国增长28.27％，日本则为44.7％。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2.国民经济中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形成。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通过商品输出和从中国掠夺原料、土特产的商业流通活动实现的。外国在华所建企业也限于对华贸易的服务行业，地点多在通商口岸租界之中，工厂不多，规模不大。其产品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很小，没有形成一种经济成分。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外国在华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范围扩展到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工矿业、能源业、铁路航运业等重要产业部门。目的在于生产就地销售的商品。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在中外产业资本总额中占70％以上的优势地位，其中对华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国资本商行，光绪十八年（1892）为579家，1913年为3805家；在华贸易投资总额1914年为1.42亿美元，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14.2％。随着外国在华贸易投资的增长，洋行势力迅速扩大。甲午战争后，在中国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行，除了怡和等一些早就设立的洋行外，还出现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像英国的烟草公司、利华肥皂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资本的美孚油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垄断组织掌握一些部门的进出口商品，而最大的两个垄断组织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怡和洋行到1914年所辖企业有30多个，资本在4000万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0％以上操纵在洋行手中。
总之，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在前一时期控制中国海关、对外贸易、国际汇兑与航运基础上，又凭投资产业特权，从商品的生产领域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完成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第一步，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成分。中国的贸易和商业严重半殖民地化。
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对外贸易
1.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入超的上升。
甲午战争后，投资开设工矿企业所需的资金、货物与机器等进口的增加，使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加上对外贸易中的出超款项被就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继续上升，而且对外贸易和入超两者相促进交替上升。
对外贸易总值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4.91亿元，1927年为30.10亿元，33年间增加近6倍。中国出口净值光绪二十一 年为2.23亿元，1927年为14.32亿元，比光绪二十一年增加5.5倍；进口净值光绪二十一年为2.68亿元，1927年为15.79亿元，增加近3.5倍。由于进口多，出口少，以及列强用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手段，使中国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光绪二十一年入超4424.72万元，1919年入超2.6亿元，是光绪二十一年的5.87倍。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对中国商品倾销有所放松时，也年年入超，而且入超数额也呈上升趋势。
2.对外贸易中商品结构的变化。
第一，进口商品种类有较大增加。宣统二年（1910）商品进口总值155.8万元，达35项，其中有些进口商品的地位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鸦片输入明显下降。甲午战争前，鸦片进口值在12项主要进口货物总值比重中占20.5％，居首位。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及清廷采取禁烟措施，英国被迫逐步削减对华鸦片输出，并于1917年停止。1919至1921年间，鸦片占进口总值比重不到0.05％，此后不见于海关贸易统计。其次是生产资料进口值逐渐增加。甲午战争前，生产资料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不到10％。甲午战争后，生产资料的进口值逐渐增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已占15％，宣统二年（1910）占17.6％，1920年占28.5％。最后是棉织品取代鸦片在进口总值中居第一位。1913年棉织品和棉纱进口值约占对外贸易总值的1/3。随着国内中外棉纺织业生产的棉织品的增加，棉布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一直下降，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为20％以上，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为19.7％；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为16.7％，1919至1921年在一度回升后又降到10％以下。而棉纱比重有较大增长，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为14.6％，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跃升为18.6％，此后只是由于国内机制纱增加，棉纱的比重逐渐大幅度下降。
第二，出口商品种类的扩大。
清廷原来禁止出口的粮食和豆类已可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丝与丝织品出口比重下降，而经济作物的豆类、豆制品、籽仁、植物油却逐渐上升。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豆类在出口总值中仅占1.9％，1913年迅速增为5.8％，1925年达15.9％，到1928年便居出口商品首位。
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变化，说明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中国已变成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和原料产地，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主义之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部分。
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国内商业
1.国内商业的持续发展。
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国内商业出现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势必引起各口岸之间相互贸易的增加。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总额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7.4亿元，1913年为 17.42亿元，增加 2.4倍。
第二，清廷商业政策的调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地改变一些传统的限制国内商业的政策，采取设商部、制定商律、劝办商会、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这些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商业的发展。
第三，铁路运输提供了一定条件。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是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一次高潮，新建铁路长9253.28公里，平均每年兴建544.34公里。铁路的兴建，有助于商品流通，如扩大贸易区域，增加商品流通量，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加快商品流转速度等，以及后来大规模的群众收回路权斗争，均为国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条件。
第四，国内工矿业与社会分工有了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第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资本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为之服务的商业发展高潮到来，使国内商业在1913至1927年仍有持续发展。
综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27年国内商业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商品种类和商业经营对象的扩大。辛亥革命时期，汉口商业经营的品种，外货棉制品的品种达60种，杂货达27种，五金制品达15种以上；在国货方面达60余种。1913年以后，以进出口货的扩大最为典型，植物油和金属矿产作为重要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成了新的重要出口产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豆和籽仁已居中国出口贸易之首，在国内商业中也处于引人注目地位。
第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进出口商品都要经过国内市场进行交换，因此外贸对国内商业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商业也相应发展。1913年以前，国内各口岸相互贸 易增加和对外贸易增加的速度基本相一致。1913年以后，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的增加速度就超过对外贸易。
同时在增长的商品流通量中，中国产品埠际贸易（各口岸之间贸易）占的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由外国进口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49.6％，1916年为42.2％；向国外出口占全年贸易值比重，1913年为 35.1％，1916年为 39.4％；国产品的埠际贸易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15.3％，1916年为18.4％。
第三，商品流通渠道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大中城市为枢纽的，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农村的商业网。
上述商业的持续发展，只是对国内商业本身历史过程而言。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国内商业的发展则更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贸易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附性。
2.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
第一，经营范围扩大。在棉布行业业务发达的上海，纷纷出现新商号，光绪二十六年（1900）有 130余家，到 1913年约 200至300家。上海成为进出口棉布集散的枢纽，全国各地大城市棉布商都纷纷到上海设立商号。还有其他经营进口百货、西药、五金、呢绒、钢铁、化学原料的行业，在宣统二年（1910）以后也相继出现。
第二，经营规模的扩大。如上海有21个行业中发展起私人资本主义批发商。经营外货的商号也有增加，如汉口的京广杂货铺就改为以外货为主、广货为辅的经营出口货的商业行号；汉口的猪鬃业，刚产生时仅有7家商号，店主雇员不过70至80人，到宣统三年（1911）时商号增至60家，职工达2000余人。
第三，商业与产业资本联系更为密切。从沿海到内地的这些城市商业，与外国及本国的产业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联系还极其密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较快，在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销本国工业产品的批发字号，称为本厂百货字号，使商业更好地为产业资本服务。
第四，一批较大规模的近代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些商业企业与旧式商号最大区别在于：它们一开始创业，就采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以“经营环球百货，推销中华土产”的营业内容。比较有名的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主要由侨商在香港创办的多家百货公司；宣统二年（1910）在上海设立的先施公司和1918年在上海开办的永安公司。此外如哈尔滨的同记百货公司、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1912年，全国共有工、农、商、交通运输等各类股份公司977家，资本1.1亿多元，其中商业股份公司131家，占13.4％，资本 1343万元，占总资本的 12.1％。
这些近代商业企业由旧式商业继续向新式商业转化，如北京的瑞蚨祥，就是从以买贱卖贵剥削小生产者的旧商业，部分地变成为产业资本服务、分取剩余价值的新式商业。此外，还发生商人资本进一步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情形。以铁路为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侨商张煜南首先获准承办潮汕铁路，其后5年中，各省先后成立18个铁路公司，创业者中有不少是商人；也有通过斗争手段，主要是收回矿权、路权斗争，实现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出现商人投资产业的高潮，股份公司兴起，全国有工业公司531家，资本5480万元，占全国各类公司资本的49.4％，其中大量是由商业资本转化来的。同治十一年（1872）至1913年，创办或投资于棉纺织业、面粉业和轮船业的商人有37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数的18.3％。1914至1920年，同类企业的投资户为65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的53.7％，成为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最盛之时。而且投资近代企业的商人，1913年以前主要是封建性旧式商人，1914至1922年主要是新兴商人。
当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与外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更大的独立性。
3.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
中国国内商业的发展，绝对改变不了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的状况。协定关税和5％的低税率，使外国有力地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2.5％的子口税，为外贸和土特产的进出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流转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就以中外棉商负担的税捐为例：1927年华商由山西运棉至天津，每担缴纳各种厘捐3.73元，而外商每担只纳0.254元的子口税。华商的负担为外商的14.4倍，因此，外商掌握绝对竞争优势而左右中国国内市场。加之在甲午战争后，外资取得对铁路修筑、经营、运输的种种特权，更加强了外国支配国内市场的力量。
与此同时，外国洋行进一步扩展从城市到乡村的商业掠夺网，以巩固这一优势地位，甚至直接操纵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使中国市场进一步为其进出口贸易服务，逐渐从属于世界市场。首先，国内市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而波动，中国茶在世界市场地位下降后，相应在国内市场地位也下降，以至在埠际贸易额中降到棉货、桐油、面粉等之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原料生产地后，国外工业所需要的新的原材料增多，于是中国的大豆、花生、猪鬃、麻、桐油等经济作物就先后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并且在国内市场也活跃起来，逐渐占居重要地位。而粮食进口年年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05）占进口总值的2.9％，1913年为5.2％，1916年为6.8％，国内市场上充斥进口粮食，严重排斥了国产粮食，造成农民的破产和中国农业的凋敝。其次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也为世界市场所决定。
总之，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中国国内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支配下，已从属于世界市场，中国商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加深了一步。
1.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数量不多，总税额不过2至3亿美元。甲午战争为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打开了通路，中日《马关条约》标志着帝国 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资本输出的时期。它们攫取了在中国设厂、开矿、修铁路的一切投资特权，获得了大规模对华投资的机会。在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扩大了投资范围，并由清廷提供了在华投资的安全保障。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者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环境更好，投资额增加更快。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国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5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 5至 8倍；1914年达到 22亿美元以上，比甲午战争前增加 8至 11倍；1930年则已接近 35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11至 15倍。在投资者中，以美国、日本增长最快，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14年，外国在华投资，英国增长93.1％，美国增长24.8％，法国增长33.51％，德国增长28.27％，日本则为44.7％。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2.国民经济中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形成。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通过商品输出和从中国掠夺原料、土特产的商业流通活动实现的。外国在华所建企业也限于对华贸易的服务行业，地点多在通商口岸租界之中，工厂不多，规模不大。其产品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很小，没有形成一种经济成分。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外国在华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范围扩展到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工矿业、能源业、铁路航运业等重要产业部门。目的在于生产就地销售的商品。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在中外产业资本总额中占70％以上的优势地位，其中对华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国资本商行，光绪十八年（1892）为579家，1913年为3805家；在华贸易投资总额1914年为1.42亿美元，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14.2％。随着外国在华贸易投资的增长，洋行势力迅速扩大。甲午战争后，在中国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行，除了怡和等一些早就设立的洋行外，还出现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像英国的烟草公司、利华肥皂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资本的美孚油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垄断组织掌握一些部门的进出口商品，而最大的两个垄断组织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怡和洋行到1914年所辖企业有30多个，资本在4000万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0％以上操纵在洋行手中。
总之，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在前一时期控制中国海关、对外贸易、国际汇兑与航运基础上，又凭投资产业特权，从商品的生产领域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完成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第一步，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成分。中国的贸易和商业严重半殖民地化。
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对外贸易
1.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入超的上升。
甲午战争后，投资开设工矿企业所需的资金、货物与机器等进口的增加，使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加上对外贸易中的出超款项被就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继续上升，而且对外贸易和入超两者相促进交替上升。
对外贸易总值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4.91亿元，1927年为30.10亿元，33年间增加近6倍。中国出口净值光绪二十一 年为2.23亿元，1927年为14.32亿元，比光绪二十一年增加5.5倍；进口净值光绪二十一年为2.68亿元，1927年为15.79亿元，增加近3.5倍。由于进口多，出口少，以及列强用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手段，使中国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光绪二十一年入超4424.72万元，1919年入超2.6亿元，是光绪二十一年的5.87倍。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对中国商品倾销有所放松时，也年年入超，而且入超数额也呈上升趋势。
2.对外贸易中商品结构的变化。
第一，进口商品种类有较大增加。宣统二年（1910）商品进口总值155.8万元，达35项，其中有些进口商品的地位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鸦片输入明显下降。甲午战争前，鸦片进口值在12项主要进口货物总值比重中占20.5％，居首位。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及清廷采取禁烟措施，英国被迫逐步削减对华鸦片输出，并于1917年停止。1919至1921年间，鸦片占进口总值比重不到0.05％，此后不见于海关贸易统计。其次是生产资料进口值逐渐增加。甲午战争前，生产资料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不到10％。甲午战争后，生产资料的进口值逐渐增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已占15％，宣统二年（1910）占17.6％，1920年占28.5％。最后是棉织品取代鸦片在进口总值中居第一位。1913年棉织品和棉纱进口值约占对外贸易总值的1/3。随着国内中外棉纺织业生产的棉织品的增加，棉布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一直下降，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为20％以上，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为19.7％；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为16.7％，1919至1921年在一度回升后又降到10％以下。而棉纱比重有较大增长，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为14.6％，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01—1903）跃升为18.6％，此后只是由于国内机制纱增加，棉纱的比重逐渐大幅度下降。
第二，出口商品种类的扩大。
清廷原来禁止出口的粮食和豆类已可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丝与丝织品出口比重下降，而经济作物的豆类、豆制品、籽仁、植物油却逐渐上升。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豆类在出口总值中仅占1.9％，1913年迅速增为5.8％，1925年达15.9％，到1928年便居出口商品首位。
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变化，说明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中国已变成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和原料产地，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主义之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部分。
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国内商业
1.国内商业的持续发展。
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国内商业出现持续发展的势头。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势必引起各口岸之间相互贸易的增加。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总额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7.4亿元，1913年为 17.42亿元，增加 2.4倍。
第二，清廷商业政策的调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地改变一些传统的限制国内商业的政策，采取设商部、制定商律、劝办商会、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这些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商业的发展。
第三，铁路运输提供了一定条件。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是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一次高潮，新建铁路长9253.28公里，平均每年兴建544.34公里。铁路的兴建，有助于商品流通，如扩大贸易区域，增加商品流通量，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加快商品流转速度等，以及后来大规模的群众收回路权斗争，均为国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条件。
第四，国内工矿业与社会分工有了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第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资本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为之服务的商业发展高潮到来，使国内商业在1913至1927年仍有持续发展。
综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27年国内商业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商品种类和商业经营对象的扩大。辛亥革命时期，汉口商业经营的品种，外货棉制品的品种达60种，杂货达27种，五金制品达15种以上；在国货方面达60余种。1913年以后，以进出口货的扩大最为典型，植物油和金属矿产作为重要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成了新的重要出口产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豆和籽仁已居中国出口贸易之首，在国内商业中也处于引人注目地位。
第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进出口商品都要经过国内市场进行交换，因此外贸对国内商业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商业也相应发展。1913年以前，国内各口岸相互贸 易增加和对外贸易增加的速度基本相一致。1913年以后，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的增加速度就超过对外贸易。
同时在增长的商品流通量中，中国产品埠际贸易（各口岸之间贸易）占的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由外国进口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49.6％，1916年为42.2％；向国外出口占全年贸易值比重，1913年为 35.1％，1916年为 39.4％；国产品的埠际贸易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15.3％，1916年为18.4％。
第三，商品流通渠道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大中城市为枢纽的，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农村的商业网。
上述商业的持续发展，只是对国内商业本身历史过程而言。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国内商业的发展则更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贸易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附性。
2.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
第一，经营范围扩大。在棉布行业业务发达的上海，纷纷出现新商号，光绪二十六年（1900）有 130余家，到 1913年约 200至300家。上海成为进出口棉布集散的枢纽，全国各地大城市棉布商都纷纷到上海设立商号。还有其他经营进口百货、西药、五金、呢绒、钢铁、化学原料的行业，在宣统二年（1910）以后也相继出现。
第二，经营规模的扩大。如上海有21个行业中发展起私人资本主义批发商。经营外货的商号也有增加，如汉口的京广杂货铺就改为以外货为主、广货为辅的经营出口货的商业行号；汉口的猪鬃业，刚产生时仅有7家商号，店主雇员不过70至80人，到宣统三年（1911）时商号增至60家，职工达2000余人。
第三，商业与产业资本联系更为密切。从沿海到内地的这些城市商业，与外国及本国的产业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联系还极其密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较快，在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销本国工业产品的批发字号，称为本厂百货字号，使商业更好地为产业资本服务。
第四，一批较大规模的近代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些商业企业与旧式商号最大区别在于：它们一开始创业，就采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以“经营环球百货，推销中华土产”的营业内容。比较有名的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主要由侨商在香港创办的多家百货公司；宣统二年（1910）在上海设立的先施公司和1918年在上海开办的永安公司。此外如哈尔滨的同记百货公司、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1912年，全国共有工、农、商、交通运输等各类股份公司977家，资本1.1亿多元，其中商业股份公司131家，占13.4％，资本 1343万元，占总资本的 12.1％。
这些近代商业企业由旧式商业继续向新式商业转化，如北京的瑞蚨祥，就是从以买贱卖贵剥削小生产者的旧商业，部分地变成为产业资本服务、分取剩余价值的新式商业。此外，还发生商人资本进一步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情形。以铁路为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侨商张煜南首先获准承办潮汕铁路，其后5年中，各省先后成立18个铁路公司，创业者中有不少是商人；也有通过斗争手段，主要是收回矿权、路权斗争，实现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出现商人投资产业的高潮，股份公司兴起，全国有工业公司531家，资本5480万元，占全国各类公司资本的49.4％，其中大量是由商业资本转化来的。同治十一年（1872）至1913年，创办或投资于棉纺织业、面粉业和轮船业的商人有37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数的18.3％。1914至1920年，同类企业的投资户为65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的53.7％，成为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最盛之时。而且投资近代企业的商人，1913年以前主要是封建性旧式商人，1914至1922年主要是新兴商人。
当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与外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更大的独立性。
3.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
中国国内商业的发展，绝对改变不了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的状况。协定关税和5％的低税率，使外国有力地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2.5％的子口税，为外贸和土特产的进出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流转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就以中外棉商负担的税捐为例：1927年华商由山西运棉至天津，每担缴纳各种厘捐3.73元，而外商每担只纳0.254元的子口税。华商的负担为外商的14.4倍，因此，外商掌握绝对竞争优势而左右中国国内市场。加之在甲午战争后，外资取得对铁路修筑、经营、运输的种种特权，更加强了外国支配国内市场的力量。
与此同时，外国洋行进一步扩展从城市到乡村的商业掠夺网，以巩固这一优势地位，甚至直接操纵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使中国市场进一步为其进出口贸易服务，逐渐从属于世界市场。首先，国内市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而波动，中国茶在世界市场地位下降后，相应在国内市场地位也下降，以至在埠际贸易额中降到棉货、桐油、面粉等之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原料生产地后，国外工业所需要的新的原材料增多，于是中国的大豆、花生、猪鬃、麻、桐油等经济作物就先后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并且在国内市场也活跃起来，逐渐占居重要地位。而粮食进口年年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05）占进口总值的2.9％，1913年为5.2％，1916年为6.8％，国内市场上充斥进口粮食，严重排斥了国产粮食，造成农民的破产和中国农业的凋敝。其次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也为世界市场所决定。
总之，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中国国内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支配下，已从属于世界市场，中国商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加深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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