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洪、杨内讧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军事上继续发展，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地区多入版图。在内部，基于洪秀全的以上帝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论，以衣食与共、安老怜幼恤孤为伦理准则，起着鼓舞人心和团结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的事业具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发生于咸丰六年（1856）下半年的领导集团内讧，使太平天国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内讧主要发生于洪、杨、韦、石四人之间，特别是在洪秀全、杨秀清之间。

　　洪、杨间的矛盾种因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体制。洪秀全为拜上帝会教主，起义后为太平天国天王，本应是太平天国第一人。但自杨秀清被承认为天父代言人后，洪秀全的地位事实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洪秀全称天父之次子，曾亲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杨秀清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就必须俯伏听命。这样，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杨间关系之得到正常协调，就只能依靠杨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权力。

　　但杨秀清的权势欲很大，不能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他获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诫会众应确信洪秀全是他们的“主”，这起了巩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洪、杨间的一种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频繁，所作指示的内容五花八门。根据现存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张、打击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书的政策即是一例。杨秀清还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过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张，否定过洪秀全出版新旧约《圣经》的决定。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无论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确，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伤害。

　　更有甚者，杨秀清还常因一些细小的事情频频以天父名义使洪秀全难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名女官过严，天父竟下凡要当众杖责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问候婆母时应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责备，告以此等事也应与杨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龙殿，召洪秀全之妻出来加以“教导”。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难以容忍的。

　　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类内容是处分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和其他犯罪人员。这类事很多，处分往往随意而严厉。如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因犯天条——私自与妻同宿而被天父判决立即双双斩首；燕王秦日纲因作战失利获罪被贬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报告女官对杨秀清失敬的话而被即行处死；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通告众人而被杖责四十①，等等。

　　杨秀清在起义之初已被封为军师，但他获得节制西王以下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在几个月以后，始于被封为东王之时。无论军师或东王，同天王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是明确的，从现存的若干文书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处决吸食鸦片犯、修缮天王府、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等，均由杨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说明。军师、东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虚君制之首相、总理可比。杨秀清之所以权倾上下，可以不经过洪秀全而任意处分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内，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军师，而是因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权力是无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杨秀清正是凭借这样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夺了有司的职权并使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官员难堪的。

　　洪秀全性格刚毅执著，又有浓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难以容忍杨秀清的侵逼；但杨秀清有大功于起义，“天父降凡”久已成为立国之本，所以只好长期隐忍不发，然而，杨秀清的权势欲没有止境，虽在“天父降凡”时可以为所欲为，仍不满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属早就公开扬言“四海之内有东王”、“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咸丰六年（1856）夏，击溃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就进一步威胁洪秀全天王的地位。这使洪秀全忍无可忍。于是矛盾剧发。

　　杨秀清威胁洪秀全地位的具体内容，据李秀成供词是“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沿封建旧制和民间旧习，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万岁和九千岁的区别是君臣间的分界标志，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颁布的《太平礼制》一书，对此规定很严。杨秀清也称万岁，至少意味着“君臣不别”，与洪秀全并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杨秀清逼洪秀全去东王府的日期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杨秀清的要求，但同时却密召其时在外督师的北王韦昌辉等迅速返京。杨秀清自以为计划将要实现，但他在此前对一些高级重要人物的错误处置，却孤立了自己，为洪秀全加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年4月11日），杨秀清为了自作威福，杖责地位仅次于他的韦昌辉。六月十五日（7月16日），杨秀清锁押洪秀全次兄洪仁达。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领导集团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又批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①。这几乎把所有领导人推向了对立面。

　　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年9月2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自外地回师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次日，洪秀全以韦、秦杀戮过多，下诏处以鞭刑。杨秀清部属数千人前往观刑，当晚又遭袭杀。此后，忠于洪秀全的和韦昌辉、秦日纲等的部队同杨秀清的余众在城内交战，被杀者数以万计。

　　洪秀全因杨秀清逼迫而密召韦昌辉等回京，是否同时也密令韦杀杨秀清，这是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的。从杀杨以后洪秀全责备他们株连太多，仅处以鞭刑来看，杀杨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图的，是为洪秀全解决了问题。

　　杀杨后不久，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石达开自湖北前线赶回天京。石达开也是应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远到达较迟。他也久不满于杨秀清的专横，但他同时也谴责韦昌辉等滥杀无辜，危及国家。当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难，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和秦日纲。石达开得到众多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杀了韦、秦，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推举他“提理政务”，时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末。

　　这次血腥的内部斗争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领导核心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和至少两万名将士，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石达开富于谋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国的前途仍大有可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问题。

　　洪、石间矛盾的主要问题是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当时已担任中级将领的李秀成叙述双方的关系和将士的态度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①洪秀全封两位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但这两位兄长并无才干，议事时众人不听，石达开议事则“环绕以听”。石达开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牵制越多，以致石达开不安于位，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达开独立行动，脱离了天京政权。

　　

　　①以上事例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①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①李秀成供词，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