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①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①，并多次派人向奕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发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在这份奏折里，奕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0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③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①。奕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任命奕、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②。由此出发，奕于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①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未解，对奕鄙夷不屑，将奕的内政、外交政策搁置不理。咸丰帝虽委托奕办理和局，而且后来的和议经奕办理结束，但咸丰帝与奕的隔阂始终未能消除。和议成，奕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②彼此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①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54页。
③《洋务运动》第1册，第2页。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②《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②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354页。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①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①，并多次派人向奕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发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在这份奏折里，奕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0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③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①。奕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任命奕、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②。由此出发，奕于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①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未解，对奕鄙夷不屑，将奕的内政、外交政策搁置不理。咸丰帝虽委托奕办理和局，而且后来的和议经奕办理结束，但咸丰帝与奕的隔阂始终未能消除。和议成，奕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②彼此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①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54页。
③《洋务运动》第1册，第2页。
①《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②《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②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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