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发动反袁的护国战争 蔡锷在北京任职期间，正是袁世凯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对外大举卖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时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0日，解散国会；5月1日，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又陆续恢复前清官制，“民国”成了块空招牌。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竟于5月9日宣布承认；8月14日，更指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9月19日，又有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变更国体”。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从此紧锣密鼓开台。

　　面对着国家危于累卵、群魔乱舞的紧迫局面，沉着、机智的蔡锷，冷眼旁观，积极思考。对外来侵略，他毫不含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决心，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②。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一方面认识到“此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巨，……颇属危险”①；一方面则表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后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会见梁启超，彻夜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声气，嘱令他们“稳静”、“慎重”从事，“加意布署镇慑”②，并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划。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8月25日，袁氏爪牙执赞成帝制题名录前来统率办事处试探，他即带头签名表示拥护①。与此同时，他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与名妓筱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他乘机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蔡母及蔡夫人离京后，袁世凯密派便衣特务闯入蔡锷住宅，翻箱倒柜，检查信件电报，无所获。蔡锷严词抗议。袁故作姿态，饬军警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罪犯加以处决，以资掩饰。至此，蔡锷决计秘密逃出北京。

　　蔡锷逃出北京，转赴云南，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以患病为借口达到逐步脱身的目的。1915年10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凯说：“锷于本月初忽患喉痛，因连日从公，未甚留意，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则红肿异常，言语失调，饮食亦为之锐减。迭经医治，未见痊可。现就西医诊视，据云肺胃积热，兼有外感，亟宜避风少言，医药始能收效等语。拟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批示：“准予给假五日。”②11月中旬，他再次呈文袁世凯，以“病体未痊”为由，“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袁批示“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③他到天津后，与梁启超作了进一步的筹划。11月22日，又向袁世凯呈文，说“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请“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袁批示：“着给假两月。”①11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说自己“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明确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袁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归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②于是12月2日，他便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离津前，他与梁启超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③蔡锷抵达日本后，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与此同时，他请石陶钧带着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石间日寄一封信给北京袁的亲信唐在礼等人，逐日报告游历状况和养病情形，以掩饰行踪。不久，袁世凯获悉蔡锷潜赴云南，大吃一惊，立即电令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伺机狙击或捕杀。但在唐继尧之弟、警卫团长唐继虞的迎接和护送下，袁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时滇军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原国民党骨干分子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亦先后来滇，共同策划反袁战争。12月21、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联合召开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3日，便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④。同日，蔡锷与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戴戡联名将前电通告各省。次日，他又与戴戡联名致电袁世凯，“为最后之忠告”，要求袁“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废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①但是，袁世凯不听“忠告”，到期拒不作答。于是，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②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79年版。

　　①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云南嵩明县教育局1943年石印。

　　②《致刘显世电》（1915年8月20日）。

　　①见1915年8月下旬致唐继尧、刘显世、黄永社等各电。

　　②《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1915年8月25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13页。

　　③《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日。

　　①《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1日。

　　②《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7日。

　　③《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日。

　　④《与梁启超的谈话》（1915年11月）。

　　①《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