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末民初各类学校中的天文教育 中国近代天文教育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一些新式学堂。

　　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1866年在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开始讲授自然科学知识。京师同文馆学制8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逐渐增设历史、地理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最后两年要学“天文测算”。对于不学外国语言文字者，则学制5年，“天文测算”课安排在第四、第五年。实际上天文课到1877年才开始添设，最初均由外国教习讲授，后来渐有毕业生担任副教习。当年的考题有“克伯尔测天文三纲，试一一言之”，“行海路定船方位之法，求表明”，“详论海王星，从何而始知有此星？”“测木星小月之月蚀，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详论之”，“土星之光环，详论其理”等题。可见讲授的内容侧重于基础天文以及与航海、测量等有关的实用天文知识，这也是早期各类学校中天文教育的共同特点。据文献记载，同文馆内还建有配合教学用的观星台。天文教习骆三畏（S.M.Russell）曾与学生合译教科书《星学发轫》。从1878至1898年，每年由洋教习算辑，学生翻译一本《中西合历》。②上海广方言馆也讲授自然科学，开设有天文科。由当时江南天算名家贾步纬（1829—1902）和一位英国人担任天文教习，内设天文馆，有观测仪器。每年编辑一本航海年历即《航海通书》。贾步纬曾与傅兰雅合译《恒星赤道经纬表》1册。此外，诸如上海的格致书院这类学堂也讲授天文知识。

　　在清末民初的天文教育中，实用天文教育比较突出，在一些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中，凡与航海或测量有关的学科都教授实用天文学。早期聘请外国教习讲授，以后逐渐由中国人接替。例如1866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和1880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的驾驶班，稍后创办的唐山路矿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太原山西大学堂等学校的土木工程科等都教授实用天文。清末京师测绘学堂和民初的陆地测量学校是培养测绘人才的教育机构，其三角科以实用天文为主课。京师陆地测量学校高等科有些毕业生，如曹谟、刘述文等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骨干。①近代中国大学的天文教育与其他学科相比，发展相对迟缓。虽然早在1903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已规定格致科大学分算学门、星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6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也规定大学理科要设星学门，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师资和必要的近代天文观测设备，直至一十年代末，全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有单独的天文系，只有一所教会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于1917年设立了天文与数学合并的天算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只是在数学系或数理部、物化部内开设有天文课。

　　齐鲁大学是1917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与青州、济南的一些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天文教育在文会馆时期已初具规模。文会馆实为一个不分院系的书院，实行通才教育，所有学生兼学文、理、天文诸科。学制9年，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据1891年所印课程表，与天文学有关的课程，第三年有“测绘学”，第六年有“天文揭要”。该校以中文授课，教科书自编。天文教科书有美国教习赫士（W·M·Hayes）编译的《天文揭要》和《天文初阶》两本。文会馆已具备当时首屈一指的天文观测设备，建有观星台，台内装置有狄考文1879年休假回美时劝募到的一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齐鲁大学成立后开始分系。天算系最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1893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后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是法国天文学会会员，编有《实用天文学》、《普通天文学》两本教科书，当是中国天文界的老前辈。另一名教员也是登州文会馆毕业生。齐大天文台除原有的那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外，又添置一架16厘米折射望远镜。①总的来说天文学已在中国近代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当时天文教育的范围非常有限，学生也极少。

　　

　　②康有为：《诸天讲》1930年。

　　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67页。

　　①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