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

第一节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

  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①《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

  ①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

  ②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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