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近代后编(1919-1949)(下册)

第二十一章 张作霖

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卷主编


  第二十一章 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其父张有财经营小商铺,常出入赌场,负债累累,家境败落。张作霖14岁丧父,在私塾读书仅数月便辍学,后浪迹江湖,曾学习兽医,粗通门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投入毅军,因“机警过人”,被提升为骑兵哨长(排长)①。战后,他解甲还乡,在大高坎镇开设兽医庄,娶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为妻。1901年,赵氏生长子张学良。

  本世纪初,辽河流域战乱频繁,散兵游勇与失业流民,落草聚众,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马胡子”)。地方绅商也组织乡团,“抽饷养兵,名曰保险”②。这些地方武装大多亦兵亦匪,在管辖地域内维持治安,但往往越过辖区勒索抢劫。张作霖在岳父的协助下,自建“保险队”。其后,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相继率众归顺他,其声势日大。

  1902年,张作霖率部数百人,委托八角台等地方绅商具保推荐,由新民知府增韫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被任命为巡防马步游击队管带(营长)。

  1904至1905年,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殖民权益,在我国东北发动大规模战争。张作霖利用战争扩展实力。起初,他暗助俄国,从中渔利,其后,又见风转舵,“为日本军效力”。①日俄战争后,为维持社会治安,东北当局整编地方军队,张作霖经营有术,官运亨通。1906年,张作霖所部扩编为马步五营,张任五营统带(团长)。张作霖被招抚后,奉命剿匪,屡屡建功,相继消灭田玉本,计擒杜立三,辽西地区土匪基本扫平。1907年,张作霖被提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张作霖所部到郑家屯(今辽宁双辽县)、洮南一带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张作霖率军奔驰在漠北荒原,“炎沙寒雪、艰苦备尝”②,苦战数年,终将叛匪敉平。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溶与蓝天蔚等新军将领策动响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纳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的建议,急调驻防辽源巡防营旧军入卫。张作霖闻讯,密令所部从洮南日夜兼程,直奔奉天(今沈阳)。在张作霖的武力协助下,赵尔巽强制新旧军将领通过“保境安民”的方针,策动咨议局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公举”赵为会长、张兼任军政部副部长,以遏制革命形势的发展。随后,赵尔巽又指示张作霖剥夺蓝天蔚的军权,逼迫其离奉南下,并设计诱杀张溶,将其家产洗劫一空③。

  接着,全城展开大搜捕,许多革命志士遇难。张作霖因绞杀革命得力,被任命为巡防营务处总办。

  1912年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作霖由“勤王保皇”者,变为效忠袁世凯的干将。同年9月,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成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最重要的实力派军阀。

  1913年3月,袁世凯策划对南方革命党发动战争,为免除后顾之忧,特召见张作霖加以慰勉。随着张的羽毛日益丰满,袁唯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于1914年8月,企图以“护军使”之衔,将其调往内蒙古。张闻讯鼓动奉天绅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打消原意。

  1915年8月,袁世凯为箝制张作霖,委任亲信段芝贵为奉天督军并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只得佯示欢迎。此时,袁世凯正在图谋复辟帝制,张密电劝进,声言“关外敢有异议者,以身当之”①。袁“登极”时,论功行赏,段芝贵封公爵,张封子爵。张大失所望,即日递呈请假。1916年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张作霖与冯德麟合谋,将段逐出奉天。陷于四面楚歌的袁世凯,被迫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冯为帮办。张终于实现执掌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6月,袁忧愤毙命,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张作霖掌握奉天军政大权后,重用地方人材,任命留日军事专家杨宇霆为军署参谋长,迅速擢升政绩卓著的王永江为财政厅长兼代奉天省长。王永江精吏治、善理财,全省财政面貌一新。奉系悍将汤玉麟目无法纪,与王发生激烈冲突,张作霖坚决支持王整肃法纪,不惜与汤决裂。

  1917年初,北京政府在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上发生“院府之争”。张作霖支持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派代表出席徐州督军团会议,通电要求解散国会,一度宣布奉天“独立”,向总统黎元洪示威。在“独立”期间,他乘机扩充军队,组建第二十九师,任命吴俊升为师长。同年6月,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张作霖起初骑墙观望,复辟失败后,张乘冯德麟因参与逆行被捕之机,吞并其二十八师。至此,奉天成为张作霖的一统天下。

  同年夏,张作霖借黑龙江内部政争的机会,保荐其儿女亲家鲍贵卿为黑省督军,将势力扩展到黑龙江。随后,张又设法谋取吉林,因吉林督军孟恩远的抵制,未能得手。

  复辟失利后,北京政府由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直、皖两系分掌大权。其时,国内政局除南北对峙(南方成立护法军政府)外,北洋军阀内部直系与皖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对南方的政策上,皖段推行“武力统一”,而直冯则主张羁靡制约。1918年2月,皖系干将徐树铮策动奉系在秦皇岛“截领”直系军械50000527_1191_0①,鼓动张作霖入关问鼎中原。3月,奉军奉命挺进,张作霖以支持对南方用兵之名,欲谋取更大的权力。9月,皖系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特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总揽了东北三省兵马大权。同年秋,一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与支持皖系的日本抗衡,策动南北和谈,日本被迫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年底,奉军撤出关外。

  1919年7月,张作霖在日本侵华势力的协助下,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解除职务,由北京政府下令调鲍贵卿为吉林督军,任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至此,张作霖将东三省纳入其统治范围。从此,奉系军阀取得与直、皖两系鼎足而立的地位。

  张作霖在东三省崛起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已攫取了重大的权益,长春以北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为实现“东北王”的统治野心,不惜卑躬屈膝,向日本表示亲善。张作霖成为奉天督军后,日本统治阶层将扶植和利用张定为其扩大侵华的方针之一。1916年6月,日本为支持张作霖整理全省财政,通过朝鲜银行奉天支行向奉天政府贷款300万。其后,张作霖向吉林和黑龙江扩张势力,都得到日本的支持与协助。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震动全国。张作霖在东北对爱国民众运动“严加取缔”①,得到日本当局的赞许。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派驻奉总领事向张面谢。1920年10月,东北延边地区爆发民众举义抵抗日本扩张的“珲春事件”。奉天当局配合日本侵略势力将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张作霖不仅与日本军政界交往密切,而且同日本财团也有联系。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与张作霖为莫逆之交,双方合资成立“兴发公司”,联合开发内蒙古东部资源,推动了日本向东北投资的迅速发展。张作霖在东北地区奉行亲日政策,主要目的是“互相利用,交换利益”。①张作霖割据东三省后,野心日益膨胀,极力向关内扩张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此前,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日大,成为奉系向蒙疆扩张的障碍,改变对皖系的支持,暗中加入直系策划的反皖八省联盟。战争一爆发,张立即率军入关,助直倒皖。皖系大败,直系与奉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继续担任傀儡总统。同年9月,张作霖以出征外蒙古为名,迫使北京政府任命奉军将领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1921年5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被特派兼任蒙疆经略使。10月,奉军向热河推进,张作霖又胁迫北京政府批准奉系将领汲金纯为热河都统。绥远都统马福祥也“望尘景附”②。这样,张作霖不但君临东北三省,而且兼辖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俨然成为“满蒙”之王。

  直皖战争后,张作霖与直系新首领曹锟商议决定,联合支持靳云鹏组阁。但其后,直奉双方在分割地盘、任用官吏上迭生矛盾。张作霖为对抗直系,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并利用交通系要员梁士诒、叶恭绰等扳倒靳阁。1921年12月,张作霖入京支持亲日官僚梁士诒组阁,引起直系第二号首领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代表对于山东问题展开激烈舌战。梁士诒电令中国代表,接受日方提出的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改为中日合办等条件。吴佩孚抓住这一题目,接连电责梁士诒亲日卖国,并攻击梁的后台张作霖。吴电声明:“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人民之公敌。”①于是,直奉关系日趋紧张。

  1922年4月初,奉军大举入关。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在直隶境内爆发。前线奉军多为绿林兵将,素质较差,指挥接连失误,仅一星期,西路、东路相继溃败,直军乘胜追击,奉军损失惨重。第二梯队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奉系新军作战英勇,坚守榆关,直军被拒山海关之外。

  奉军战败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但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根基稳固,非大总统的一纸公文所能动摇。6月上旬,东三省议会通电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

  东北“自治”后,张作霖为向直系复仇,广招人材,整军练武。7月,奉军设立陆军整理处,实行精兵主义,汰弱留强,统一整编为“镇威军”,总计兵力约25万。全军强化军训,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改革军需制度。同时,建立海军,扩建空军,投巨资改建奉天兵工厂。仅两年左右,奉军由绿林式的乌合之众,跃为训练有素的劲旅。为广泛培养各种人材,1923年春,东北当局不顾日本的“抗议”②,建立东北大学,由王永江首任校长。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之际,直系军阀把持中枢,倒行逆施,怨声载道。曹锟贿买议员窃据总统之位,秽声四起;吴佩孚色骄志矜,滥用武力。因此,各地反直浪潮不断兴起。张作霖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皖系首脑段祺瑞及浙督卢永祥联系,结为反直三角联盟。同时,张作霖秘密拉拢直系将领冯玉祥,分化对手。

  1924年9月,直皖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立即响应浙卢,通电讨直。13日,张亲率六路大军向关内挺进。吴佩孚率三军迎击。双方主力激战于山海关,奉军攻破石门寨,直军战局危急。10月23日,冯玉祥倒戈,率军急速返京,占领要地,囚禁曹锟,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派兵迎战直军主力。直军腹背受敌,全军一片混乱,奉军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吴佩孚仓皇出逃,直军迅速溃败,奉军大获全胜。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与冯玉祥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虽然张、段紧随冯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随着曹、吴倒台,奉、皖、粤三角联盟已经瓦解。此时,皖系实力所存无几,段祺瑞为平衡张与冯之间的关系,煞费苦心。1925年春,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占据西北地区及京汉线北段。同时,张作霖被任命为东北边防督办,奉军沿津浦线向南扩张。5月,奉军以援皖为名,举兵南下,仅三个月,便占据了山东、江苏、安徽,并将势力伸展到上海。

  奉系向东南扩张,使浙督孙传芳深感威胁。10月15日,孙联合闽、赣、苏、皖等省的直系旧部,号称五省联军,通电反奉。奉军脚跟未稳,一败涂地。11月,孙军攻占徐州,奉军撤回山东。正当孙军乘胜推进之际,吴佩孚在武汉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兵锋指向河南的国民军。而冯玉祥则暗中与孙传芳建立联系,南北呼应威胁奉军。

  浙奉战争之后,奉系内部郭松龄倒戈,爆发反奉战争。事前,郭派人与冯玉祥密结反奉联盟。11月24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通电谴责张作霖穷兵黩武,并率军出关。郭军迅速攻占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危在旦夕的张作霖准备逃往大连。日本关东军趁机提出扩大满蒙侵略权益的要求,作为“援助”条件,张立即表示接受,以换取日本的武力干涉①。12月23日,巨流河决战,郭军失利。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从容就义。

  1926年初,张作霖以讨伐郭军残部魏益三为名,再次向关内进兵,与进援郭军残部的国民军隔滦河对峙。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劝谏张:“抛弃历来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向关内染指”,削减军费,发展实业,振兴教育等建议②,遭张拒绝,王愤然辞职,翌年病逝。王下野后,随着军费的恶性膨胀,奉省金融日趋混乱,奉票急剧贬值。

  为进攻已占据直隶的国民军,张作霖与吴佩孚弃嫌修好,签订反冯盟约。3月,奉直联合发起进攻。敌视国民军的列强,也公然以武力威逼,国民军被迫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张、吴北京会晤,但同床异梦。

  正当奉吴联合进攻国民军之际,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6月举兵北伐。国共合作,北伐军所向披靡,10月初攻克武昌,吴佩孚败退河南。奉鲁军乘人之危,以索饷为名,迫使以吴为背景的杜锡珪摄政内阁辞职。在奉系的默许下,由外交总长顾维钧兼摄内阁总理。同时,张作霖命奉鲁军沿京汉路南下,进占吴军控制的保定、大名。

  11月初,继吴败北之后,孙传芳军在江西战场也遭北伐军重创。奉系遂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张作霖在天津召开“蔡园会议”,商议对策。孙传芳微服北上,亲自向奉系输诚求援,与张宗昌等联袂以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登上北洋军阀盟主的宝座。随后,张作霖率众入京。奉系继续支持顾维钧改组内阁,蝉联执政。

  1927年2月,张作霖以援鄂为名,下令奉鲁军分兵两路,进军河南。3月中旬,张学良率奉系精锐三、四军团,与吴军决战,攻克郑州,吴佩孚残余势力败亡。4月6日,在“南北妥协联合反赤”的逆流中,张作霖密令北京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并残酷地绞杀了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同年春夏之交,北伐之师继续推进。5月底,冯玉祥率国民军出潼关与武汉唐生智军队会师,威逼奉军嫡系军团。6月初,南京北伐军攻克徐州,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溃退。此时,见风转舵的阎锡山立即宣布易职,加入北伐行列。奉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防御,三、四军团放弃郑州,退守黄河北岸。面对败局,奉系极力推行“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策略,企图分化北伐势力。

  为取得与南方对等议和的政治势力,6月17日,北洋军阀各派势力联合推举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宣布就职,同时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该令规定大元帅统率陆海军,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①。在军政府之上不设任何民众参议机构。20日,张作霖任 命潘复为内阁总理,阁员几乎为清一色的奉系人物。此时,列强已将外交重心转向南方,对安国军政府的组建反映十分冷淡。25日,张作霖发布“和平息争令”,并通电声称:“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其所作所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只是要“问罪兴讨”“甘心赤化者”①。其目的仍在联合蒋、阎,抗拒冯、唐。

  1927年夏秋之际,南方国民党各派系矛盾日趋激烈,北伐军事陷于停顿。张作霖见宁、汉、粤、桂等派势力争权夺势,越演越烈,便重整旗鼓,发动反攻。8月25日,孙传芳部曾一度夺取徐州,攻占浦口,渡过长江而进军龙潭。奉军嫡系于10月向京汉线和京绥线之间的阎锡山部发动进攻。当奉、晋两军相持不下时,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向张宗昌都展开猛攻。12月,冯部与南京北伐之师联合重新夺取徐州。1928年1月,蒋介石再度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国民党各派军队编为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发动北伐攻势。山东战场上,张宗昌部节节败退,4月底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残部溃逃。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进军,奉军四面受敌,濒于全线崩溃。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5月9日通电停战息争,决定撤军出关。不料横祸飞来,其祸根源于日本侵华政策的不断升级。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华政策采取强硬方针,扩大其在满蒙地区的侵略特权。会后,日本驻华使节对奉方展开外交攻势,“抗议”东北当局集资修建打通线等铁路。日方认为奉方自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交通干线,将严重影响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对其在东北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蛮横要求获取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①。日方的高压强索政策激起东北民众的爱国义愤,奉天、长春等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满蒙交涉”一度被迫中断。东北当局一面在外交上敷衍日方,一面日夜兼程抢修铁路。是年夏秋,打通线等路提前竣工,东北当局所辖各路相继实行联运,“工商业大为振兴”②。

  为突破日奉谈判的僵局,日本首相派遣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为代表于10月抵达北京,与张作霖举行秘密谈判。日方以预付数百万元现金为诱饵,要求与奉方立即签订在满蒙地区承建五条铁路的契约。奉方屡屡更换谈判代表,交涉一再拖延,直到1928年5月济南事变之后,才匆匆草签敦化至图们江图、长春至大赉等四路契约。至于日方再三逼迫奉方履行镇压郭松龄反奉时所承诺的密约,张作霖见事过境迁,以推委拖延的策略,不肯实践前言。

  5月17日,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递交日本政府照会,声称北伐战争即将扩展至京津地区,如果“战乱波及满洲”,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干涉维护其侵略利益③。芳泽一面警告张作霖必须迅速撤军出关,一面乘机逼索日奉密约所承诺侵略特权。张作霖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勃然大怒,严词拒绝。25日,北京政府照会日方,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①5月30日,张作霖召开紧急会议,采纳张学良、杨宇霆的建议,下达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乘专列出京。次日凌晨五时,专列行至奉天城西郊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指挥启动爆炸装置,一声巨响,张作霖所乘的铁甲车被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送回大帅府,数小时后身亡。事后,日方伪造现场,极力掩盖真相,并四处挑衅,企图乘机动用武力,扩张殖民统治。

  面对危局,奉天当局处置镇静,直至张学良微服返奉后,才宣布发丧。张学良子承父业,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任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以文件被毁为由,拒绝履行张作霖生前草签的满蒙铁路条约,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

  张作霖生前娶有六房妻妾。原配赵氏,早年跟随左右,1898年生女首芳,1901年生长子学良,1904年生子学铭,1912年病逝于新民县。继配卢寿萱,赵氏死后扶为正室,1907年生女怀英,1911年生女怀卿,1974年卒于天津。三太太戴氏(亦有陶氏、宪氏等称,说法不一),婚后郁郁寡欢,无子女,后入佛门。四太太许澍旸,家境贫寒,因貌美被强娶为妾,1909年生女怀曈,1911年生子学曾,1913年生女怀曦,1916年生子学思,1976年病故于北京。五太太张寿懿,最受宠幸,1920年生子学森,1922年生子学浚,1924年生子学英,1925年生子学铨,1966年病故于台湾。六太太马月清,原为五太太贴身侍女,1924年生女怀敏。1975年病逝于台湾。

  

  ①《黑山县志》上卷,《人物志·张作霖》。

  ②《黑山县志》上卷,《建置志》。

  ①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5页。

  ②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宣统三年刊本,第148—149页。

  ③《关于张作霖的专题档案》案卷号二十一,辽宁省档案馆藏。

  ①《盛京时报》1916年4月8日。

  ①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①《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62—863页。

  ①[日]园田一龟著、胡毓铮译:《怪杰张作霖》,1921年版,第220页。

  ②《张大元帅哀挽录》行状部分,1928年刊本。

  ①《吴佩孚通电》(1922年2月10日),《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吴相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传记文学》第44卷,第6期。

  ①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6—30页。

  ②(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54—55页。

  ①《政府公报》第4008号,1927年6月19日。

  ①《北洋政府档案》,一○三九·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①《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P57,P·V·M23,第940页。

  ②《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报告代表处说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235页。

  ③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东京1978年版,第116页。

  ①《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日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5月25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1928年5月27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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