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 周王朝的兴起

先秦史论稿 作者:徐中舒著


  一 周人出于白狄说

  向来认为周人是农业民族,古代关中农业由于周人的经营,已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所以诗人称其农稼所获乃有“千斯仓”、“万斯箱”的丰裕景象(见《诗·小雅·甫田》)。金文周作▓,从◎即象界划分明的农田,其中小点正象田中禾稼之形,从口,与“君”、“商”等字同意,示国家政令所从出。但是周人是否向来农业就很发达呢?这就不一定了。周人本来是白狄之一支,并不是农业民族。周人初居邠,后来公亶父迁于岐山下的周原,才称为周。《史记·周本纪》称周祖后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如果说后稷作为我国最早的农神,其时周人已达到高等农业阶段,他的儿子不窋却倒退到粗耕农业与戎狄同俗,传至不窋的孙子公刘又能在戎狄之间恢复到后稷的高等农业水平,这是不大合理的。周之先祖应自不窋始,从不窋到公刘他们世居邠,属于黄土高原地带的粗耕农业民族。《诗》称:“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大雅·公刘》)。厉是磨石,锻是砧石(春秋时公孙段字子石,段与石相应,后人误加金旁)。公刘时渡过渭水采取这些石材制作石器,因而得与渭水流城的姜姓高等农业民族接触,其经济文化乃得逐步提高。其后公亶父由邠地迁于周原,世与姜族通婚,周人从此接受其母家的高等农业,才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国家。周人的农业应是从其母系姜族学来的,以姜嫄、后稷作为自己的始祖,也应是继承母系的传说,同后来匈奴人改姓刘一样。

  《说文·邑部》以豳为邠之重文,邠从邑分声乃后起的形声字,豳则其本字。豳从山从豕,山乃火形之讹。甲骨文火作●、◎,象火焰上出火星迸发之形,或省其二小点则与山形同。金文《◆鼎》有“作豳师冢司马”语,豳作■(《静簋》、《豳王盉》同),乃豳之繁文。此从二◇与从二豕同意,“◇,河内名豕也”(《说文·◇部》)。此从火不误。从攴者,象持杖驱捕之意,即用火焚林而田猎取野猪的形象,非常明白清楚。焚字亦从分得声,《战国纵横家书》焚字即作棼。邠从分,字又通作汾。《诗·大雅·韩奕》称“汾王之甥”,此汾王即周厉王,邠原为周之旧称,故周王又得称为汾王。《尔雅·释地》:“西至于邠国”,邠,《说文·水部》引作汃,汃即汾之省文。据此知古代邠地极为辽阔,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皆属古代长林丰草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居民营粗耕农业的复合经济,春夏以采捕游猎为生,居徙无常,秋冬始还旧居。由于粗放的农业收入并不丰富,所以还不很重视土地。《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论和戎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正义》引服虔云:“荐,草地,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春秋时人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当时晋国周围还有许多戎狄部族在活动,他们同晋人交往频繁。《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吕相代表晋国指责秦国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白狄与秦同居雍州(即邠地),而又是与晋为婚姻的民族,他们就应是狐氏之戎与骊戎。晋是周武王子唐叔虞所建的姬姓国家,春秋时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晋文公),小戎子生夷吾(晋惠公)。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献公四子皆相继为晋君,而继世垂统者又皆为晋文公之后。狐氏就是晋文公的母家,他们就是姬姓的白狄,与晋同姓为婚。所以《国语·晋语四》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俊才。”晋文公母家狐氏之戎出自唐叔虞,不仅同为姬姓,而且与晋同祖。可见周人同白狄并不是种族的不同,主要原因就是狄人的经济文化还停留在粗耕农业阶段,风俗习惯与戎狄无异,因而就名之为狐(胡),为戎,为狄。春秋时代的姬姓白狄便是沿袭其先祖不窋居戎狄间的旧俗,虽经历四五个世纪之久,犹无所改进。古代社会发展的迂缓以至停滞,这也是一个显著的实例。

  晋国自建国以来,“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他们长期处在赤狄、白狄包围之中。所以唐叔虞受封时需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即采用戎狄之民粗耕农业的传统办法进行统治,说明他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同戎狄差别不大。公元前745年,晋文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这里土地肥沃,又有汾、浍两水灌溉之利,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终于以旁支代替大宗而君临晋国,并得到周僖王的任命成为晋武公。这和周人迁居周原以至翦商,其发展次第也是差不多的。

  赤狄、白狄原以其俗尚赤衣白衣著称。(《左传·宣公十五年》孔疏:“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益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白衣就是麻衣,又称布衣。古代中国以衣冠上国自居,虽在粗耕时代,也要种麻纺绩。出土新石器时代遗物中,纺轮多为妇女殉葬品,男耕女织的分工,在中国实有极其悠远的历史。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穿白麻布衣,棉花代兴以后,就穿白棉布衣,都是白色的衣服。白狄就应是中国北方的原住民而不是什么外族。赤衣可能是武土甲上涂以红色,贵族所穿的。赤狄媿姓(经典作隗,从阜与从土同意,示其为穴居之人),乃鬼方氏之后,他们以穿赤衣著称,这不是中国人民固有的风俗。《新唐书·回鹘传》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其种杂丁零。……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赤狄应是从西伯利亚森林中南下的部族。《北史·高车传》称:“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狄历应读为titr,其义即为森林中人。战国时人每以两个单音缀字译之为澹林,或称之为林胡(见《史记·李牧传》),因为他们从西伯利亚远方而来,故狄字义训又得引申为远(《诗·瞻卬》传)。赤狄、白狄族类虽不相同,但其经济文化的落后,则属一致。《孟子·告子下》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周人初居邠时和春秋时代赤狄、白赤的经济文化水平,大致就应是这样的。

  二 周之先世

  《史记·周本纪》载周王朝的先代,其世系如下: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王季历——文王

  周人居邠时,尚普遍营穴居生活,其始祖应是从不窋开始。不与丕同,大也;窋与窟同,正与穴居之义相应。《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今甘肃庆阳县),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一直到古公亶父前期,周人都是住在邠地,过着穴居生活。《诗·大雅·绵》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夏陶穴,未有家室。”陶与窑同,古谓之陶,今谓之窑。穴即窑洞,夏是半穴居,家室即地上建筑的房屋。诗称周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邠地漆沮二水间,到古公亶父时仍住在窑洞里,没有地上建筑的房屋。《诗·大雅·公刘》称:“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于京斯依”,这也是穴居的现象。《尔雅·释丘》云:“绝高为之京”;《说文·京部》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即人力所造的最深窑洞。周人在古公亶父自邠地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才开始建筑房屋,这是学习当地原住农业民族的东西。《诗·大雅·绵》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二千年后金王朝兴起时,也曾走过同样的道路。《金史·世纪》云:“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周人居邠迁周的情况与此相类,可借以推知古公亶父以前周人在邠地时的生活状况和文化面貌。《绵》篇歌颂古公亶父建造宫室,诗人是用周原全盛时期的宫殿规模刻画摹写的,未免夸张失实。然而他们原住邠地时仍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过着同后来的白狄、女真相同的生活,却是无可怀疑的。

  据《史记·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是十五代。《国语·周语下》也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后稷就不能如《史记》所说早在虞夏之世,因为殷人的始祖契,照《史记》说与后稷为同父异母兄弟,而殷人从契到纣王(与周文王、武王同时)已是三十一代了。殷人世系有甲骨文证明是可靠的,所以《史记·周本纪》所载周人先世年代是有许多问题的。《诗·大雅》讲述周族兴起的几篇史诗也有不同背景,内容不尽一致。《绵》篇讲古公亶父是“民之初生”,《生民》篇却讲姜嫄是“厥初生民”。可能《绵》篇是周人姬姓民族的始祖传说,《生民》是姜姓民族的传说,周人迁岐后与姜姓民族结合,便把母系的始祖传说承袭过来了。《生民》歌颂姜嫄履大人迹,无夫感天而生后稷,无夫生子原是母系社会现象。后稷无父面生,屡被抛弃,因名为弃,则属父系社会意识形态。古代姜姓民族居于有邰,从事农业,即《生民》所说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有邰也在岐山下,今陕西武功县西,这里正是渭河中游同漆水交会处,土地肥沃。因此他们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之后,社会也就由母系进入父系,这便是姜嫄、后稷传说产生的时间和地理条件。《生民》诗作于文王全盛时代,其时周人自邠迁居周原已将及百年。他们同姜族世为婚媾,因此就以他们的先住民,也是他们母家的传说作为自己的传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文化上的承袭也是常见的。周人居邠时,穴居野处,从事粗耕农业,既不能产生这个传说,也没有传播这个传说的环境。姜嫄后稷的传说既非邠地所宜有,因此周人世系应当从不窋开始。

  周人自不窋居邠,至公叔祖类已历十一世,除公刘外,全无史迹可寻。公刘居邠,杂于戎狄之间,其生产情况仅能比于战国时代的大貉小貉,恐怕未能过着“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的富裕生活。《大雅·公刘》也是文王全盛时代的宗庙诗歌,当时距公刘时代已极遥远,故老遗闻罕有存者。诗人以为周人建国规模早已奠定于公刘时代,邠地生活也当与周原无异,以今度古发为诗歌,恐怕缺少信史价值。《世本》称高圉为高圉侯侔,亚圉为亚圉云都,公叔祖类为太公组绀诸盩。古代中国人名多用单字,这些人名可能有戎狄语言成份在内。这十一人中有三人称公,说明周人强盛时已自尊为公,民族内部可能已产生阶级分化了。今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这些材料也还是可以参考的,今本《竹书纪年》有错乱,也有后人整理改动之处,但还是有所依据,不必完全排斥。

  公叔祖类之子古公亶父才由邠迁于岐山下的周原,《诗·大雅·绵》篇即是歌咏这件大事的史诗。迁徙的原因据《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透去孟子的粉饰,可以看出当时周人势弱力小,无法抗拒狄人侵略之祸的窘迫状况,但是迁到土地肥美的周原农业区后,加速吸收姜姓民族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周人在生产和文化上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今本《竹书纪年》称:“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诗·鲁颂·閟宫》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翦商之翦,《毛传》释为齐,《郑笺》及《周礼·翦氏》注均训为断,断、齐均斩伐芟除之意,这是说太王开始了翦灭商朝的事业。太王是文王受命称王以后对古公亶父追尊的称号。周人的名号,起初是共名在前,私名在后,如公刘、公非、公亶父,是古语法。文王、武王则定语在前,共名在后,是后起的语法。

  大王迁到岐下的周原,地处渭水河谷,土质肥美,是一个很好的农业区,对发展生产极为有利;同时岐下南接褒斜,是通往南方江汉流域的要道,故周人得此而国势始盛,对翦商的大业起了重要作用。太王翦商的事业,旧史无明确记载,惟泰伯、仲雍奔荆蛮的传说,颇可为此事提供线索。《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大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所谓让国的说法是后来的解释,其实乃是太王派年长的儿子去开拓殖民。后来的楚国以至蒙古,常传位于幼子而不传长子,因为幼于成长较晚,他总是和父亲长期住在一起的,往往继承父业。而他的兄长则在成年后即分出去自谋发展了。太王之世周为初兴的小国,同殷商相比国力极其悬殊,当时绝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太王选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关系较疏远的地方进行殖民,以逐步培植国力,实为上策,所以他派太伯、仲雍沿江汉而至吴。

  太伯、仲雍也不可能是只身私逃出去的,他们一定得带上属于自己的一批臣民,组成严整队伍,才能长途远征去开拓地盘并确立统治。古代关中与江汉流域的交通,是从岐山过渭水到郿县,从郿县南下褒斜,沿汉水以达长江,这是古代关中与南方的交通要道。《诗·大雅·崧高》云:“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在南阳,郿在丰镐之西岐山附近。申伯到汉水北边的南阳去,宣王不是送他由镐京直出武关,而要到西边的郿来饯行,说明南下的大道是从郿出褒斜去的。《左传·定公四年》云:“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说明在汉水流域本来有许多周人建立的小国,后来都被楚国吞并了。这些小国有可能即是从大王时起陆续殖民去的,由于力量不强,文化不高,未能立足发展起来。他们的建国必不在武王以后,因为武王克商后的封国都是比较强大而能屏藩周室的。就是太伯仲雍,当时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所以他们能接受当地“文身断发”的习俗,到春秋时吴国也仍被视为蛮夷。如果周人已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必能影响和开发当地,他们反而同化于被证服者,正说明彼此处于相同水平,可见太王时代周人整个水平尚低。

  三 殷周关系

  古公亶父自邠迁于岐山周原奠定了周人王业的始基,他对殷王朝有无朝贡交往,除了今本《竹书纪年》有两条记载,并称“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此外尚无文献可资说明。王季历时代,殷周关系便有较多的记录了。古本《竹书纪年》称:“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时王季历已称王,狄也有多人称王,说明古代边区强大民族首领普遍可以称王。《三国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云:“氏人有王,所以来久矣。”巴蜀铜器铭文也有王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巴七姓夷王朴胡……为巴东太守”(建安二十年),看来边区民族称王并得到中央承认是经常现象。同公亶宣父对狄人侵扰只能迁国逃避相比,王季历伐鬼戎大胜应是周人国力增长的标志。不过周人此役还有由来,《易·未济·九四》爻辞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说明王季历伐鬼戎应是接受殷王之命。《易·既济·九三》爻辞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武丁时强大的殷人尚经三年才战胜鬼方,可见鬼方与殷为世仇且势力雄厚,王季历受命讨伐不免有震恐之心,最后获得胜利因而受到殷商的奖赏。其后“太丁(文丁)四年,周人伐余吾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古本竹书纪年》)牧师即后来周王朝的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周人已成为殷商对付西方戎狄的支柱。

  王季历时国势增强,同时为了联欢大国,进而与殷商统治下的东方国家通婚。《诗·大雅·大明》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样,亲迎于渭。……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挚国是殷商男服,以任为姓(男,任也,任王事。男、任古音同属侵部,故得相通)。仲是次,挚国的二小姐任氏许配王季,生下了文王。文王也同东方大国联姻,莘国的大小姐姒氏出嫁文王,生下了武王。周人以同殷商集团通婚为光宠,而殷人亦欲倚重周国安抚西陲,这样的政治结合对双方都有利,而周人更得借此机会吸收东方集团的高度文化,对自身的发展好处尤多。但是周人的强盛并不符合殷人的长远利益,难免引起疑忌,《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杀季历”,便是殷周交恶的记录。由于殷商是中央王朝的宗主国,周初文献常称之为“大国殷”、“大邦殷”(《书·召诰》),“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左传·桓公十一年》)。作为新兴小国的周人只得逆来顺受。周原甲骨卜辞有“彝文武帝乙宗”的记载,这是周文王时在自己都城内建立殷商宗庙,春秋岁时在其中祭祀殷商先王,为殷人祝福。《战国策·韩策一》记韩王愿意归附秦国时说:“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魏策四》亦有类似说法)。这完全是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礼制,这种礼制就是要把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在宗教仪节上体现出来,使附属国的君民在神明的监临下对宗主国唯命是从,不敢背叛。我们知道,前清时政府在各个省、府、县所在地皆建有万寿宫,每年春秋岁时,省、府、县各级官长都要在这里祭祀清代先帝,为清帝祝福。这种万寿宫便是历代王朝相沿的旧规,可说是源远流长。周原甲骨中的这一片骨版也就是当时殷周依附关系最具体的说明。

  殷虚甲骨文有关“周”的卜辞多至五六十条,但文字简略,年代不详,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虽有人用来解说殷周关系,实不足信。例如下面的一条卜辞:“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协)王事,五月。”(《续》5·2·2)“璞”卜辞原文作■,或释为寇,都是从上下文义而以意拟定的,并没有多少依据。再说,此卜辞的贞人▼乃武丁时人,其年代远在太王迁岐以前,应与姬姓的周族无关。其余有关周的卜辞有贞人名者,如[南殳]、古、内等,也都是武丁时人,最晚的如贞人▲,也是祖甲时人,这些卜辞都应同殷周之间的历史无关。另有下列二条卜辞:“丁未卜,侯弗●(敦)周”。(《拾》4·12)“癸卯卜,其◆周。”(《掇》2·164)“敦周”、“◆周”,伐周、灭周也。宗周钟:“南国◇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敦伐连文,敦亦伐也。墙盘:“粤武王既◆殷”。◆同灾,灭也。此二条卜辞既无年代可征,王季历和文王在旧文献中也没有与殷以兵戎相见之事,所以这二条卜辞也不能说明殷周之间的历史。其他有关卜辞更为零碎,就不必论述了。

  《史记·殷本纪》称,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后来又“囚西伯羑里”。大约殷周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战国策·赵策三》云:“昔者文王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吕氏春秋·首时》云:“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凤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王门当从《战国策》作玉门,《竹书纪年》称“纣作琼室;立玉门”)。周人主代君主皆受殷人屈辱,其甚者困顿至死,他们仍须凤夜不懈以服事殷,就是由于殷人强大周人弱小,周人不得不隐忍待时而暗自蓄积国力。

  四 文王时代的发展

  周人自季历开始称王,文王继位也称王,其时国力也有很大发展。《孟子·梁惠王下》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说明周已从公亶父时的小国发展成文王时的大国,与其邻邦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变化。文王为了集中力量向中原发展,所以要同西边的异族搞好关系,免除后顾之忧。同时首先征讨不愿归附的邻国,《诗·大雅·皇矣》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祐,以对于天下。”统一了西边的力量之后,便谋求向东方发展,此时的用人自称大邦,并打算安天下,可能已经准备同殷商抗衡较量了。

  向东发展的第一步是控制虞、芮,《诗·大雅·绵》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期,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这当然有许多后人附会夸张的说法,可能表明这是通过和平方式用政治手段去控制的。《史记·周本纪》在记载此事后也说:“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七)年而崩,谥为文王。”

  《史记》这里所讲的发展顺序不尽合适。殷为天下共主,虞芮决平不往殷而如周,也就是周人收纳叛逃翦商之始。周原为商之侯服,在西边为商服役守卫,国势发展后,祟侯虎谮之,纣王囚文王于羑里七年,文王归后即伐崇。崇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以筑有高大城堡著称,是殷王朝西部重镇,扼周人向东进出的通道,周人东向攻殷,非先灭崇不可。这是文王向东发展的一次重大战役,《诗·大雅·皇矣》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闹,崇墉言言,执迅连连,攸馘安安。……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左传·僖公十九年》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都说明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崇国高大坚固的堡垒,使周人不得不联络与国,备好器械,经过重大杀伤去努力夺取。《诗·大雅·文王有声》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四方攸同。”也是强调伐祟的重大意义,并接着就迁都丰邑(今西安西南),显示了大举东进的布局,这对统一四方的王业起了重要作用。

  伐崇之后接着就是戡黎,黎在今山西长治南的壶关,由此向东越过太行山就是平原,殷都朝歌一带就无险可守了。《书·西伯戡黎》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至人)元龟(占卜),罔敢知吉。”可见戡黎对殷商王朝威胁极大。

  文王时代,周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但比较殷商王朝还是弱小的,所以周初人常自称“小邦周”(《书·大诰》)。文王为了开疆辟土和发展生产,就要招徕人民尤其要延揽各方前来的武士。《诗·大雅·文王》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古代所谓士都是武士,中国之有文士,还是春秋后期发展起来的。周初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近年周原出土甲骨即与殷虚甲骨无异。周初史官也出自殷,近年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群,微氏就是微子启安排在周王朝当质子的后裔,他们的子孙有的便在周王朝担任作册即史官。中国文字出于殷代的巫史集团,殷代帝王崇尚占卜,需要文字记录以检验其吉凶休咎。当时巫史集团从事这些活动,他们就发展了古代象形文字苗头,世代相继,既有承袭,又有增益,使六书条例逐渐完善,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我国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有些刻划符号,已具有象形文字苗头。夏代尚无巫史集团,所以至今未发现夏代文字。中国文字的创造,如没有殷代这样的巫史集团世代延续达数百年之久的努力,是不能完成像甲骨文这样繁杂的象形文字的。

  史称文王善养士,周公也是“一沫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史记·鲁世家》)。他们所养的士,所礼的士,都是武士。古代武土都是自由民,他们自幼就在辟雍的大池旁从事射御的学习,他们都要自备弓矢甲胄戈盾以装备自己。这些武士(或称甲士)便是当时冲锋陷阵作战的主力军,统治者对于他们带着武装前来投效的当然不敢怠慢,即便自己正在洗沐吃饭的时刻,也要握发辍食立刻延见。《书·无逸》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文王以壮年继位,励精图治,《史记·周本记》称他“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就这样在周原积聚壮大了自己的武力。

  古代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着村社共同体(说详《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二期),其文化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联合几个共同体形成一个部落,只要他们的生产发达,政治休明,就可以吸引许多村社共同体的民众前来归附。《说文·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儒家王道学说,虽不免流于迂阔,但在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我们看看后来清代的兴起也可有所启发。清初努尔哈赤原是建州右卫锡宝齐篇古的后裔,锡宝齐,满语鹰也;篇古即汉语百户的对音。努尔哈赤的父、祖,原隶于建州右卫王杲的部下。当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讨伐王杲时,并将努尔哈赤父、祖杀害,努尔哈赤即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家。十三名甲士加上随从的徒兵,大概可以组成一文百夫的队伍。努尔哈赤凭借这十三副遗甲起家后,就有满州的许多姓长、乡长率其部众来归。他一面征服一面招徕,就逐步统一了语言相同的满州民族。《孟子·尽心下》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古代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井以八家或九夫计,则一丘正有百户左右的人家。他们的领袖如果领导有方,生产发达,为远近村社共同体的民众所向往,再以武备为后盾,蓄力待时,就可以迅速地发展为一个大国。这是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后来不少王朝的兴起都走过这种道路。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称:“《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说明文王晚年周已成为威望很高的强国。《论语·尧曰》更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之二,旧说是指在天下九州中,周控制了六州。大体说来,冀、兖、豫三州属于殷商统治区,雍州是周人根据地,扬州为吴国所在,荆州有汉阳诸姬,梁州有牧誓八国的蜀羌等,都是周人势力范围。青、徐二州是东夷所居地,本属殷商,这时可能同周人结盟,所以周能有占天下三分之二的优势。《左传·襄公四年》载:“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说这些是殷之叛国属实,包括周本身也可说是殷之叛国。事纣就不对了,周和东夷是东西呼应配合进攻殷纣王的,《左传·昭公四年》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蒐是春天打猎,古代打猎就是军事演习。纣治兵于黎,向西边的周示威,却引起了东夷的背叛,可见东夷对纣王起着牵制的作用。《左传·昭公十一年》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同书《宣公十二年》又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讨伐东夷虽多次获胜,却也损耗了殷王朝国力,以致终于灭亡。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也有不少纣王伐夷方的记录,看来不止一次,而且每次时间拖得很长,与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这说明当时周人和东夷可能是有联络的,东夷分布于淮水流域以至沿海地带,同周人无直接冲突,在反抗殷商方面利益一致,故能结合。但周灭殷后,他们的矛盾又发展了,所以后来周人也长期向东南用兵。

  五 武王克商

  文王时代虽有很大发展,但并未同殷商正面冲突,《左传》说是“唯知时也”,大约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武王伐商则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未改元,此为文王受命的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都是表示伐商为继承文王遗志,并非自作主张。周军渡河之后,见殷内部尚无间隙可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武王不敢轻举妄动,又退兵回来了。后二年,听到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于是武王又率大军东伐,以十一年二月甲子朝到达商郊牧野。武王一直继承文王的年数,这也说明周人称王改元是从文王开始的。后来清人在入关前即已改国号、称帝、纪年,入关后仍继续从前的年数,约略相同。

  殷纣王在位多年,内部矛盾发展了,《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主要矛盾是,纣王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收容叛逃,损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权益。《左传·昭公七年》载:“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这个“夫”就是“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史记·周本记》)之“夫”的氏族长。他们的下属叛逃被纣王所收容,其多如鱼之聚于渊薮,所以引起他们决死斗争。这件事《书·牧誓》讲得更清楚:“今商王受(受乃纣王本名,金文作受,经典文献多讹作纣)……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大约是殷商王畿生产发展较高,对奴隶要宽松些,故四方的奴隶往王畿逃亡,纣王又加以提拔重用,使他们凌驾于其旧主那些氏族长之上。百姓则旧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长。殷纣王疏远自己的王族亲属,以致引起本族权贵的离心,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周人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左传·昭公七年》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即对奴隶逃亡实行大搜捕,以此争取广大奴隶主的支持拥护,因而取得天下。

  周军到达牧野,纣王发大兵抗击。《诗·大雅·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可见约王军队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这说明大战的胜负并非取决于武力搏斗,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政治因素。后来辽王朝受到金人攻击时,也是由于部族内部崩溃而失败的。

  《史记·周本纪》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大明》也说:“会朝清明”,即牧野之战是甲子日早上进行的。现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也提供了佐证。近年发现的利簋铭文记载:“珷克商。唯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阑▲,易(锡)又(右)史利金。”此铭以武王克商总挈全文。岁是岁星,祭祀岁星亦曰岁。“岁则克”是右史利的建议,闻是上闻于武王。武王采纳了右史利的建议,因而就在祭岁星的早上(夙)便占有了商王朝。辛未是甲子后的第八日。阑▲地在管,阑、管古元部字,故得相通。管在今河南郑州,后来三监中的管叔即驻此监殷。右史利可能是古代的占星师,由于他的建议而获胜,所以武王赏之以金(即铸簋用的青铜)。《荀子·儒效》称,武王伐商,“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周军的武土既无功赏可叙,而这位占星师右史利却得到赏金,把功绩归于占星师,则周人胜殷是由于殷军的倒戈,也不辨自明。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曾封许多先代古老民族之后为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些本是早就存在的古国,对周表示服以,周也就承认他们的原有地位,可以理解为武王所封。其中如陈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胡公即阏父之子,陈国始祖。其他各封国,情况当亦大致相似。但是,《周本纪》接着又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这些说法却不可靠。牧野之战取胜既来自殷人倒戈,殷人实力便无重大损失,其主力“三百六十夫”还是完整的,纣王之子武庚仍继位统治殷商王畿故地。《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这是所谓三监,周只是派人监督,并未完全占领。王子禄父即武庚,铜器铭文有《录伯◆簋》,西周时录尚为国名。武庚继纣为王大约改殷为录,故旧史称之为禄父。既然殷人还盘据故土,周人就不能越过殷商而在其东边封建诸侯如齐鲁等国。这要在武庚、三监以及徐淮夷等起来叛乱,周公东征打垮了他们之后,才有可能建立齐鲁等封国,《史记》是误把后来的事情提前了,时间错误就同当时形势合不起来。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克商之后,“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可见武王灭商之后,仍还夜不安枕,说明殷商势力犹盛。经过劳心焦思,武王决定“营周居于雒邑”,即在雒邑兴建据点,驻守重兵以控御东方。这的确是一件有力的措施,但也是在周公东征之后才完成的。所以,终武王之世,殷人并未被彻底征服,形势是严峻的。

  六 周公东征

  《史记·封禅书》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其子成王继位,年少,其弟周公旦摄政称王,这便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矛盾。《书·金縢》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对周公的攻击也是有原故的。嫡长继承制在周代只是一种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当初王季历以幼子继位为君,这便是古代村社共同体的习惯法:儿子长成以后,皆次第离开自己的家庭,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只有幼子与父母同居,继承祖业。殷商的氏族制,兄弟在一起共同生产,共同作战,也自然形成一种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管叔习闻殷代故事,他又是周公之兄,继承君位应当是他而不是成王,退一步说成王继位,摄政的也应当是他而不是周公。周公辅成王而自行摄政称王,这和清初多尔衮拥立幼君福临而自称摄政王,先后如出一辙。这都是建国初期国家体制未定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斗争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左传·定公四年》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管叔等为了反对周公不惜和从前的敌人殷商勾结起来。《尚书大传》卷四载:“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亡国之后随时图谋恢复的武庚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良机,于是管叔、蔡叔、武庚同东方的徐、奄、淮夷诸族群起反周。这时周王室内部也不尽一致,周公地位难处,《书·金縢》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叛乱初起时,周公避谗居东,担负讨伐重任的则是召公。铜器《太保簋》铭文称:“王伐录子●。■(同徂,今也)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武庚又称禄父,●可能即其名之一。此铭文反映了太保召公征讨叛乱的情况。《逸周书·作雒》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史记·周本纪》也记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周公、召公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同时担负重任,旧文献和地下新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周公居东时,传说还曾去过楚国。《史记·蒙恬传》称:“昔周成王初立,……周公旦负王以朗,卒定天下。……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这里讲述周初史事虽有误,但提出周公曾奔楚。《左传·昭公七年》记鲁昭公将去朝见楚王,“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祖是古代出行时的祖祭,鲁襄公第一次去楚国时,是梦见周公祭神引导的。现在昭公第一次去楚国,便梦见襄公祭神引导。梓慎认为昭公未梦见周公祖,可能不会去楚国;子服惠伯认为襄公既在周公祭神引导下去过楚国,正好由他来祭神引导昭公,所以昭公肯定要去楚国,事实上昭公接着就去了楚,这说明鲁国相传也认为周公曾去过楚国。从周初情势来看,周公去楚国大约是说服楚人不要参加武庚的叛乱活动。

  武庚败灭之后,殷东徐奄以及淮夷尚继续与周为敌,周公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始告平定。《诗·豳风·破斧》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铜器《班簋》铭文云:“咸王令毛公以邦家君土(徒)御或人伐东或(国),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同庇,保护也)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此铭以咸王与王并称,咸王即周公,王即周成王。他们都关心主帅毛父的安全,分命吴伯、吕伯左右保护毛父。”“令曰”也是成王命▲和◆两人之词,◆后蒙上文省今曰二字,分别命令他们随从毛父出征和护卫毛父。▲是周军中一员战将,有关他的铜器不少。毛公当即毛叔郑,他是文王子、周公弟,对他的安全保卫,咸王和王都用命令规定下来。▼人不详,字从十,或为什长的专名。“咸王”见于金文中共有四器,从前都把咸字属上读,不成文,咸王应是周公摄政称王时的名号。钢器《般甗》铭文云:“王俎(同徂,往也)夷方,无瞀(病也),咸王赏作册般贝。”此铭也是王与咸王并称,夷方即东国叛乱地区。周公东征期间,成王也曾到过奄国,《书·多方》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铭所记,当是周公先已在奄,其后作册般随侍成王安全到达,故周公奖赏作册般以贝。

  周公摄政称王在文献上也有确切明证,如《书·康诰》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当时武王已去世,若是成王则应称康叔封为叔父、称文王为祖父;这位称康叔封为弟、称文王为父的王,就只能是周公了。咸王是周公摄政时的名称,唯见于金文,这是旧文献中久已遗忘的史实。

  周公东征是周王朝一件大事,奠定了周王朝一代规模。《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指奄君薄姑),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荀子·儒效》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周公东征才彻底摧毁了殷商的统治,也才为周初大分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齐、鲁、卫等东方大国,必然是在东征之后方能建立。《左传·定公四年》记述鲁卫之封即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并称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等,而且鲁国就是建立在奄国故地,卫国建立在殷虚,这绝不能是武王时代的事情。

  东征之役似不限于东方,还曾打到江南,引起了殷周之际的民族大迁徙。奄君薄姑率其部族北迁为夫余(说详下)。其南迁者,《吕氏春秋·古乐》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入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古代黄河流域广大平原地区森林茂密,气候温暖,还能适宜于象的生存,所以甲骨文有获象的记载(《前》3·31.3·),古文字“为”作●,即象征以爪牵象为人服役的形状。陈国妫姓,妫从为,他们可能就是服象的民族。陈在河南南部,河南古称豫州。豫即象、邑二字合文(战国时两足布中邑皆作◣,予即邑字之讹)。古代产象之地称为豫州,这和秦汉时代在产象的地方设立象郡,是同样的道理。殷周之际,可能有一些服象的民族迁到了江南。

  七 蒲姑迁徙

  周公东征,经过历时三年的长期战斗,给殷商残余势力以歼灭性的打击,击溃了殷商的三百六十夫,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鲁国的“殷民六族”、卫国的“殷民七族”),有的被消灭,有的就逃亡远方,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南到江南都有。

  东征之役,《史记·周本纪》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正义引《括地志》云:“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淮夷之中,徐国最大,是商民族在东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薄姑亦称蒲姑,是山东半岛上齐地的先住民,他们迁走后,才有姜太公的建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婴讲述齐地历史变迁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蒲姑北迁即东北的夫余,夫余为蒲姑的对音。余和姑是鱼部叠韵字,夫与蒲古音读相同。《后汉书·东夷传》称:夫余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三国志·夫余传》称:“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加与家同,加、家古歌鱼合韵。夫余四加有似于后来蒙古的马、牛、羊、驼四个部落的军事首长,四出道就是从这个城邦向四方分布的四个部落的所在地,以畜名官即是以其主管的畜类为官名。蒲姑北迁前所住的山东半岛,畜牧业也是很盛的,《书·禹贡》称:“莱夷作牧”,莱即在山东半岛东北角。《三国志》又说:夫余民众“食饮皆用俎豆,会同(宴会)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这些都是中原风俗,可参看《仪礼》)。“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妬,皆杀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百数。”死者夏月用冰也是山东半岛的风俗,在《诗·豳风》和《左传》中均有记载。《三国志》还说:夫余“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濊是夏商之际豕韦迁去建立的,夫余其后追踪而来,征服了濊民,加以统治。濊民的一部分便迁到了更北的地方,称为北夫余。《魏书·豆莫娄传》称:“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勿吉又称沃沮、窝集,即大森林之意),旧北夫余也。”其习俗用器大致与夫余同。《三国志·夫余传》称:“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可见他们口耳相传还知道祖先是从内地迁去的。

  《后汉书·高句丽传》称:“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魏书》则直接说:“高句丽者出于夫余。”《隋书》也说:“高丽之先,出自夫余。”说是夫余王得河伯女,被日光照射而孕,生一大卵,有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即逢蒙、朱明,传说中的神射手),长大后逃难至河边,水深不可渡,朱蒙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于是鱼鳖积而成桥,朱蒙遂度,追骑不得济而还。“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离骚》中说:“挥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这种传说似乎也带有中原的色彩。

  《三国志·东沃沮传》说:“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句丽大同。……诸邑落渠帅皆称三老。”东沃沮当是殷周之际随夫余北迁的村社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相当于县下面的乡,所以他们的首领都以三老为名。

  殷周之际还有一些人越过渤海,迁到辽东半岛以至朝鲜半岛。《汉书·地理志》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钱)。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这说明古代村社共同体对盗窃的惩罚很重,故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余粮栖于亩首,漫藏野积而无寇盗,社会秩序良好。《地理志》还说:“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按:野外的农民)饮食以笾豆(东方古代因席地而坐,故用高足器即豆。豆在古文字中作■,象高足容器。笾用竹制,形式同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羽觞之类,平底,放在几上。)食。”用豆是古代遗俗,用杯器则是后来仿效汉朝官吏的。《地理志》又说:“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寝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种风俗应是商周之际殷人北迁时由中原带去的。虽然到汉代才见诸记载,其流传却是很久远而早已存在的。从中可以考见中国古俗,是很宝贵的材料。

  朝鲜半岛南部有三韩,《后汉书·东夷传》称:“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最大,是当地的先住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辰韩人的语言还保留了秦语,称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辰韩又称秦韩,辰、秦音近而通。辰韩“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而马韩则“不知骑乘牛马”,说明他们就是那里的土著。“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可能他们也是从中原先后迁去的。

  中国古代中原居民在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动乱时代,都曾陆续迁到东北以至朝鲜。到秦末农民起义之时,燕齐赵等地居民迁去的有数万户。燕人卫满就利用这部分人的力量,攻走朝鲜王准,自己在朝鲜建国称王。

  周公东征迫使殷人及其同盟各族逃亡迁徙,一部分向北已如上述,还有一部向南的即成为后来的瑶族、畲族。瑶本作摇,他们原是被殷人征服的东夷,在殷人军事统治下,服一切繁重的徭役(包括贡赋在内),所以称为徭人。殷亡以后,周公东征商奄蒲姑,他们就从山东半岛南下,先居于秦时的闽中郡(今浙江、福建)。汉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后来汉武帝伐闽越,闽越王郢被杀,而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史记·东越传》索隐称:“繇音摇,邑号也。”繇为邑号,即因其为殷代服徭役者所居而得名。繇、徭同从缶声,古通作繇,从系,明其为系虏之人。他们的农业还是停留于刀耕火种的畲田阶段,所以又称为畬民。畬,后来又写作畲。

  瑶族以盘瓠为始祖,音转为盘古。盘瓠、盘古也是蒲姑、夫余的对音。古无轻唇音,夫应与蒲、盘并读重唇音,姑、余、瓠、古,又同在鱼韵,故得相通。《后汉书·南蛮传》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其后滋蔓,号曰蛮夷。”这一段神话,并不是瑶族凭空臆造出来的。夫余以六畜名官,有狗加、犬使的名号。瑶族应是为蒲姑征服的共同体而隶属于狗加、犬使之下,跟着他们迁到闽越,这便是盘瓠为高辛氏畜犬传说的由来。

  《史记·五帝本纪》以帝喾为高辛氏,而《殷本纪》则称殷人始祖契的母亲简狄为帝喾次妃,是认殷人为高辛氏的后裔,而蒲姑则是同殷王联盟的民族,所以这个传说就以盘瓠为高辛氏畜犬。根据以上分析,瑶族出于夫余的狗加,所以瑶族以狗头人身的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三国时代,孙吴大力开发吴越,瑶族大多融合于汉旅之中,于是他们的始祖盘古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盘古故事始见于三国时代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这也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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