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夏州地方政权的割据 第一节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内迁 一、党项的兴起西夏是党项人于公元11—13世纪期间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因此，史书上也称之曰党项羌。“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①。羌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一。它长期生息、繁衍、活动于我国的西部地区。早在远古时期，羌族与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在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羌族的记载。东汉时，羌族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其活动中心，南到蜀郡（今四川雅安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接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东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其部落虽多（约150余），但各不相统属，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魏晋以后，羌族势衰，其中一部分被吐谷浑所征服，一部分臣属中原王朝，另一部分则逃入四川西部的深山野谷之中。“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②。

　　唐初，党项羌势力范围有所扩展。“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界春桑（在今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北邻吐谷浑（其统治地盘在今青海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活动中心地区则在青海湖附近），有地三千余里”①。他们按照自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为部落，并以家族的姓氏作为部落的名称。在众多的族姓中，比较显赫著名的计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族姓。八大族姓中又以拓跋氏最强，在整个党项羌中起着领导的作用②。这时的党项羌各部落，仍然各自分立，不相统属。

　　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愿意归顺隋王朝。公元585年（开皇五年），其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请求定居旭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境），文帝任他为大将军。

　　公元590年（开皇十年），党项羌进攻会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境），被隋军打败，纷纷表示愿意降附③。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党项羌派遣使者，请求内附，唐在其地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今四川丹巴县东）。唐太宗统治期间，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党项羌首领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唐朝，唐朝统治者在其居住境内设置轨州（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松藩县境），由细封步赖担任州刺史。在细封步赖的带头下，其它党项羌首领也跟着响应，纷纷率部落归唐。唐在境内设置崌（ju据，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奉（今四川理县西北）、岩（今四川松潘西北）、远（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等四州，仍以其各部首领为州刺史。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①。

　　党项羌大首领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关系密切，结为姻亲。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叛唐，太宗派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军进攻吐谷浑，拓跋赤辞率军屯狼道峡（今甘肃迭部县境），协助浑王伏允作战。不久，赤辞战败于肃远山，伏允也因党项羌人民和家族厌战，兵败请降。唐政府于其居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个羁縻州。这些羁縻州的位置大体上在松州西北一带的四川、青海和甘肃3省的邻接地区。唐政府任命这些归服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②。并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李姓，都督府的治所设在松州。

　　 二、党项的内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唐朝初年，早已进入西藏地区的羌族——■牛部和苏毗部，渐趋统一，并建立了吐蕃奴隶主政权。唐太宗时，吐蕃灭吐谷浑，势力更加强大。玄宗开元年间，吐蕃四出侵掠，散居于今甘肃南部和青海省境内的党项羌诸部，因为不堪吐蕃的掳掠和压榨，请求内徙，唐玄宗让他们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并把原来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对他们妥善安置，任命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西平公。其原来聚居之地旋即被吐蕃占领，没有迁徙的党项羌人，接受吐蕃统治，并被改称为“弭药”①。

　　8世纪中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出兵助唐平叛有功，被提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

　　公元764年（代宗广德二年），河北副元帅朴固怀恩起兵反叛，并煽诱党项浑奴刺入寇作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鉴于散居灵（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党项羌，其聚居之地与吐蕃邻接，并不断滋生骚乱，为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和拆散，于是表请将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境）以东地区，同时，将静边州都督府迁置银州境内。代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及时召集党项羌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入朝，厚加赏赐，让其安抚部众，及时迁徙。拓跋乞梅居庆州，因为庆州位于陇山（六盘山）以东，所以史书上将由他领导的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州、夏州，因为夏州以北属于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登城一望，则平沙漠漠无林阻”②，加上该地区是南北朝时赫连勃勃所建夏国的辖地，俗称平夏，所以由他领导的党项羌部落也以地得名为平夏部。后来建立西夏国家的皇室显赫大姓——拓跋氏，就是出自这个平夏部。

　　除了东山部落、平夏部落之外，还有一批党项羌人迁到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居住。党项羌人第二次迁徙定居之后，由于吐蕃继续向东北侵扰，被迫于公元765年（唐代宗永泰元年）以后，一度向东迁徙到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辖境在今山西三川河、湫水河流域），以便“依水草”而居，由于当地“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①，因此，他们又返回黄河西岸地区，即回到了银州、夏州一带。

　　党项羌徙居内地以后，“其所业无桑事”，专以畜牧为生，从其社会发展阶段看，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均已产生，因此，部落之间表现出喜好劫掠和战争。史载：“党项羌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羊、骆驼。其后支属更仇杀，辗转六、七十年，莫能禁”②。

　　除互相攻掠外，他们还在唐朝统治者面前，互相指斥，将责任推给对方。“比者或有剽劫，必推南山（部落），南山有寇扰，亦指平夏（部落）。既相排斥，互说短长”③。唐朝统治者面对着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有意从中火上加油，制造矛盾，以便于他们进行分化统治。如在对待“南山党项”与“平夏党项”的矛盾问题上，有意识地贬责南山而抬褒平夏。如当时最高统治的诏令有云：“南山党项为恶多年，化谕不悛，颇为边患。……平夏党项素闻为善，自旬月以来，发使安抚，尤其忠顺，一如指挥，更不猖狂，各守主业”④。

　　这种一褒一贬，对少数民族进行分化统治的办法，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是激化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原因。

　　唐朝统治者对党项羌在进行分化统治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党项羌人民的经济封锁和剥削。如公元787年（贞元三年），一些地方官对“内附诸夷……竞致侵削，藉其蹄角齿毛之异，廉者半价而贾，贪者豪夺”①。有的“或强市其牛马，不酬其直”②。有的边将“失于绥辑，因缘征敛，害及无辜”③。在唐的经济封锁和地方官的剥削压迫下，党项羌人民忍无可忍，被迫纷纷起义。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年）年间，灵州、盐州等地发生了党项羌部落起义，给统治者以较大的打击。唐朝统治者为了平息这些起义，曾多次派遣官吏，进行安抚。如唐武宗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鄠和郑贺分别为灵州、延州（今陕西延安市）、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安抚使，及时进行安抚。而对于那些安抚无效的起义，则派大军围剿。如公元850年（宣宗大中四年），“（党项）内掠邠、宁，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栻讨之，羌乃破殄”④。

　　唐王朝与党项羌内迁前后的关系，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甚至兵戎相见，但从总体上和主流方面去看，仍然是友好的和密切的臣属关系。其所以如此，与唐王朝对党项羌所采取的总政策——怀柔、安抚，有着很大的关系。党项羌同唐王朝基本上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这对党项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①《隋书》卷83，《党项传》。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记载与此同。

　　③《隋书》卷83，《党项传》。

　　①《唐会要》卷98，《党项羌》。

　　②《新唐书》卷43，《地理志·羁縻州》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①据新、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吐蕃称未迁徙的党项羌人为“弥药”。另据《宋会要辑稿·蕃夷》6之1记载，西夏建国后，吐蕃及于阗称西夏为“缅药”即（“弥药”），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弥药”一词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大了。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上》，引《延绥镇志》。

　　①《唐会要》卷89，《党项羌》。

　　②《全唐文》卷737，沈亚之：《平夏》文。

　　③《大唐诏令集》卷129，《洗雪平夏党项德音》。

　　④《太唐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

　　①《全唐文》卷649，元稹：《授王王琬银州刺史制》。

　　②《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全唐文》卷700，李德裕：《赐党项敕书》。

　　④《唐会要》卷98，《党项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