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的措施 随着西夏生产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某些相应的变化。仁宗仁孝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接受哆讹等起义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振兴文教，厘定法律等等旨在加强封建统治的措施。
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封建御用人才仁孝为了大力发展西夏教育，培养大批御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措施如下：1.大兴汉学仁孝时，汉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元1143年六月，下令于各州县设立学校，“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这同崇宗乾顺的国学人数相比，增加了10倍。同时在宫中设立贵族小学，“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皆得入学”①。并选拔教授给学生上课。公元1144年（夏人庆元年），立大汉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仁孝“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②。此外，还建立内学，“仁孝亲选名儒主之”③。
2.发展科举制度公元1146年（夏人庆三年）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盛”①。立唱名法，说明仁孝时期，也像宋朝一样，设有进士科进行考试。凡是经过皇帝殿试被录取的进士按规定要宣布名次，名曰唱名，又叫传胪。至于童子科究竟何时设立？从人庆四年复设童子科，似乎是从仁孝开始，但从西夏蕃汉教授斡道冲“五岁以尚书中童子举”②推算，说明西夏童子科，早在崇宗乾顺之时即已设立。
3.树立儒学偶像公元1146年（夏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③。唐时曾封孔子为文宣王，仁孝进一步封孔子为帝，说明西夏尊儒、崇儒之风同中原王朝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4.继续购买儒家典籍随着西夏学校数量的增多，开科取士的频繁，广大知识分子需要阅读大量儒家典籍。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仁孝派遣使者到金朝“请市儒释诸书，金主许之”④。西夏统治者之所以不到宋朝购买儒释书籍，因为南宋偏安江南，与西夏关系隔绝，只好向金求购。
5.阐释儒家经典仁孝时，不仅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的一些著作的义理进行阐释。如精通五经的蕃汉教授斡道冲就曾“译论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十筮，断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⑤，对于结合西夏国情，比较准确地宣传儒家学说和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仁孝还设立翰林学士院，于翰林学士院内，设有翰林学士、翰林待制和翰林直学士。“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①。此后，出任翰林学士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由于仁孝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并因此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称赞：“夏国多才，较昔为盛”。
二、完善中央和地方机构公元1162年（夏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将中书、枢密院移到宫廷内门之外，以备顾问。仁孝的这种作法，被史家称之为励精图治之善政。清人吴广成指出：“仁孝励精图治，恐见闻未及，将中书、枢密院移置内门外，以便顾问，则上无勿知之隐，下无不达之情，夏政之善可知矣”②。
这种评价不失为中肯之论。
地方机构仍然采用州（府、军）、县（城、堡、砦）两级制，地方官职设有州主、通判、正听、都案③等官。
同时，仁孝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还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等司，其具体分类情况如下：“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大小高低，依下条所列实行。
上司：中书、枢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閤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治源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圣永地居。
下等司：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治司、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开边城。
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
边中转运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啰、南院、西院、肃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庙山。
地边城司：□□、真武县、西宁、孤山、魅拒、末监、胜全、边净、信同、应建、争止、龙州、远摄、银州、合乐、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
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作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①这说明西夏的中央、地方统治机构，自元昊定官制以来，经过多次调整和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
此外，大约撰成于仁孝时期的西夏文刊印“官阶封号表”，其中央纵横栏书皇帝称号和帝位继承人；次书封号名称，分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第六品、第七品；还书有皇后、公主及嫔妃封号；诸王封号（南、北、东、西院王）。国师封号，大臣（枢密、中书等）封号，以及统军等封号。这反映西夏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的封建等级也日益严密了。
三、厘定法律与改革礼乐仁孝在“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指引下，对于厘定西夏法律的工作十分重视。他组织专门官员参加修订，最后完成了一部比较系统和完备的法典，名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因该法典每页版口上方都有“律令”二字，故可简称为《开盛律令》。“改旧新定”，顾名思义是对旧有律令的重新修订。其所以要重新修订，该书前面的颁律表讲的很清楚，因为旧律有“不明疑碍”处，为了使律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有针对性，条文更加明晰，便于贯彻执行，故需要重新加以修订。
参加修订该法典的官员，据颁律表可知总共有19人。其主持者为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参加者有中书、枢密院宰辅要员及中兴府、殿前司、閤门司等重要官员，可谓实力雄厚，阵营强大，表明西夏统治者对改旧新定律令工作的高度关注。
《天盛律令》是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现存律令全文约20余万言，共20卷，1264面，其中基本完整的有9卷，残失一部份的有10卷，第16卷全部散失。其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该法典不仅参考了唐、宋中原王朝的法典，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如“十恶”、“八议”、“五刑”，等等；而且结合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军情，在诸如行政法、经济法、军事法等很多方面，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该法典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切合实际，使之在某些方面（如畜牧业、军制、民俗，等等）更具有本民族的特点①。
与此同时，审理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审讯办法也日益完备。仁孝时期的党项学者骨勒茂才所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云：“莫违条法，案检判凭，依法行遣，不敢不听，恤治民庶。人有高下，君子有礼，小人失道，失其道故。朝夕趋利，与人斗争。不敬尊长，恶言伤人，恃强凌弱，伤害他人。诸司告状，大人嗔怒，指挥扃（jiōng窘）分，接状只关，都案判凭，司吏行遣，医人看验，踪迹见有。知证分白，追干连人，不说实话，事务参差，枷在狱里，出与头子。令追知证，立便到来，子细取问，与告者同。不肯招承，凌持打拷，大人指挥。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如此拷打，心不思惟，可谓孝乎？彼人分析，我乃愚人，不晓世事，心下思惟。我闻此言，罪在我身，谋知情人，此后不为。伏罪入状，立便断止”。
这段长篇累牍的说教表明：（一）西夏确有比较完整的诉讼和审讯办法。我们从这看到了自案件发生，被害人告状，都案派人检验现场，拘捕犯人和传知情人作证，直到审问明白、犯者伏罪，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判罪等整个审理案件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宋朝相比，也大体雷同；（二）西夏刑法惩治镇压的对象，也同宋朝一样，是那些“与人斗争”，“不敬尊长”，所谓犯上作乱的失道“小人”。至于那些所谓秉礼“君子”，刑法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适用。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官样文章，也不见于字里行间；（三）西夏统治者一面大力宣传儒家的说教，向老百姓灌输忠孝等封建思想，要老百姓安分守己。一面严刑峻法，使两者紧密结合，从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两手——牧师与刽子手的职能。即用法律镇压老百姓的反抗，用儒家说教安慰被压迫者的灵魂。
仁孝在组织人力撰修西夏法典的同时，还对西夏的礼乐进行改革。公元1145年（夏人庆二年）仁孝令乐官李元儒按照汉族乐书，参照西夏制度，对西夏乐书进行重修。至公元1148年（夏人庆五年）五月修成，赐名“新律”①。
四、提倡直言纳谏，崇尚节俭公元1155年（夏天盛七年）九月，仁孝到贺兰山狩猎，路上他骑坐的骏马失足受伤，仁孝大怒，下令要杀死修路之人。其尚食官阿华从容进言道：“田猎非人主所宜，今为马多杀，贵畜贱人，岂可闻于四境乎”②？
仁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事后将这番话告诉皇后罔氏，罔后为了提倡直言，赐阿华以银币，以示奖励。
在提倡直言的同时，对那些刚直不阿的大臣尤为重用。公元1171年（夏乾祐二年）五月，仁孝用直言敢谏的斡道冲为中书令，以后又让他担任国相。此外，仁孝还以“性严毅，守政不阿”①的翰林学士焦景颜兼任枢密都承旨。“骨鲠有风裁”的热辣公济为御史中丞。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的汉化日益加深，其生活日益腐化奢侈。尤其是夏国的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②，这对夏国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公元1163年（夏天盛十五年）五月，仁孝下令“大禁奢侈”③。对于那些受贿的官吏，则亲自写信批评教育。舒王仁礼“监军韦州，私受民钱，遣书责之，勉以官箴，仁礼辄还所受”④。
仁孝的上述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公元1183年（夏乾祐十四年）八月，斡道冲卒。道冲为国相十余年，但“家无私蓄，卒之日，书数床而已”⑤。此外，中书令濮王仁忠，其弟舒王仁礼，生活上都堪称节俭。仁礼卒，“家无担石储，仁忠悉以廪奉给之，己与家人日粗粝而已”⑥。
这说明仁孝推行求直言，禁奢侈和官吏受贿等措施，对于澄清夏国的吏治，使政治比较清明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西夏书事》卷35。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西夏书事》卷36。
① ② ③ ④ ⑤《西夏书事》卷36。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西夏书事》卷36。
③《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载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①参阅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注说明》，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5册。
① ②《西夏书事》卷36。
①《西夏书事》卷37。
②《西夏书事》卷37。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西夏书事》卷36。
⑤《西夏书事》卷38。
⑥《西夏书事》卷36。
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封建御用人才仁孝为了大力发展西夏教育，培养大批御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措施如下：1.大兴汉学仁孝时，汉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元1143年六月，下令于各州县设立学校，“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这同崇宗乾顺的国学人数相比，增加了10倍。同时在宫中设立贵族小学，“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皆得入学”①。并选拔教授给学生上课。公元1144年（夏人庆元年），立大汉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仁孝“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②。此外，还建立内学，“仁孝亲选名儒主之”③。
2.发展科举制度公元1146年（夏人庆三年）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盛”①。立唱名法，说明仁孝时期，也像宋朝一样，设有进士科进行考试。凡是经过皇帝殿试被录取的进士按规定要宣布名次，名曰唱名，又叫传胪。至于童子科究竟何时设立？从人庆四年复设童子科，似乎是从仁孝开始，但从西夏蕃汉教授斡道冲“五岁以尚书中童子举”②推算，说明西夏童子科，早在崇宗乾顺之时即已设立。
3.树立儒学偶像公元1146年（夏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③。唐时曾封孔子为文宣王，仁孝进一步封孔子为帝，说明西夏尊儒、崇儒之风同中原王朝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4.继续购买儒家典籍随着西夏学校数量的增多，开科取士的频繁，广大知识分子需要阅读大量儒家典籍。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仁孝派遣使者到金朝“请市儒释诸书，金主许之”④。西夏统治者之所以不到宋朝购买儒释书籍，因为南宋偏安江南，与西夏关系隔绝，只好向金求购。
5.阐释儒家经典仁孝时，不仅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的一些著作的义理进行阐释。如精通五经的蕃汉教授斡道冲就曾“译论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十筮，断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⑤，对于结合西夏国情，比较准确地宣传儒家学说和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仁孝还设立翰林学士院，于翰林学士院内，设有翰林学士、翰林待制和翰林直学士。“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①。此后，出任翰林学士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由于仁孝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并因此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称赞：“夏国多才，较昔为盛”。
二、完善中央和地方机构公元1162年（夏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将中书、枢密院移到宫廷内门之外，以备顾问。仁孝的这种作法，被史家称之为励精图治之善政。清人吴广成指出：“仁孝励精图治，恐见闻未及，将中书、枢密院移置内门外，以便顾问，则上无勿知之隐，下无不达之情，夏政之善可知矣”②。
这种评价不失为中肯之论。
地方机构仍然采用州（府、军）、县（城、堡、砦）两级制，地方官职设有州主、通判、正听、都案③等官。
同时，仁孝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还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等司，其具体分类情况如下：“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大小高低，依下条所列实行。
上司：中书、枢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閤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治源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圣永地居。
下等司：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治司、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开边城。
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
边中转运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啰、南院、西院、肃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庙山。
地边城司：□□、真武县、西宁、孤山、魅拒、末监、胜全、边净、信同、应建、争止、龙州、远摄、银州、合乐、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
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作首饰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①这说明西夏的中央、地方统治机构，自元昊定官制以来，经过多次调整和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
此外，大约撰成于仁孝时期的西夏文刊印“官阶封号表”，其中央纵横栏书皇帝称号和帝位继承人；次书封号名称，分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第六品、第七品；还书有皇后、公主及嫔妃封号；诸王封号（南、北、东、西院王）。国师封号，大臣（枢密、中书等）封号，以及统军等封号。这反映西夏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的封建等级也日益严密了。
三、厘定法律与改革礼乐仁孝在“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指引下，对于厘定西夏法律的工作十分重视。他组织专门官员参加修订，最后完成了一部比较系统和完备的法典，名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因该法典每页版口上方都有“律令”二字，故可简称为《开盛律令》。“改旧新定”，顾名思义是对旧有律令的重新修订。其所以要重新修订，该书前面的颁律表讲的很清楚，因为旧律有“不明疑碍”处，为了使律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有针对性，条文更加明晰，便于贯彻执行，故需要重新加以修订。
参加修订该法典的官员，据颁律表可知总共有19人。其主持者为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参加者有中书、枢密院宰辅要员及中兴府、殿前司、閤门司等重要官员，可谓实力雄厚，阵营强大，表明西夏统治者对改旧新定律令工作的高度关注。
《天盛律令》是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现存律令全文约20余万言，共20卷，1264面，其中基本完整的有9卷，残失一部份的有10卷，第16卷全部散失。其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该法典不仅参考了唐、宋中原王朝的法典，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如“十恶”、“八议”、“五刑”，等等；而且结合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军情，在诸如行政法、经济法、军事法等很多方面，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该法典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切合实际，使之在某些方面（如畜牧业、军制、民俗，等等）更具有本民族的特点①。
与此同时，审理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审讯办法也日益完备。仁孝时期的党项学者骨勒茂才所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云：“莫违条法，案检判凭，依法行遣，不敢不听，恤治民庶。人有高下，君子有礼，小人失道，失其道故。朝夕趋利，与人斗争。不敬尊长，恶言伤人，恃强凌弱，伤害他人。诸司告状，大人嗔怒，指挥扃（jiōng窘）分，接状只关，都案判凭，司吏行遣，医人看验，踪迹见有。知证分白，追干连人，不说实话，事务参差，枷在狱里，出与头子。令追知证，立便到来，子细取问，与告者同。不肯招承，凌持打拷，大人指挥。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身，不敢毁伤也，如此拷打，心不思惟，可谓孝乎？彼人分析，我乃愚人，不晓世事，心下思惟。我闻此言，罪在我身，谋知情人，此后不为。伏罪入状，立便断止”。
这段长篇累牍的说教表明：（一）西夏确有比较完整的诉讼和审讯办法。我们从这看到了自案件发生，被害人告状，都案派人检验现场，拘捕犯人和传知情人作证，直到审问明白、犯者伏罪，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判罪等整个审理案件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宋朝相比，也大体雷同；（二）西夏刑法惩治镇压的对象，也同宋朝一样，是那些“与人斗争”，“不敬尊长”，所谓犯上作乱的失道“小人”。至于那些所谓秉礼“君子”，刑法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适用。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官样文章，也不见于字里行间；（三）西夏统治者一面大力宣传儒家的说教，向老百姓灌输忠孝等封建思想，要老百姓安分守己。一面严刑峻法，使两者紧密结合，从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两手——牧师与刽子手的职能。即用法律镇压老百姓的反抗，用儒家说教安慰被压迫者的灵魂。
仁孝在组织人力撰修西夏法典的同时，还对西夏的礼乐进行改革。公元1145年（夏人庆二年）仁孝令乐官李元儒按照汉族乐书，参照西夏制度，对西夏乐书进行重修。至公元1148年（夏人庆五年）五月修成，赐名“新律”①。
四、提倡直言纳谏，崇尚节俭公元1155年（夏天盛七年）九月，仁孝到贺兰山狩猎，路上他骑坐的骏马失足受伤，仁孝大怒，下令要杀死修路之人。其尚食官阿华从容进言道：“田猎非人主所宜，今为马多杀，贵畜贱人，岂可闻于四境乎”②？
仁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事后将这番话告诉皇后罔氏，罔后为了提倡直言，赐阿华以银币，以示奖励。
在提倡直言的同时，对那些刚直不阿的大臣尤为重用。公元1171年（夏乾祐二年）五月，仁孝用直言敢谏的斡道冲为中书令，以后又让他担任国相。此外，仁孝还以“性严毅，守政不阿”①的翰林学士焦景颜兼任枢密都承旨。“骨鲠有风裁”的热辣公济为御史中丞。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的汉化日益加深，其生活日益腐化奢侈。尤其是夏国的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②，这对夏国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公元1163年（夏天盛十五年）五月，仁孝下令“大禁奢侈”③。对于那些受贿的官吏，则亲自写信批评教育。舒王仁礼“监军韦州，私受民钱，遣书责之，勉以官箴，仁礼辄还所受”④。
仁孝的上述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公元1183年（夏乾祐十四年）八月，斡道冲卒。道冲为国相十余年，但“家无私蓄，卒之日，书数床而已”⑤。此外，中书令濮王仁忠，其弟舒王仁礼，生活上都堪称节俭。仁礼卒，“家无担石储，仁忠悉以廪奉给之，己与家人日粗粝而已”⑥。
这说明仁孝推行求直言，禁奢侈和官吏受贿等措施，对于澄清夏国的吏治，使政治比较清明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西夏书事》卷35。
②《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西夏书事》卷36。
① ② ③ ④ ⑤《西夏书事》卷36。
①《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西夏书事》卷36。
③《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载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①参阅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注说明》，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5册。
① ②《西夏书事》卷36。
①《西夏书事》卷37。
②《西夏书事》卷37。
③《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西夏书事》卷36。
⑤《西夏书事》卷38。
⑥《西夏书事》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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