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野心实质上是他的终端目标。尽管他声称，追求权力是为了拯救他的祖国，并且净化日耳曼民族，但这是自欺欺人的。他把这一目标完全等同于他自己的统治，而且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乐意毁灭他自己的民族。希特勒的野心很可能是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陆军医院中形成的，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他中毒受伤，躺在那所医院中接受治疗。后来，提及这些“可怕的白天和更加糟糕的夜晚”时，他如此写道：“现在我知道，一切都失去了。”他陷入了沮丧和退缩的时期中，并不时地号啕大哭。被征服了的德国的命运与他的失败感似乎融合为一体——如同后来胜利的希望与他自己的权力合二为一一样——或许，就像沃尔特·兰格所指出的那样，他对德国战败做出的回应，就好像那是他自己以及他真正的深爱的母亲遭受了强暴一样（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在提到德国时，仍然称之为“她”）。当他躺在医院里，时而歇斯底里，时而沮丧消沉时，在基尔（Kiel）的水手们叛变了。一些人来到医院，拿着一面红色的旗帜，号召大家革命。几天之后，一个过路人告诉病人们，德国皇帝已经离开德国，亡命他乡了，这时，希特勒似乎意识到了这种彻彻底底的失败。“再一次，我眼前的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我们睡觉的地方，把我滚烫的脑袋埋进毛毯和枕头下。”

　　他后来说，在这些夜晚，对德国背叛者们的仇恨开始增长。他发誓不要休息也不要和平，直到“11月的罪犯们”被彻底推翻。就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他决意成为一名政治领导者，这样他就可以惩罚那些在国内从背后刺了他的祖国一刀的叛徒们。可能这种决定来得并非如此突然，然而这一段时期对他而言必定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无法开始解释这位元首（Führer）的出现：事实就是，这个男人，还不到30岁，在慕尼黑漂泊游荡了数年，然后在军队中例行公事般地并几乎是毫无目的地服役4年，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政治关系，退役后没有工作或者职业，事实上没有实际的工作经历，只有一套由各种模糊的政治信条拼凑而成的混成物——而这个男人会在5年之后形成一套政治方略、一个意识形态的纲领和一种控制民众的方式，这些让他在10年之后绝对地统治了德国，并且在短期内主宰了半个世界。在近代历史上，我们很难想到，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其他的权力行使者能够像他这样如此迅疾而稳固地确立自己的统治方式。

　　他返回了慕尼黑，也就是他志愿参军的地方，再次与战前就认识的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的煽动者混在一起。不久，他就成为李斯特军团（List Regiment）的一名密探。当他暗中监视政治集会，并通过军队开设的课程接受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时，他的真正的政治教育也就开始了。1919年的秋天，他研究了德国工人党，该党是慕尼黑这个热气腾腾的政治孵化器中孵化出来的众多小团体中的一个。他被该党的纲领所打动，并且相信他有能力改善它的组织和策略，于是他加入该党，并成为执行委员会的第7名成员。很快，他就完全控制了工人党。

　　在1933年以前，希特勒还谈不上是一个创新者，他只是一个技术娴熟的融合者，把政党组织、宣传技巧与政治信条合并为一体。在慕尼黑激烈的政治竞争中，他发现：他逐渐地能够吸引众多人的注意，并使他们为己着迷；他能够在辩论中战胜对手，偶或不能，就由他的武装追随者们来镇压他们；他能直觉地理解旗帜、海报、徽章、盛典以及其他手段和标志物的作用，这些都可以令他的听众兴奋激动；他对工人党的独裁统治要远远高于执行委员会的集体指挥。政治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业余爱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擅长于此，而且几乎别无所长。

　　最显著的是他所信奉的教义的一致性。阅读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演讲稿，就是在阅读他在后来的20多年中发表的演讲。《凡尔赛条约》的粗暴，证券交易中资本主义的邪恶，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对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权力准则，一大堆社会福利的（而不是激进社会主义的）措施，日耳曼人优越论，以及——从头至尾总是在谈的——犹太人的邪恶和威胁：所有这些都在后来的岁月成为家喻户晓的陈词滥调。希特勒很难被谴责为骗子；在他的演讲中，在他的政党纲领中，甚至在《我的奋斗》这本书中，他的计划和目标已完全展示出来，让整个世界都可以看到。希特勒的崛起是如此迅速，他早期的成功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唯一不得不需要学习的东西就是耐心。1923年11月，他在慕尼黑策划的一次未遂政变给他补上了这一课。他被囚禁在条件舒适的朗斯堡（Landsberg）要塞监狱中，在那里，他写成了《我的奋斗》这本书，他决心等待，直到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他的现状。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就是他所需要的大背景，凭借这一背景，他巩固了他的残暴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