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抱负也是在他成年后的早期形成的，在随后的岁月中，他也是以非凡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始终坚持他的战略——如果不是他的策略。他究竟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行使者，还是一位领导者？在1893年的秋天，他在圣彼得堡投身于革命研究和革命活动。在随后的10年中，他经历了一次持续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义危机（crisis of identity and selfdefination），维克多·沃尔芬斯坦认为，这可能是两种情感的融合物，一种是对他父亲的去世的内疚感，另一种是对他哥哥被处死的强烈而无法抑制的愤怒，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让列宁的意志变得坚强起来。他早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他的理智感知和判断。但是在列宁坚定不移地追求革命领导这一职业生涯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毫无疑问就是这一职业本身以及他在这一职业上的几乎立竿见影的成功。

　　他系统地考察了圣彼得堡的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工厂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且也汇集了各种数据资料来支持他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研究。他建立起一个学习小组网络，向其进行思想灌输，同时兼作革命的基层单位。由于不断受到警方的追捕和骚扰，他学会了用各种伪装和诡计来避开他们。当他最终被警察追踪捕获，并流放到西伯利亚时，他仅仅通过大量深入的阅读和与外界的书信来往，就得以继续他的革命事业。他获释后，又开始在俄国开展他的革命活动，同时在欧洲那个充满革命宣传和阴谋的封闭世界中广泛游历。在巴黎，他为积极分子开办了一所学校，他成为了一名教师，同时也是一名革命宣传者。他知道他写作革命宣传的小册子要比演讲更加有效，但是他那简单明了、直言不讳、铿锵有力的演讲，有时能够剥开耶稣会论证的迷雾，唤起他的工人阶级听众。他展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自律，不管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他不但宣扬革命责任必须高于个人的友谊、感情和爱情，而且对这一原则身体力行。他的婚姻和他的爱情生活完全服从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当列宁在《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书中提出他的革命行动理论时，尚不满32岁。伯特伦·沃尔夫说，这本小册子既是一个发端，又是一篇完整的论述；它实际上包含了所有的有关政治和政党组织的原则，这些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列宁主义。在这本厚厚的小册子中，列宁既攻击了激进主义者，也攻击了恐怖主义者。他认为，人民群众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自发性只能达到一种“工联主义的意识”，革命的实现只能通过训练有素而富于战斗精神的先锋队的领导——因此革命不能只是等待历史的缓慢运转，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这本小册子的论证冗长而晦涩，但其间也闪烁出真知灼见的光芒，充满着对他的对手的学究式的责难。从这种论证中，列宁发展出一个中心概念，这一概念将在列宁的战略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有助于影响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这就是他关于领导的概念——由党对人民群众进行领导，由一个人对该党进行领导——而这个人除了列宁还能有谁？当然，这场运动已经有了一些领导者，但是正如亚当·乌拉姆（Adam Ulam）所指出的那样，“不经讨论就可以做出决策，人民只是被命令做这做那，政党的基层组织要事事汇报中央并服从中央，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种范围广泛的新发展”。

　　对列宁和他的政党而言，革命职业已经成为了领导战略。（在第8章中，我会描述革命的权力，它不仅是一种领导，也是一种变革型的道德领导。）列宁的领导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是他有时间去使用那些具有残暴行使权力特征的手段。作为领导的本质之一的冲突，逐渐受到压制（尽管主要是由列宁的门徒们实施的）。在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中所预设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融合，被颠覆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统治。列宁对服从和一人控制的要求便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结论。封建制度并没有完全被改变，但是封建的领导者已经被取而代之。但是如果说列宁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那么在他成为一个残暴的权力行使者之前，他还是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像毛泽东一样，有几十年的时间，那么领导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平衡也许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