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或者最为接近的目的——这些手段对于最终实现诸如自由、平等、公正、安全、幸福这些终极目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是不是总要如此分裂？阿伦特戏剧化地描绘了革命的一种两难困境——事实上，所有的改革中都会遇到这种困难的选择——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中，这种两难困境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现。要理清在革命的情境中直接的实际手段、制度结构和最终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革命的混乱、挫折和机会主义之中领导在联系以上各个因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为困难的。

　　当然，完全掌握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全部复杂的相互关系，超出法国革命领导者的能力范围，他们最多只能遗憾他们争取自由的努力的失败，就像罗伯斯庇尔的情况一样，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中预言：“我们将被摧毁，因为在人类历史中，我们错过了创立自由的大好时机。”各种事件在自然发展，而这些事件更多的是由当地各地段的领导人和街道上的群众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由国民议会中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造成的。1792年6月，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在此之后，两个纵队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携带武器和各种旗帜的大批民众的伴随下，聚集在国会的门前；他们的演说家，一个海关职员，被允许进入会议厅，他要求废除行政权力。在返回的途中，群众闯入了王宫，对国王和王后纠缠不休，并且强迫路易戴上自由的帽子。保皇派对这种侮辱皇室的行径大加谴责，这就导致了更进一步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因对外国人入侵的恐惧日益增强而更加尖锐化了。

　　8月，令人畏惧的巴黎民众，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动员之下，进攻了杜伊勒里宫（Tuileries），袭击并占领了王宫。这个插曲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王的“架空”构成了革命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在王权力量和革命力量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的平衡；而现在的争斗主要是议会领导者与巴黎各城区、各地段和各群体的领导者之间的争斗。

　　也许，在这种革命环境下，革命的领导就注定要走向暴力和独裁。国民议会中老的雅各宾派仍然在杰克奎斯·皮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的领导之下，他是一个贫穷的糕点厨师的儿子，曾经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改良主义的记者，他献身于革命，并且一心一意，因此赢得了大街上民众的信任；还有乔治·杰克奎斯·丹东（George Jacques Danton），他曾经是一名法务官的办事员，用钱财在国王议事机构的小型法庭中买了一个荣誉职位。丹东的力量表现为在武装对抗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成为革命的化身。在之后的几周内，议会的安全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可怕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与巴黎公社成员的领导者彼此竞争，进行新闻检查，抓捕嫌疑犯，并且征收武器分发给爱国者。在9月份，民众攻入了巴黎，并且屠杀了1 000多名男人和妇女。

　　几个月以来，布里索的支持者以及山岳党人（Montagnards）（意为山上之人，由于他们坐在议会左边的最高位置而得名）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斗争，而雅各宾派就像是山岳党人的决策核心，并且最后剥夺了布里索的议员资格。在此之前，布里索曾经说过：“瓦解者（disorganizers）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必须是一个瓦解者。但是，现在瓦解者成了反革命者。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民众要求废黜国王的压力日渐增强，国王被视为使保皇派的反革命者联合起来的一个中心点。一个年轻的狂热者，安托尼·德·圣约斯特要求杀死国王，这并不是因为他犯有什么罪行，而是因为他是敌人，应该根据战争法施以绞刑。要求采取缓和措施或推迟执行的布里索分子们被指责为秘密的保皇派。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在国内没有一个保皇派的反对，革命的领导者们会严重地向左偏离，更加激进。战场上的士兵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在其所征服的任何土地上进行改革——这样的行动激怒了国外的专制君主们，他们也面临着国内的抗议。法国对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几个月之后，它几乎与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处于正式的战争状态，除了美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被认为是姐妹共和国）之外。激进主义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由于怀疑巴黎有外国策划的阴谋，领导者们建立了一个革命法庭，该法庭拥有专门的检查权力。他们规定，所有被抓获的武装反叛者，都要按照军队做出的决定，在24小时内将其处死；他们建立了地方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都是由革命的领导核心组成。代表大会，这个由全国的男性选民投票选举的最高宪法权力机关，现在被指责为忍受不忠的行为；在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被指派来调查反对代表大会的阴谋活动之后，山岳党人成功地从代表大会中清除了内部的温和派领导，从而坚定了他们的革命方向。几周之后，让·保尔·马拉（Jean Paul Marat），这位革命早期的英雄，同时也是负责代表大会清洗运动的一名领导人，在进行保健浴时被夏绿蒂·科黛夏（Charlote Corday）刺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