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型领导概述

法国革命领导的大旋涡(6)

领袖 作者:(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著;常健 等 译


  如果夏绿蒂是按照她的领导理论——这一谋杀能够制止极端派,鼓励温和派——而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她在1793年7月的行动就完全有违于自己的初衷。这种行为有助于加快恐怖时代的来临。从前线不断传来的坏消息使恐怖(enragés)措施进一步加强。长裤汉们接连不断施加的压力,以及对国外威胁的偏执反应,造成了一种弥漫着恐怖和仇恨的气氛。囤积居奇成了当时的一项主要的犯罪行为。随后颁布了一项新的嫌疑犯法案,规定对任何一个可能被怀疑为政治上不忠的人,可以立即实行逮捕;结果,根据这项法案的条款规定,有300 000人被关进了监狱。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 Antoinette)被施以绞刑。死囚押送车在巴黎不停地忙碌奔跑;在其他的省份,这种残酷的大屠杀更为严重。在里昂,在一次大规模的恐怖屠杀中,数以百计的受害者被迫站在掘开的壕沟旁,然后是加农炮对他们的狂轰滥炸,这是较晚世纪大规模恐怖屠杀的先兆。

  然后,革命领导也开始掉转矛头,攻击自身。布里索以及他的几个助手在一个小小的法庭被审判之后被推上了断头台。权力在山岳党人之间和议会之间来回转换,每次冲突都会导致很多无辜的伤亡。左翼的埃伯尔派(Hébertistes)受到了孤立,被指认,并且遭到杀戮;然后轮到了右翼的丹东分子,他们的下场同样如此。控制权如此迅速地转移到了极端分子的手中,这样一来,曾经是激情满怀的激进统治者突然发现他们自己被污蔑成了反革命分子。到了1794年7月,这种情况就轮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身上,然后是圣约斯特。很快,这场恐怖就结束了,它的幸存者们对此早已感到了厌倦;不久,这种摇摆不定的事态就偏离了革命的方向,开始向反动的方向发展。

  很多人认为,法国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或者说革命是一股强大的激流,它首先是把自己的孩子们拖入复仇与恐怖之中。这两个比喻都说明革命的领导者失去了控制,并且成为了某种非人的命运或历史必然性的傀儡。但更进一步看,那些声名卓越的或者臭名昭著的领导者们,似乎并不纯然是命运的受害者;他们是大众的下层领导者的代理人,而这些下层领导者在他们与大众之间发挥着中介调和作用。这些革命领导者们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例如国民议会、雅各宾协会、公共安全委员会、基层的行政区和巴黎各分区——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立足点。所有领导者都必须要找到这样的立足点,而这些基础通常要具有一定的力量、可靠性和持久性。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的巴黎,这些组织机构本身都受到了攻击,并且将随同占据它们的领导者们一起走向灭亡。

  造成极端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巴黎的群众及其领导者。实际上,在革命后期的年代中,每一个事件的主要转折点——就像早期的转折点一样——正是长裤汉们的领导者采取了决定性的主动行动。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反复地对抗或闯进国民议会或代表大会;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革命领导者,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食品短缺和价格问题;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贪欲无度地渴望看到更多的头颅悬挂在观众的面前;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聚集在市政厅(Hotel de Ville)前,向政府的检察官(procureur)高喊:“我们不要承诺——我们要面包,而且现在就要!”;正是这些群众的领导,经常会把法律控制在他们自己手中,当政府当局似乎不愿意杀人时,他们就自己制造大屠杀。群众由于需要而保持了高昂的战斗精神。尽管有所有这些承诺,但是食品危机仍在继续;正是由于所有这些承诺,对食品的期望被提高了。长裤汉们又一次在高喊着要面包,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为革命领导者们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他们在面对群众的平民主义者的冲击——那种无法吓倒的令人恐惧的对抗和侵犯——时感到愧疚和无助,也因为左翼人士更容易受到比他们更左的人的攻击,革命极端主义的倾向——没有记录,除了在警署的记录之外——是群众领导。而且如果革命似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那么一部分是因为革命领导者们既不能建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制度机构,也不能建立一种能够与中产阶级个人自由观念的信条和工人阶级对平等和福利的要求相协调的意识形态。马·杰·西德纳姆(MJSydenham)得出结论说,真正的悲剧在于,“革命者们真诚地尊重大众的权威,但是从来没能在一个能够得到普遍支持和服从的自由机构中体现出这种权威”。革命的动力受到的是一种混乱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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