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通过买卖谷物成为一个富农。他的母亲没有文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也是在这种宗教信仰中长大的。从童年开始，毛泽东就常常与父亲产生冲突——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很清楚。那种冲突，后来不免让人们猜测到，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是否最初来源于与父亲的对抗。一个貌似可信的解释是，由于其父亲地位的上升，他陷入了一种模糊的阶级立场之中——或者说，他从6岁开始必须用一部分时间在农田中劳作，而到了13岁，就必须整天待在农田劳作。16岁时，毛泽东公然反抗父亲，离开家去读小学。他设法继续接受教育，并努力学习西方古典名著和中国英雄主义的故事，最后获得了长沙师范学校的文凭。

　　1918年秋，毛泽东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找了份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理智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在北京，毛泽东接触到了共产党领导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教授以及其他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接触到了学生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北京，毛泽东仅仅是李大钊手下一名图书馆助理员，与其他8位湖南学生共用一间屋子，因此他的地位很卑微。据说，当他试图向胡适请教问题时，这位显赫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竟不肯屈尊回答这位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的问题。毛泽东参加了学生社团，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不久他就卷入了这个大学城的革命浪潮中。到1920年，毛泽东就成为了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毛泽东属于哪种马克思主义者呢？中国的革命者甚至比俄国的革命者更为紧迫地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当时城市无产阶级为数不多而又没有普遍革命热情的情况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这个“落后的”农业的殖民地的国家。就像在俄国那样，中国社会改革的任务异常艰巨，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争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问题，特别是他们的领导阶层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里，列宁再次起到了重大的联结作用，因为他是一名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总是在“阶段”和“阶级”的问题上不断改变其观点，但他总是坚持对革命领导的需要和纪律严明的组织的需要，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超级的列宁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毛泽东充沛的精力与革命承诺提高了他在共产党人中的影响力，但他的革命理论尚未形成；当然，他在遵循与国民党合作的莫斯科路线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924年，毛泽东主要因为健康的原因——既有身体上的又有政治上的——回到了湖南省。这是他作为革命领导者在上升过程中迈出的重要的第二步。他在自己的村子里曾有着农民生活的不快记忆，因此他仍然将农民阶级更多地看作革命支持的来源而非革命领导的来源。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发现湖南的农民已经被外国对中国的侮辱以及他们乡村的不平等地位所唤醒。毛泽东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了他对新发现的农民的战斗精神而感到兴奋。他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毛泽东指出，农民不仅有能力组织和实践革命领导，而且他们也已经做到了，难道还要求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吗？那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毛泽东否定儒家的行为举止美德（一种西方的方式价值）。革命就是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