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美国，一群被视为先验者的知识分子也对根植于自然的简约主义的生活方式大加颂扬。亨利·戴维·索洛即是其中的一位特立独行者。1845年，他退隐至位于波士顿湖畔附近的一间小木屋，在那里，他对现代生活"无限忙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工作"的单调乏味予以了强烈的抨击。

1870年，以英国为基地的工艺美术运动发生了从大批量生产到欢迎慢速的、注重细节的手工艺产品的转向。在工业世界的城市里，精疲力竭的都市人在农村的田园式生活中找到了慰藉。理查德·杰弗里斯以写作小说和有关英国令人愉悦的牧场回忆录为职业，而德国的卡斯帕·大卫、法国的简·弗朗索瓦·米勒和英格兰的约翰·康斯特布尔等浪漫主义画家，其画布里充满了令人宽慰的田园风光的主题。都市人渴望有时间到世外桃源休憩、充电，这有助于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到1845年，英国湖泊区的外来旅游者超过了当地的羊的数目。

19世纪晚期，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提醒人们注意快节奏的害处。1881年，乔治·比尔德以其《美国的神经》一书使这一话题的讨论延续至今。该书批评快节奏生活引发神经痛、牙痛、掉头发等疾病。乔治·比尔德辩解说，现代对守时的困扰，分秒必争，使每个人都感到"几分钟的拖延或许能毁灭终身的希望"。

三年后，詹姆士·克赖顿·布朗爵士将英格兰的肾病、心脏病和癌症所致死亡人数的急剧攀升归咎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1901年，约翰·戈登创造"急躁症"这一新词，用于描述包括急躁、行动快速、冲动等症状的疾病。一年后，法国人加百利·奥古斯特预见现代环境主义即将出现，并提醒人们，人类对速度的盲目追求必将加快世界原煤储量的损耗，他指出："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为了提高旅行的速度，我们甚至不惜烧掉自己的后路。"

早期的速度批评家提出的一些恐惧显然是荒谬的。医生们曾宣称，如果乘坐蒸汽火车，就会被气压碾碎；瞥见快速跑动的火车头，人就会发疯。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普及时，有人担心骑车在风中疾驰将导致永久毁容，或催生"自行车脸"。伦理学者警告说，自行车将使年轻人堕落，因为他们远离监护人刨根问底的眼光，去享受浪漫的幽会。然而，不管这些担忧多么滑稽，但很显然，在19世纪末，速度确实造成了死亡。每年数千人死于自行车、汽车、巴士、电车、火车、汽船等与速度新记录相关的事故。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大胆抗议摧残人性的速度所带来的影响。1908年，法国作家米拉波注意到："我们的思想、感觉和爱情就像旋风一般……我们同身边的一切不加协调，而只顾自身不停地跳跃、舞蹈和飞奔。"在整个20世纪，人们对速度崇拜的抵抗有所增长，并开始汇入更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激励着数百万人放缓速度，寻求更为简朴的生活。类似的价值观促成了志愿俭朴运动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以纽约为总部的潮流研究所认定一种名为减低速度的现象，这一现象意味着以更为松弛的、抵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替代高收入、快节奏、令人高度紧张的生活方式。与嬉皮时代的减速者不同，放慢节奏的人与其说是受政治、环境因素所驱使，不如说是为有价值的生活欲望所驱动。他们甘愿放弃金钱，以换取时间和节奏舒缓的生活。据总部设在伦敦的一家市场调研公司数据监控公司的预测，放慢生活节奏的欧洲人将从2002年的1200万上升到2007年的6000万。

目前，许多人在精神的安全港湾中寻求对速度的避难。当基督教主流面临着日趋减少的集会时，其福音对手则在增长。佛教在西方日渐盛行，奉行新时代主义折中玄学教义的书店、聊天室及治疗中心也是如此。当人们渴望放慢速度时，这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其精神核心即是一个"慢"字。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无法加快这种启蒙的进程。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告诫人们要放慢速度，以便将自身、他人与更高的力量联结起来。《圣经》的第46首《圣歌》中就说："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