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对非美元的外汇价的互动区间扩至3％，同时，央行还公布了有关改进国家管理的其他措施。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外汇市场的改革虽然以非常渐进、非常技术的方式出台，没有很大震荡也没有强烈冲击，但无疑是未来深层次改革的必要准备性步骤，正是“学习弹性汇率制”的过渡期。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完善、开放的汇率时代必将来临。

　　在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辩论中，有两个占据主导型的声音，可能是造成决策部门迟迟不能拍板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耽误了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必要的及时调整。

　　一种是中国经济还不很强大，货币贬值将使得国家经济在全球贸易中竞争力下降，重蹈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后尘，进入经济萧条期。

　　业界人士应该明白，在市场体制下，人民币如何估值不可能仅凭主观愿望，而必须考虑经济基本面的直接影响；况且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有很大影响。在当前美元长期走低、贸易出超加大的格局下，人民币如果停留在当前“有管理的浮动价位”，其承受的压力在近期内会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客观和必然的。

　　况且，央行对于浮动汇率的顾虑重重，实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贸易的补贴，国内生产要素的价格过低，名义上增强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长此以往，使得国内人均收入水平涨幅受限。美国经验表明，货币的汇率水平与赤字关系微乎其微。因为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贬值25％，而赤字却持续扩大。

　　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其导火索是日元兑美元大幅贬值，实质上是日本国内资产定价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金融业放开程度过大、国内市场规模过小导致出口比例极大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汇率注入更多弹性，只是令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变革条件。

　　另外一个广为流行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体系还过于脆弱，资本账户还不放开，因而汇率浮动不具备条件。

　　实际上，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汇率灵活性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把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与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简单地等同起来。

　　所谓“完全可兑换性”，是指本国货币在经常账户下和资本账户下的所有交易都可与外币自由兑换，资本可跨境自由流动；而汇率灵活性，则指即期汇率水平基本上由外汇市场供需与宏观经济基本面变量决定，可以随着供需双方的变化而相应地上下浮动。

　　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无疑会影响到汇率以及既定汇率制下一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汇率制本身的安排与资本账户并无必然的直接关系。

　　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完全可以和封闭的资本账户在一个市场体系内并存；换言之，走向灵活汇率制，并不要求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作为前提条件。

　　反过来，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业已开放，资本跨境流动性很强，那么其固定汇率制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资本流波动性的干扰。

　　当宏观经济政策与基本面和固定汇率的要求不一致时，或者当受到冲击(比如世界利率水平、国际油价等)时，固定汇率制将面临尖锐的挑战。在严重的情况下，它将遭遇所谓“投机性攻击”，最终可能瓦解。

　　为了维持宏观与金融稳定，保障货币政策自主权，降低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进口成本等，中国确有必要改变现行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大大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最近两三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为中国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遗憾的是，中国未能根据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机会主动调整，却抱残守缺，在国内宏观经济周期性和美国等贸易伙伴国政治上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被动防守一个已经不合时宜的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