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一般是四五个人，由Brian带队，大部分是纽约联储研究部门的经济学家、政策要员，顶着博士的头衔。Christine也会来参加一两次会议，华盛顿总部有时也会派人出席。我们走路5分钟，去摩根位于华尔街的总部大楼，在会议室里依次就座。摩根总会派约十人左右奉陪，都是些头面人物，以示对此案的重视。会议开始，基本上是摩根分发事先已经准备好的PPT(幻灯片)讲稿，然后照本宣科，介绍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一行则是提出很多疑问，在质的问题上，质疑他们将银行账户挪来挪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量的问题上，质疑他们所用的计算BISTRO风险和资本金的模型。每次会议总会有一大堆问题，然后摩根回头就这些问题，作一番精心深入的研究和准备，重新作一些比较分析，展现一组新的数据图表，然后邀请我们再去开会。三番五次，不厌其烦。金钱的力量真是伟大。

　　摩根银行华尔街总部

　　我给自己定义的工作，是将摩根用于计算BISTRO风险和资本金的模型弄懂弄通，看看有什么纰漏和缺陷。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不擅长会计的条款规则，对美联储的政策运作和历史先例也有待了解，但要看模型辨风险则是我的专长。我整理了一些问题，让摩根负责该模型开发和运算的数学博士，花了近一个小时为我释疑解惑；他自然也是竭尽详细清晰之能事，填充了很多PPT上省略的步骤和内容。我又自己作了些这方面的攻读研究，很快就觉得自己对信用衍生产品及其风险模型，有了全方位总体的了解。便在会议记录里，用一页纸的篇幅，清晰地描述了BISTRO风险模型的来龙去脉，比起摩根的PPT和一大堆数学符号要直截了当、条理清楚得多。

　　想不到，我这个会议记录，成为纽约联储在处理信用衍生产品方面的经典，让很多人对BISTRO模型茅塞顿开。据说连华盛顿总部的官员也时不时拿出来参阅，最后有多少人参阅过，我也不知其数。总之，我感觉我在纽约联储写的东西，即便是保密性质的，也比我当初在大学里做教授时公开发表的文章的阅读率要高，从效果的角度来说，要显著得多。我自己一贯的宗旨也是尽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写下来，喜欢动笔，不喜欢动口，不喜欢把同样的内容重复来重复去；而若写下来，则可以有托词，让别人去读，而且传播覆盖的面更广。我们在纽约联储工作，有信息优势，经常会有监管部门和个人来插手询问、打探虚实。所以，写下来的文件和资料，也是很好的挡箭牌，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周折和交流。

　　经过五六轮同摩根的反复交涉，该问的问题也都问了，摩根该做的事情也尽职尽责地做了。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美联储得作出审判了——同意什么，否决什么，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事情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摩根企图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平心而论，8％的资本金要求对它的贷款组合是很高的，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现在它又将中级组别的风险卖掉，那总体风险就更低，再要求它用8％的尺度看来是不合理。但如果允许它在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之间调兵遣将，各大银行势必会群起而效仿，造成天下大乱。再说，会计记账准则是不能轻易变更的，牵扯面太多，任何变化都要由会计总署决定，而非美联储单方就能改变。所以，美联储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得三思而行，全华尔街都在虎视眈眈，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也幸亏摩根是在美联储手下行事，如果碰到其他监管机构，兴许早就被一闷棍打死：“NoandNoandNo”(不行不行不行)。而美联储向来以亲和银行商界著称(下一章会有详细介绍)，不会存心为难辖内银行，尽量会为银行争取合情合理的权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才是为什么我们会几次三番上门，与摩根沟通联络，耐心听取他们解释的原因。但事到如今，关键的问题已是政策上能否灵活机动，适应新形势。这种决策就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定夺的，得有高层作决定，还要得到华盛顿总部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