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美联储华盛顿总部银行监管的头面人物RogerCole来到纽约，去了摩根，为他们的BISTRO下定论。他代表美联储作出决定：禁止摩根将贷款资产从银行账户转入交易账户；但鉴于这些资产的风险，已通过信用衍生证券中级组别的出售，而得以显著降低，美联储同意这些资产的资本准备金可以打20％的折扣。意即，过去资本金的需要量为8％，现在仅需要1.6％，节省了一大笔准备金。想必，摩根上下肯定为此欣喜若狂，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人员年终肯定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了。按照Christine的原话，“RogerCole给了摩根一个大礼物”。

　　美联储的这一决定，很快就在银行界推广开了。后来，又专门出了“红头文件”，规定在什么样的信用衍生产品的运用下，可以打多少的资本金折扣。所以，有技术、有资源的大银行，通过信用衍生产品，已经可以成功有效地规避巴塞尔I的限制，积极主动地优化资产组合，更合理地配置资本准备金。

　　随着信用衍生产品的蓬勃发展和广泛运用，大量的同类资产，如信用违约掉期(creditdefaultswap)和抵押债务证券(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s)等，都事实上行使着买卖交易的功能，被冠冕堂皇、理所当然地置放在银行的交易账户上，用银行内部发展出来的模型来计算其市场化了的信用风险和资本金需要量。为此，1996年出笼的《市场风险补充案》，又作了更进一步的修正补充，加入了不少信用风险的要素。由此可见，监管政策和银行实践的互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