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林

　　第一节  佛教

　　一、隋朝佛教在北周废佛后的反弹

　　1．隋文帝复兴佛教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前后，着手复兴佛教，是北周废佛后佛教的必然反弹。

　　北朝后期，北周境内有佛寺一万所，僧尼近100万人，北齐境内有佛寺三万所，僧尼近200万人。这么多民众出家当僧人，并非都对佛教有所理解和信仰，而是为了取得僧人身份，以逃避赋税徭役兵役。而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唐朝统一帝国境内的毁佛活动中，勒令还俗的僧尼总共才260500人。北朝半壁江山居然存在将近300万僧尼，无疑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北周武帝为了刷新政治，富国强兵，进而灭掉北齐统一北方，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佛教，因而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大正藏》卷五十二史传部第2103号经文）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诏毁佛，没收寺院及其田庄，销毁铜像、佛经，勒令僧尼还俗，编入民籍。三年后北周灭掉北齐，将毁佛行动扩大到这块占领区，将这里的寺院财产全部没收，200万僧尼还俗。

　　灭掉北齐的第二年，周武帝溘然长逝，周宣帝继承皇位。这时，还俗僧任道林等人极力请求朝廷恢复佛教，获得批准。周宣帝执政三年，于大象二年（580）病故，周静帝年仅八岁，周宣帝的嫡妻杨氏的父亲杨坚辅佐幼主，总揽了全国的大权。杨坚这时便着手恢复佛教，重立佛像，剃度僧人，但规模相当有限。开皇元年（581），杨坚废掉周静帝，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于是开始正规复兴佛教。

　　隋文帝是西魏大统七年（541）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中的，一直被尼姑智仙抚养到13岁才回到家中，他由于耳濡目染和感恩戴德，自然从小就对佛教有深厚的感情。开皇五年，他受菩萨戒，成为菩萨戒居士。然而对于复兴佛教，这种主观因素相对于客观形势来说，远不是主要的原因。北周毁佛体现了国家世俗利益和佛教利益的冲突，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来加以解决，并不能改变社会信仰，因而没能触动佛教的社会基础。短暂的毁佛之后，必然出现反弹，这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使其然的。隋文帝的复兴佛教，只不过是顺应了客观形势，遵循着这个法则办事而已。皇帝个人的信仰和爱恶，对于结局的必然出现，只能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只要看看隋文帝复兴佛教的诏令一颁布，民间的积极性如何高涨，便可知道佛教的社会基础是多么庞大坚实。

　　唐初对隋文帝复兴佛教的物化方面的情况，作过这样的统计："周朝废寺，咸为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馀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六十躯。"（道宣：《释迦方志》卷下《教相篇第八》，北京：中华书局，2000）隋文帝复兴佛教，具体到今河南省辖区来说，当时或由各州县执行中央指示，付诸行动，或表现出特殊情况和具体事例。

　　其一，任听出家，营造经像。隋文帝称帝后，"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影）慕，民间佛经多出[儒家]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97）相州的治所原来设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东魏、北齐作为首都，叫做邺，隋朝将治所移至其西南方45里的河南安阳市。洛州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北周灭掉北齐后，以洛阳为东京，加强对新区的统治。杨坚辅佐周静帝时，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杨坚以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领北齐故地。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虽以长安为京师，也考虑到建都洛阳的事，未能及时解决，曾派太子杨勇镇守洛阳。全国的州这里没有一一历数，但提到河南的这两个州，不但由于它们在行政方面特别重要，而且在复兴佛教方面也特别重要。

　　其二，建造佛寺。一方没有题写地点的开皇十一年碑记说隋文帝"秉金轮（菩萨转世为金轮圣王）以治世，……慕彼大乘（佛教），欲归一谛（佛教真谛），会由三宝（佛、法、僧），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袭圣轨之将颓，继金言之暂缺"。（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八《诏立僧尼二寺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今河南省的州县，当时无疑会闻风而动，集资造寺。

　　其三，修建舍利塔。隋文帝称帝前从天竺僧人那里获得一包舍利，执政20年后，三次诏令分送舍利于一百余州，将舍利入函立塔。第一次各州举行仪式的时间是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夏历，下同），即隋文帝61岁的生日。随后两次在仁寿二年、四年，都是四月八日佛诞节。建塔的经费，由民众施舍，每人最多十文钱。据《续高僧传》下列诸人传记记载，由他们送舍利建塔的河南州治和寺院是：僧粲，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市）福广寺，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修德寺；洪遵，卫州（治今河南淇县）福聚寺；法彦，汝州（治今河南汝州市）；灵璨，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市）长寿寺；灵幹，洛州；宝袭，嵩山嵩岳寺（在今河南登封市）；道璨，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市）辩行寺；僧顺，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市）；静凝，杞州（治今河南杞县）；法朗，陕州（治今河南陕县）大兴国寺，"寺即皇考武元（隋文帝的先父）本生处也，故置寺建塔，仰谢昔缘"。石刻资料记载，仁寿二年这一次，"谨于邓州（治今河南邓州市）大兴国寺奉安舍利，崇建神塔。以此功德，愿四方上下，虚空法界，一切含识，幽显生灵，俱免盖缠，咸登妙果"。（《金石萃编》卷四十）隋文帝"请大德奉送舍利，……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悟愚迷"。（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一《隋西京大兴善寺释洪遵传》，《大正藏》卷五十史传部第2060号经文）上述人物中的僧粲和洪遵，都是隋文帝从河南征聘来京的高年大德，被安排在长安大兴善寺中。僧粲是汴州陈留（今开封市）人，洪遵是相州人。仁寿二年，他们请求执行任务。出发之际，隋文帝接见他们，亲自将舍利授予他们，说："法师等岂又不以欲还乡壤，亲事弘化，宜令所司备礼，各送本州。"（《续高僧传》卷九《隋京师大兴善道场释僧粲传》）僧传免不了记载一些灵异和善报之类的事情。僧粲将舍利送到汴州福广寺，"初达公馆，异香满院，充塞如烟。及将下塔，还动香气，如前蓬勃，又放青光，映覆宝帐。寺有舍利，亦放青光，与今送者，光色相纠。又现赤光，当佛殿上，可高五尺。复现青赤杂光，在寺门上，三色交映，良久乃没"。他送舍利到滑州修德寺，"初停馆宇，夜放黄光，遍满一室，千人同见。后放五色，食顷方灭。自尔求者辄现，不可殚言。及至塔寺，夜别放光，乃照一寺，与昼无别。有赵威德者，患目积年，蒙照平复。当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云，五色间错，或如贤圣、仙人、龙凤、林树等象，峙于云内。数万士女，嗟咏成音"。（《续高僧传》卷九《隋京师大兴善道场释僧粲传》）

　　其四，庆生辰断屠。仁寿三年，隋文帝下诏，引用《诗经·小雅·蓼莪》中的四句诗，感叹父母亲生养自己太辛劳，恩德比天还大，想要报答也报答不完，然后说："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隋文帝由生日想到父母，想到生命之不易，为报答生育恩德，诏令包括河南州县在内的"海内"，在这天为他的考妣断屠吃素，为他们追崇冥福。断屠是佛教精神，佛教最基本的戒条是不杀生。《诗经》是儒家经典，这几句诗体现了儒家最基本的道德"孝道"，因而这次庆生辰活动体现了儒佛合璧的精神。这种庆生辰活动的制度渊源，是佛教节日佛诞节。由隋文帝始作俑，后世的皇帝都在全国范围内庆生辰，甚至定为全国性的节日。

　　其五，征聘河南义学僧人来京，管理全国佛教，研究和传播佛教经典。灵裕精通内外学，北齐亡国后，被勒令还俗，隋初恢复僧人身份。开皇三年，经相州刺史樊叔略举荐，灵裕被朝廷任命为相州的僧官都统。开皇十一年，隋文帝下诏说："敬问相州大慈寺灵裕法师，朕遵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法师梵行精淳，理义渊远，弘通玄教（佛教），开导聋瞽，道俗钦仰，思作福田。京师天下具瞻，四方辐凑，故远召法师，共营功业。宜知朕意，早入京也。"灵裕时年74岁，入京后被安排在大兴善寺中，担任全国佛教领袖国统。灵裕再三请求返回相州，隋文帝只好批准，并赠送绢帛，还把安阳县宝山寺赐名为灵泉寺。灵裕随后迁至相州西的演空寺。大业元年（605）正月二十二日，灵裕圆寂，俗寿88岁，"即殡于宝山灵泉寺侧，起塔崇焉"。（《续高僧传》卷九《隋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灵裕在世时，鉴于北周灭佛的严酷教训，曾在安阳雕造石龛，以存相好，使佛教长期发挥教化作用。灵裕一生的佛教活动，基本上发生在安阳地区。他是一位超越时贤的佛教学者，兼精华严、涅槃、地论、律部，撰著《十地疏》、《华严疏》、《涅槃疏》、《大集疏》、《四分律疏》、《大乘义章》等等著作50多种。

　　开皇七年，隋文帝从各地征聘以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僧昙迁为首的六位高僧入京，研究、传播佛教经典。昙迁北齐时期曾在邺都修持佛教，为了"高谢世利"，避开皇家的干扰，"遂窜形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州市境内）黄花谷中净国寺，……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赜（探讨这些经典的精微含义）"。隋文帝下诏给他，说："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藉（凭借）通人。京邑之间，远近所凑，宣扬法事，为惠殊广。""弟子之内闲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当时奉诏入京的僧人有"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敕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王公宰辅，冠盖相望。虽各将门徒十人，而慕义沙门，敕亦延及，遂得万里寻师"。（《续高僧传》卷十八《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其中慧远、慧藏、洪遵三人來自今河南省。两年前，他们三人就曾作为十大德中的成员，受诏征聘至京师，在大兴善寺参预婆罗门僧达摩笈多的译经活动，由他们"监掌翻事，铨定宗旨"。（《续高僧传》卷一《隋西京大兴善寺北贤豆沙门阇那崛多传》）慧远幼年在上党（治今山西长治市）即仰慕佛教，十四五岁时，曾来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市）北山丹谷寻师问道。16岁到邺都，普遍研习大小乘经典，"偏重大乘，以为道本"，后来又学习律部典籍，倡导禅观。北周将毁佛推广到北齐故地时，慧远"潜于汲郡（即卫州，治今河南淇县）西山，勤道无倦，三年之间诵《法华》、《维摩》等各一千遍"。周宣帝时，诏令安置他在河南嵩山少林寺讲说佛法。隋文帝执政之初，"下敕授洛州沙门都，匡任佛法"。开皇七年，他受诏赴京师，起初被安排在大兴善寺。隋文帝认为"兴善盛集，法会是繁，虽有扬化，终为事约"，就在京师西半部繁华地带专门给他设置净影寺，使他"常居讲说，弘叙玄奥，辩畅奔流，吐纳自深，宣谈曲尽"。开皇十二年，隋文帝敕令他总管译经，刊定辞义，但不久他就在净影寺去世，春秋70岁。他一生四处讲经，对于重要的经典还撰写了注疏，各地"所流章疏五十馀卷，二千三百馀纸，纸别九百四十五言"。（《续高僧传》卷八《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魏郡即相州，慧藏也是一位早慧的学问僧。开皇七年入京后，长时期受到朝廷的礼遇。大业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长安空观寺去世，春秋84岁。他擅长讲大乘空宗的般若学，"群唱者多至于契赏，皆无与尚"。（《续高僧传》卷九《隋西京空观道场释慧藏传》）洪遵是相州人，上文讲到他曾受命送舍利于卫州，卫州即汲郡。他从小便兼学经论，侧重律部。他曾在少林寺修持，和慧远交情甚笃。开皇七年，他带领十位弟子入京，在传播《四分律》的同时，还"敕与天竺僧共译梵文"。（《续高僧传》卷二十一《隋西京大兴善寺释洪遵传》）大业四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大兴善寺去世，春秋79岁。

　　经隋文帝复兴佛教，全国佛教规模相当可观。但他并不真懂佛教。佛教最基本的要求是好生戒杀、以定破瞋，他却诛杀苛滥，动辄发怒。后来的帝王，无论是受过菩萨戒的隋炀帝，还是当过尼姑的武则天，不但诛杀苛滥、动辄发怒超过隋文帝，而且更有甚者，完全无视不涂饰香鬘、不歌舞观听、不眠高广华丽床座等戒条，生活铺张奢靡，满嘴绮语恶语。

　　2．东都洛阳内道场

　　隋炀帝杨广原先的身份是晋王，曾以扬州总管的职务驻守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杨广多次致函，奉天台宗创始人智顗为师，请他来扬州为自己授菩萨戒。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智顗在扬州总管寺城设千僧会，举行授菩萨戒仪式，随即在杨广府邸"躬传戒香，授律仪法"，为杨广起法名为"总持"，杨广尊称他为"智者"。（《续高僧传》卷十七《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顗传》）开皇十九年，杨广在扬州设立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邀请学问僧、律僧在其中研究、弘扬佛教，自己藩府出资供养。隋炀帝称帝后，立即将洛阳营建为东都，并设立东都内慧日道场，成为皇家宮廷佛教研究院。

　　东都内道场中的僧人，可考知的有如下一些人：

　　《续高僧传》卷九《隋东都道场释智脱传》记载：智脱，"江都郡（扬州）人"，七岁出家，游学南北，遍学经论，名气远扬。杨广在扬州"初建慧日，盛搜异艺，海岳搜扬。脱以慧业超悟，爰始沾预。……道场英贤，学门崇仰，而脱雅为论士，众所推焉"。后随杨广入京，住杨广所立的日严寺，讲经著述不辍。大业元年，随隋炀帝来东都，安排在内道场。大业三年正月九日去世，春秋67岁，埋葬在洛阳县金谷里邙山上。他一生"凡讲《大品》、《涅槃》、《净名》、《思益》各三十许遍，《成论》、《文玄》各五十遍"。传业学士多人，"各踵敷弘，知名当世"。同卷《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法澄传》记载：法澄，"吴郡（治今江苏南京市）人"，精通四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他在扬州开善寺聚徒讲学，"化洽吴楚，传誉淮海"，于是被吸收到扬州内道场中。后随杨广入京师日严寺，"声望弥重，京师硕学咸谒问之。炀帝徙驾东都，定鼎伊雒，从出崤右，因疾而终"。同卷《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道庄传》记载：道庄，"扬州建业（今南京市）人"，精通四论，被杨广征入扬州内道场，后携入京师日严寺，讲《法华经》，"著疏三卷，皆风骨雅趣，师者众焉"。后来"随驾东指，因疾而卒于洛阳"。同卷《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法论传》记载：法论，"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市）人"，"虽外涉玄（道家）儒，而内弘佛教"。杨广在扬州，"远闻令德，召入道场，晨夕赏对"。后来，随杨广入京，住日严寺。"及晋王之处春坊（杨广立为太子），优礼弥厚，中使慰沃，启疏相寻。"大业元年，"因随驾至洛，不久而终，时年七十八矣"。

　　《续高僧传》卷三十《隋东都慧日道场释立身传》记载：立身，"金陵（今南京市）人"，有文章，工辩对，被选入扬州慧日道场。"从驾东都，遂终于彼，时年八十馀矣"。同卷《隋东都慧日道场释智果传》记载：智果，"会稽剡（今浙江嵊县）人"，除了具备佛学修养，还通晓经史文学，其书法"势逼右军（书圣王羲之）"。杨广在扬州，令他写字，他断然拒绝，被囚禁起来。后来，隋炀帝释放他，"召入慧日，终于东都，六十馀矣"。智骞，"江表人"，精通语言文字学，因而被追入东都内道场。朝廷的秘书正字雠校著作时，遇到言义不通的情况，都向他请教，往往解决问题。他"造《众经音》及《苍雅》《字苑》，宏叙周赡，达者高之，家藏一本，以为珍璧"。

　　东都内道场的这些义学高僧，都是南方人，而且多是隋炀帝带过来的扬州内道场僧人，这体现出他的学术追求。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佛教，风格异趣，南方重理论，北方重实践，即所谓南义北禅。伴随着隋朝的政治统一，南北佛教风格也应该统一，于是天台宗提出了定慧双修的止观法门。止即禅定，属于佛教实践；观即智慧，属于佛教理论。智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卷上指出："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藉。……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知（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大正藏》卷四十六诸宗部第1915号经文）北方佛教重禅定，早已形成传统。南天竺僧菩提达摩来华，先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和梁武帝交谈，机缘不契，遂于北魏正光元年（520）来嵩山少林寺，从事禅观实践，从学者甚众。他面壁结跏趺坐，终日默然，长达九年，因而有壁观婆罗门之称。这时，洛阳禅僧还编造神话，以推波助澜。崇真寺僧慧嶷死后七日复活，说阎罗王覆审，自己以错招而放回阳间；二僧生前分别以坐禅、诵经为业，俱升天堂；另外三僧生前分别讲经、造经像、造寺，俱入地狱。灵太后因此在内殿供养百名禅僧，并下令禁止僧人持经像乞讨。"自此以后，京邑（洛阳）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四库全书》本）隋炀帝拜智顗为师，无疑会受到天台宗的濡染。他长期居住扬州，对南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他所以在洛阳设立内道场，无疑是以南方佛教改造北方佛教，消泯二者的差异，融汇为统一风格。

　　3．东都上林园翻经馆

　　大业二年，隋炀帝在东都上林园设立翻经馆，"其中僧有学士之名"。（赞寧：《宋高僧传》卷三《论曰》，北京：中华书局，1987）隋朝的译经中心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

　　翻经馆中汇集着一批中外籍僧人。中国僧人最突出的是彦琮（557-610），被安排担任主事；外国僧人则是来华的南天竺僧达摩笈多。达摩笈多在开皇时期来长安，被安排在大兴善寺翻译佛经。上林园翻经馆建立之际，隋炀帝立即征聘达摩笈多并诸学士来这里从事翻译，"致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达摩笈多在这里工作了14年，直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去世，连同他在长安的工作，共翻译经论七部，合32卷，"即《起世》、《缘生》、《药师本愿》、《摄大乘》、《菩提》、《资粮》等是也，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彦琮和他共事，"偏承提诱"。彦琮询问达摩笈多所游历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前史不曾记载的，于是撰成《大隋西国传》一书，共十篇：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教，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山河、国邑、人物，"斯即五天（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图"。（《续高僧传》卷一《隋东都雒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传》）

　　彦琮精通中文和梵文，其译经活动起步于长安。隋文帝开皇年间，他即在长安奉诏翻译佛经。仁寿二年，他还奉诏撰成《众经目录》一书，对流行典籍，分作单译、重翻、别生、疑惑、伪妄五类。该时期有天竺王舍城沙门前来拜见隋文帝，将还本国时，请《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隋文帝令彦琮把它们由中文译成梵文，合成十卷，赐诸西域。洛阳上林园翻经馆建立后，彦琮被委以重任。这时，隋朝平定了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佛经564夹，合1350余部，并昆仑书（南洋文字）多梨树叶（贝叶经），隋炀帝下诏送入翻经馆，交付彦琮披览，编叙目录，次第翻译。他撰成五卷目录，分为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类，估计译成中文，应有2200多卷。他前后译经共23部100来卷，卷首制序叙事。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翻经馆中病逝，俗寿54岁。彦琮哥哥的儿子僧行矩，从小便追随彦琮，请益佛经，参与长安、洛阳两馆的翻译活动。翻经馆还是一所外国语学校。彦琮在这里，曾向达摩笈多学习梵文，行矩、智通等僧也在这里学习梵文。智通"往洛京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入唐后参与翻译佛经，"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服"。（《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师总持寺智通传》）

　　彦琮通过长期的翻译实践，产生了深切的体会，于是写成《辩正论》，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以垂翻译之式"。

　　《辩正论》指出，十六国时期的释道安说过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指翻译佛教典籍，有五种走样现象。其一，"胡言尽倒，而使从秦"。这是说中文和外文，遣词造句的顺序颠倒，将佛经译成中文，只能遵循汉语的规范，将其前后倒置过来。其二，"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这是说佛经原文朴实无华，而汉人讲究文采，要符合汉人的阅读习惯，佛经才传得开，译文必须文彩斑斓。其三，"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这是说原文内容重复繁琐，反复叮咛，用散文说说，又用韵文说说，译文须加以精简剪裁。其四，"胡有义说，正似乱词，寻检向语，文无以异，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存"。这是说佛经结束语，用很大的篇幅归纳该典籍的大意，与前文的字句没有什么两样，翻译时皆须删除。其五，"事以合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词，已乃后说，而悉除"。这是说原文结束一个意思，过渡到另一层意思时，又把前面说过的话再倒腾出来说说，译文必须全部删掉。"三不易"指翻译佛教典籍，有三方面的艰难情况。其一，"智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这是说佛经是遥远年代的圣贤，针对当时的情况所作的教诲，时代推移，情况变化，译文要删除一部分往古的内容，才能让今天的读者接受，斟酌起来，颇费周折。其二，"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这是说圣贤和凡夫俗子，差别很大，要把远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译得使今天的芸芸众生都能读懂，实在太艰辛了。其三，"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虽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这是说当年那些杰出的大弟子们，经佛陀耳提面命，尚且对佛经的含义反复推敲，才能求得正解。而今过了千余年，僧众的水平又远远低于那些大弟子，要译得符合原意，真是难乎其难。

　　彦琮针对道安指出的这些情况，提出两方面意见。一方面，他主张学习梵文，直接读佛教典籍原本，以避免译文走样带来的理解偏差。他说："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中国所在的大陆，代指中国），三转妙音，并流震旦（支那斯坦，即中国），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直餐梵响，何待译言！"但佛经既有梵文本，又有其余文字的胡本，中国人有几个能做到直接读原本？因而这个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对翻译提出"十条八备"说。"十条"指"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说的是翻译技术问题和文体分类。"八备"指的是译者的整体素质。其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这是说译者对待佛教，信仰要虔诚，要发愿解救众生，不要害怕耗费时日。其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这是说译者应以戒律规范自己的言行，道德品质高尚，有好名声。其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这是说译者应精通所有佛教著作。其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这是说译者应通晓各种世俗学问，擅长写作。其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这是说译者应气度轩昂，没有意必固我的坏毛病。其六，"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这是说译者应淡泊名利，潜心钻研佛教。其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这是说译者应具有梵文修养，懂得怎样译成中文。其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时此文"。这是说译者应经常阅读《说文解字》、《尔雅》之类的语言文字书籍，懂得真草隶篆各种字体，能熟练驾驭语言文字。这八点，包括宗教态度、职业道德、知识结构、学品学风、翻译能力等方面。他认为："八者备矣，方是得人"。（《续高僧传》卷一《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这些说法，应该是翻译工作的不刊之论。但道安摆出的那些问题，彦琮的提案并不能加以解决，比如中外文的语序问题，两者的繁简、质文问题，这是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学风文风和审美取向的问题，只要差异存在，就不能强求照搬。

　　4．信行禅师创立三阶教

　　　三阶教是隋朝僧人信行创立的宗派，又叫三阶宗、第三阶宗、三阶佛法和普法宗。三阶教把全部佛教按照时间、处所和人分为三类，每类再分为三阶。时间的三阶是：佛灭度后第一个五百年为第一阶，是正法时期，依照佛教教义修行的人，都能证得圣果。第二个五百年为第二阶，是象法时期，信仰佛教的人，似有所证，实无所证。第三个五百年以来为第三阶，是末法时期，佛教日益衰微。处所和人的三阶是：净土是利根（根机最高）第一阶一乘人所依止的世界，秽土是第二阶三乘人和钝根（根机最低）第三阶世间众生所依止的世界。三阶教还将佛法分为别法、普法两类。所谓别法，是于法分大乘小乘，于人辨圣贤凡愚。这又叫有眼众生佛法，如同有眼能辨颜色。所谓普法，是于法不分大小，于人不辨圣凡，普信普敬，不尊此法而斥他法。这又叫生盲众生佛法，如同生来眼瞎，不辨颜色。第一阶人唯学一乘法，第二阶人唯学三乘法，所学各别，故名别法。第三阶人具有空有邪见，侧重学习大乘或小乘，必然爱此憎彼，造成谤法之罪，故第三阶相应之法是普法。他们认为一切众生都有可能成佛，身上都有佛性、如来藏，因而都是佛性佛、如来藏佛，也都是当来佛。对一切众生都作佛想，故都是佛想佛。对人的态度既无差别，对法的感情又无爱憎，故对已成未成诸佛一律普敬。因此，三阶教僧人路上见到行人，不分男女，一律礼拜。对人普敬的同时，对自己须认识空有邪见的过恶，以苦行忍辱的方式来加以荡涤。三阶教人每天只吃一顿乞讨来的饭，以吃寺院的饭为不合法。他们死后实行野葬（林葬），尸体被置放于荒郊的尸陀林（寒林），施舍给鸟兽作食物，残余尸骨由同仁收集起塔。三阶教人反对净土信仰，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他们认为一切佛像都是泥胎，不必尊敬。他们设立无尽藏院，接受社会的布施，用以经营当铺、钱庄，将所得分为三份，"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即斋僧）"（《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九《裴玄智》条，出《辨疑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

　　信行（540-594）是魏郡（治今河南安阳市）人，17岁出家。北魏太武帝以来北方大规模的毁佛行动，无疑使他意识到末法时期的来临，产生了危机感，萌发了三阶教思想，并将宗教主张贯彻到自己的实践中。他年满20时，"于相州法藏寺舍具足戒，亲执劳役，供诸悲敬，礼信道俗，单衣节食，挺出时伦（超越时辈）"。（《续高僧传》卷十六《隋京师真寂寺释信行传》）开皇三年，他44岁，在相州光严寺，发愿为隋文帝、诸师父母及所有众生施舍自己身命财物以作无尽藏布施，具体地说，有佛教活动，包括礼佛、诵经、众僧、众生、离恶、头陀等，有物质施舍，包括饮食、食器、衣服、房屋、床坐、灯烛、钟呗、香、炭灰、洗浴等，共十六种无尽藏行，夜以继日，直到自己成佛为止。四年后，他致函相州知事，发誓舍弃自己的一切来从事无尽藏布施，请代向朝廷奏报，使他如愿以偿。这种思想是受到《华严经》普度济世思想的启发而产生的。开皇九年，他应隋文帝征召，带着弟子僧邕等人从相州赴长安。仆射高颎邀请他住进真寂寺，立别院予以安置。他在长安设置了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五所三阶道场。在实行三阶教实践的同时，他撰写了《对根起行法集录》、《三阶位别集录》等著作。开皇十四年正月四日，他在长安去世，享年55岁。

　　尽管三阶教人以自损的方式做善事，以普敬的方式对待一切众生，但三阶教并没有赢得普遍的欢迎。他们认为隋朝时间正当末法，处所是秽土，人属于钝根，再加上聚敛钱财，经营当铺、钱庄，引起佛教内部不同派别的不满，也触动国家同他们的经济利益冲突，引起朝廷的反感，隋朝政府曾加以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