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代的科举活动

　　1．五代政权对科举活动的管理

　　五代政权以中央朝廷的名义在首都开封、洛阳开科取士，十国中南唐、后蜀、南汉等割据国政权，也规模不同地立学校、开贡举，同时，也有一些割据区域的举子来五代首都参加科举考试。后唐长兴三年（932）在洛阳考中进士的建安（治今福建福州市）人江文蔚，担任过河南府馆驿巡官，后来在南唐担任过多种重要职务，还以翰林学士的身份知贡举；清泰元年（934）在洛阳考中进士的张纬也是福建人，在南唐担任中书舍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十五《江文蔚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连州（治今广东连县）人孟宾于编集自己所作诗文百篇，献给后唐李若虚侍郎。李若虚非常欣赏，于是摘录其中佳句，写信致朝廷中的达官贵人，予以说项推荐。孟宾于来到洛阳，将书信交给达官贵人，自己因而"声誉蔼然"。他在洛阳连考六年，被没有及第。后晋开运元年（944），礼部侍郎符蒙在开封担任考官，孟宾于投诗给他，云："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得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符蒙相见恨晚，于是录取他为进士。考中进士后，他到南唐去做官。同榜进士李昉称他："昔日声尘喧洛下，近来诗价满江南。"（《唐才子传》卷十《孟宾于传》）此外，还有一些外国留学生在河南参加科举考试，称为"宾贡"。后唐长兴元年（930），中书门下奏请复查新及第进士的诗赋答卷，发现很多问题，于是取消了九个人的录取资格，其中有宾贡进士高策和郑朴。中书门下奏请："此后宾贡每年只请放一人[及第]。"（《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缘举杂录》）被朝廷采纳。

　　五代政权对科举活动的管理，主要因袭唐代的制度。比如贯穿五代始终的常举科目，虽然时设时废，但没有超出唐代的科目范围，进士科、明经类依然是基本科目；长兴元年，恢复唐代做法，贡举人集中京师后，到国子监拜谒先圣先师，学官为他们开讲解疑，官方设宴招待，五品以上的清资官和朝集使届时一并观礼；长兴三年，恢复武则天时期的做法，各地来京的贡举人，大年初一参加宫廷朝贺，排列在各地的贡物之前；开运元年，恢复唐代进士考试杂文由白昼延长到夜里燃完三条蜡烛为限的做法等等。但五代分裂时期，交通阻隔，战乱频仍，人才匮乏，不可能一切都那么规范，对于科举活动的管理，也有一些变化。

　　唐初以来，科举活动归尚书省的吏部负责，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考官，称为知贡举。开元二十四年（736），考功员外郎李昂准备当众挑剔进士科举子李权的章句毛病。李权事先已经听到风声，暗中罗织李昂诗作的毛病，伺机还击。当李昂宣布他的章句毛病时，他针对李昂的诗句"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反问道："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李昂吓得跌倒爬起来，不知所措。朝廷中议论起来，都认为考功员外郎的级别是从六品上，威望轻，"不足以临多士"。唐玄宗于是将科举活动移交尚书省的礼部管辖，提高考官的级别，由正四品下的礼部副长官"礼部侍郎专之"。（《唐摭言》卷一）从此形成制度，只有极个别的例外。唐朝在长安办公，东都洛阳的科举活动则由东都留守主持，并担任考官。五代官员不充，不可能专一从事某种工作，于是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反倒成了少数年份的情况，多数年份由五花八门的官员充任考官，称为"权知贡举"。据杜文玉考证，以非礼部侍郎身份担任考官的官员有：兵部侍郎姚洎，兵部尚书姚洎，尚书左仆射杨涉，翰林学士郑珏（2次），礼部尚书薛廷珪，吏部侍郎萧顷，户部侍郎赵颀，兵部侍郎赵凤，中书舍人卢詹，右散骑常侍张文宝，太常卿李愚，考功员外郎卢华，主客郎中和凝，中书舍人卢导，翰林学士马裔孙，中书舍人王延（2次），翰林学士承旨崔棁，中书舍人吴承範，礼部尚书窦贞固，工部尚书王松，尚书左丞张昭，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王仁裕，中书舍人申文炳（2次），户部侍郎赵上交，刑部侍郎徐台符，右谏议大夫刘涛，中书舍人窦俨。（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10-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地方乡贡须经州府解试并取得文解，才能来京师参加科举考试。落榜者随后附国子监诸生赴举，不再回原籍取文解，甚至年年如此。这在分裂时期，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如果不予以甄别，一些拿不到文解的地方考生冒充国子监生，直接参加礼部贡院的考试，不但会败坏国子监的名声，也会加重国子监的负担。对于这个情况，五代朝廷几次下诏解决。清泰二年（935），礼部贡院上奏："奉长兴三年正月敕：'每落第举人，免取文解。'今后欲依元（原）敕格，请并再取解，十月十五日到省毕，违限不收。"（《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缘举杂录》）第二年，唐末帝下《附监举人分别解送诏》，说："国子监每举举人，皆自四方来集，不询解送，何辨是非？其附监举人，并依去年八月一日敕，须取本处文解。如不及第者，次年便许监司解送。若初投名，未尝令本处取解者，初举落第后，监司勿更收补。其淮南、江南、黔、蜀远人，即不拘此例。"（《全唐文》卷一百一十三）这个规定既强调了审查文解的手续，防止冒充者钻空子，又对十国辖区的考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宽容态度，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由后唐地方官府控制的。后汉乾祐二年（949），刑部侍郎边归谠上疏说："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引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既事业不精，即人文何取？请敕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太原）、邺都（河北大名县）、诸道州府长官，合发诸色贡举人文解者，并须精加考校，事业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滥有举送，冀塞滥进之门，开与能之路。"（《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选举志》）朝廷下敕执行。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权知贡举徐台符奏："今后举人须取本乡贯文解，若乡贯阻隔，只许两京（开封、洛阳）给解。"这样变通处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显德元年（954）又规定："今后须是[国子]监中受业，方得准令式收补解送。"（《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这些做法逐渐严格了对考生的资格审查，完整了科举考试的程序。

　　长兴四年，后唐礼部贡院"新立条件"上奏朝廷，内容包括各科目考试录取的复查、对考生考试作弊和无理取闹的处理、对负责科举考试的官员的违纪行为的处分等等。这份新规定说：九经、五经、明经（二经）举人（考生）的帖经考试，考官要在考试记录上写清楚是否及格。对于不及格者，写清楚哪些地方出错，然后反馈给该举人。如果考官弄错了，当即更正过来。如果举人怀疑记录有误，即拿出所考经典，当面核对，确实是举人答错了，由本人在记录上签名了结。三礼、三传、三史、开元礼、学究一经等五科举人，落榜后多称自己冤屈。今年这五科举人的"经书墨义"（笔试经书大义）答卷上，考官要具体写明"第几道不（否），第几道粗，第几道通"，允许举人持相关经典前来对证。如果考官方面评定不公正，举人可以向贡院长官陈诉情况，重新考试。如果该举人确实应该落榜，反而妄加披述，则对该举人严惩不贷。今年各科举人认为自己落第冤屈，允许呈状披诉于贡院长官，重新组织考试。贡院如果不予受理，举人可以上告到御史台，御史台负责调查处理。如果知贡举官员和科目考官等人，利用考试、录取之便，"敢有受货赂，升擢亲朋，屈抑艺能，阴从请托，及不依格去留者，一事有违，请行朝典"。夹带书策进考场作弊，一向明文禁止。从现在起，举人入考场时如果被搜出所夹带的书策，不论多少，一律驱逐出考场，并停止其两年的考试资格。考试中的种种作弊情况，如口传答案、悄悄变动座位、交换答卷、利用抄写经书大义试题和帖经考试的混乱场面为别人提供答案，一经发现，立即将当事人驱逐出考场，并取消其三年的应试资格。举人自己学业不精而落榜，出于虚荣心，乱吆喝自己冤屈，以便为再次考试被录取作铺垫，或者出于嫉妒心，对别人考得出色加以诬陷，甚至加以辱骂、殴打，要将当事人逮捕，送到御史台审理治罪。如果情节严重，要严加科断，遣返原籍做苦力，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同保邻居也要连坐治罪，同时取消三年的考试资格。朝廷批准执行。（《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科目杂录》）

　　但这号弊病不是下发中央文件就可以消除的。后周显德二年五月，知贡举窦仪上奏说："其举子之弊也，多是才谋习业，便切干名（急于求取功名）。《周》、《仪》未详，赴三礼之举；《公》、《穀》不究，应三传之科。经学则偏试帖由（帖经），进士则鲜通经义。取解之处，譸张（欺诳）妄说于辛勤；到京之时，奔竞惟求于荐托。其举送之弊也，多是明知荒浅，具委凶粗，新差考试之官，利其情礼之物，虽所取无几，实启幸非轻（开了侥幸之路）。凡对问题，任从同议（随声附和），谩凿通而凿否（随便判定答题通或不通），了无去以无留（都发解举送），惟徇人情，仅同儿戏。致令至时就试，不下三千；每岁登科，罕逾一百。假使无添而渐放，约须毕世而方周。乃知难其举（严格选拔举荐）则至公而有益于人，易其来则小惠而无实于事。有益者知滥进不得，必致精勤；无实者欲多放无能，虚令来往。且明经所业，包在诸科，近间应者渐多，其研精者益少。又今之童子，比号神童，既幼稚之年，禀神异之性，语言辨慧，精采英奇，出于自然，有则可举。窃闻近日实异于斯。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断其日月，委以师资。限隔而游思不容，仆跌而痛楚多及。孩童之意，本未有知；父母之情，恐或不忍。而复省试之际，岁数难知。或念诵分明，则年貌稍过；或年貌适中，则念诵未精。及有司之去留，多家人之诉讼。伏况晋朝之日，罢此三科，年代非遥，敕又见在。今宜厘革，别俾进修。……其明经、童子，请却依晋天福五年敕停罢，任改就别科赴举。其进士，请今后省卷限纳五卷已上，于中须有诗、赋、论各一卷，馀外杂文歌篇，并许同纳，只不得有神道碑、志文之类。其帖经、对义，并须实考，通三已上为合格。将来却复昼试，候考试终场，其不及第人以文艺优劣定为五等。取文字乖舛、词理纰缪最甚者为第五等，殿五举（取消五年的应试资格）；其次者为第四等，殿三举；以次稍优者为第三、第二、第一等，并许次年赴举。三礼，请今后解试、省试，第一场《礼记》，第二场《周礼》，第三场《仪礼》；三传，第一场《左氏》，第二场《公羊》，第三场《穀梁》：并终而复始。学究，请今后《周易》、《尚书》并为一科，每经对墨义三十道，仍问经考试。《毛诗》依旧为一科，对墨义六十道。及第后，请并咸为上选集（《宋史》卷二百六十三《窦仪传》作'并减为七选集'）。诸科举人所对策问，或不应问曰、词理乖错者，并当驳落。其诸科举人，请第一场十否者殿五举，第二场三场十否者殿三举，其三场内有九否者并殿一举。其进士及诸科所殿举数，并于所试卷子上朱书封送中书门下，请行指挥。及罪发解试官、监官等，其监官、试官如受取解人情礼财物，请今后并准枉法赃论。又进士以德行为基，文章为业，苟容欺诈，何称科名！近年场中多有诈伪。托他人之述作，窃自己之声光，用此面欺，将为身计。宜加条约，以诫轻浮。今后如有倩人述作文字应举者，许人告言，送本处色役，永不得仕进。又切览《唐书》，见穆宗朝礼部侍郎王起奏，所试贡举人试讫，申送中书，候覆讫下当司，然后大字放榜；是时从之。臣欲请将来考试及第进士，先具姓名杂文申送中书，奏覆讫下当司，与诸科一齐放榜。"（《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这份《条陈贡举事例奏》摆出的依然是老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切实可行，除了进士和诸科举人放榜照老规矩执行，其余都被朝廷采纳，恐怕也不会解决多少问题。

　　唐代一直实行这样的制度，进士科、明经类考生参加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及第仅仅是取得了出身资格，还要参加吏部的身、言、书、判考试，身要求体貌壮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考试通过，才能授予官职。吏部的这道考试叫做关试，与礼部贡院的考试同在春天举行，故关试又叫做春关，考生通过关试当上官，便脱下了平民服装，故又称为释褐试。五代时期的关试，考试内容较唐代大为简化，只试判题两道，由举人对答判语，以考查他们的临民办事能力。尽管如此精简，关试却每每敷衍了事，不是考生不到场，就是交白卷，但吏部南曹官员不负责任，都准予他们通过。朝廷不得不对之加以整顿。后唐天成二年（927），各科录取79人，其中三礼科、明算科录取者刘盈等五人关试"判语皆同"，勘查缘由，"状称晚逼试，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唐明宗下敕说："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校官。刘盈等既不攻文，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载考情由，实为忝冒。及至定期覆试，果闻自擅私归，且令所司落下，其所给春关，仍各追纳放罪，许后放举。自此南曹凡有及第人试判之时更效此者，准例处分。"（《五代会要》卷二十二《杂处置》）第二年十月下敕说："每年及第举人，牒送吏部关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只见各书'未详'，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谬，须议去除。此后应关送举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曾亲笔砚，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辨明治道。如是无文章，许直书其事，不得只书'未详'。如关试时正身不到，又无请假字，即牒贡院申奏停落。"（《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缘举杂录》）再一年知贡举卢詹所进奏的春关状，遗漏了四位明五经科录取者的姓名，于是被罚扣除一个月的俸禄。

　　朝廷还对闻喜宴、关宴提供经费。这原本是被录取的进士的私人活动，他们得知自己文场告捷，通过关试将彼此分手赴任就职，就凑在一起宴饮，以示庆贺和告别，当然所有花费都由自己承担。后唐天成二年十二月，唐明宗下敕说："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春关宴，逐年赐钱四十万。"（《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八年后的清泰二年，御史中丞卢损上奏，认为"举人既成名第，宴席所费属私，况国用未充，枉有劳费，请依旧制不赐"。唐末帝的敕文维持既定方针不变，说："春关冬集绫纸（文书）、闻喜、关宴所赐钱，并仍旧官给。"（《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

　　除了这些共性的问题，五代朝廷对科举活动的管理，还以单独针对具体科目的奏议、诏令和措施，贯穿在各科的考试、审核和录取过程中。下面分科目介绍这些情况。

　　2．进士科

　　进士科是五代设置最经常的科目，存在的问题和引起的关注也最多。

　　关于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知贡举赵上交上奏说："进士元（原）试诗赋各一首，帖经二十帖，对义五通（应作道）；今欲罢帖经、对义，别试杂文（诗、赋以外的箴、铭、论、表）二首，试策一道。"被朝廷采纳。当年八月，刑部侍郎、权知贡举徐台符上奏说："请别试杂文外，其帖经、墨义，仍依元格。"又被朝廷采纳。可见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一直很稳定，包含时务策、一部大经的帖经和墨义、杂文三大板块。同唐代一样，进士科举子依然害怕帖经。后唐天成五年（930）二月的敕文披露："近年文士……就试时疏于帖经。"（《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选举志》）因为该时期录取进士的标准，对于其所习一部大经的考试，已降到帖经二十处"通三已上"，甚至"不及通三"，解答经文大义五道题"通二、通三"的程度。（《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

　　诗赋是杂文考试的通常内容，评定成绩很难做到十分精确，但作品是否符合格式，质量如何，总还是可以把握的。后唐同光三年（925），录取四名进士，其顺序是符蒙正（一作符蒙）、成僚、王澈、桑维翰。舆论认为其名次与各自的实际水平不相称，其中有"阿私"的成分。唐庄宗调阅他们的诗赋答卷，又委托翰林学士承旨卢质对他们进行复试，学士杨彦珞监试。唐庄宗对礼部贡院下敕说："及再览符蒙正、成僚等呈试诗赋，果有瑕疵。今若便有去留，虑乖激劝；倘无升降，即眇甄明。"王澈诗赋的优点是"体物可嘉，属辞甚妙"，缺点是"求对而不切（对仗不工）"，总体上看，"最异侪流"。桑维翰的诗赋"若无纰缪，稍有功夫"，缺点是"属对之间，累失求妍之美（对仗全然不美）"。对他们"须推事艺，各定否（坏）臧（好），贵叶（协的异体字）允平，庶谐公共"。于是调整录取名次，"其王澈改为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同时，对以后的录取程序做出规定："自今后应礼部常年所试举人杂文、策等，候过堂（新及第进士拜见宰相）日委中书门下（宰相政事堂）准本朝故事（唐朝旧制），细加详覆，方可奏闻。不得辄徇人情，有隳事实。"（《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卢质复试，所出诗题为《臣事君以忠诗》；赋题为《君从谏则圣赋》，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八字为韵。这八个字，尧、汤、倾、心、求五个字是平声字，舜、禹、过三个字是仄声字。"旧例赋韵四平四侧（仄），质所出韵乃五平三侧，由是大为识者所诮。"（《旧五代史》卷九十三《卢质传》）其实唐朝旧制并没有这样死板规定。如上文提到唐代宗大历十年（775）进士科考试的赋，长安命题为《五色土赋》，以"皇子毕封，依色建社"为韵，皇、封、依三个字是平声字，子、毕、色、建、社五个字是仄声字；东都命题为《日观赋》，以"千载之统，平上去入"为韵，千、之、平三个字是平声字，载、统、上、去、入五个字是仄声字。五代乱世，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下降，怎么可能比唐朝要求更高？

　　长兴元年（930），中书门下审查新录取的进士，发现他们的诗赋都存在问题，保留15人的录取资格，取消九人的录取资格。李飞的赋有三处犯韵，李穀的赋一处犯韵，其诗中将"青"字误为"清"字，但"以词翰可嘉，望特恕此误"，于是保留他们的录取资格。被淘汰的九个人，所作诗赋问题严重。卢價的赋应该用平声字的地方，用了两个仄声字"薄伐"，属于"犯格"现象。孙澄的赋该用去声"御"部韵的字，却用了上声字"宇"、"膂"，该用上声"有"部韵的字，却用了去声字"售"，属于"落韵"现象；所作诗"田"字"犯韵"。李象赋中"六石庆兮"，应该用"奚"字而不是"兮"字，"道之以礼"，应该用"导"字而不是"道"字；诗中说"十千"，"十"字处应该用平声字，而"十"是仄声字，"偏"字犯韵。杨文龟的赋把"君上"说成"骖騑之士"，"失奉上之体"；该用上声字"善"部韵的地方，却用了去声字"遍"；诗中也有犯韵现象。师均的赋"仁"字、"晏"字犯韵，把"晏如"写成"宴如"。杨仁远的赋把"赏罚"写成"赏法"，"衔勒"写成"鍼勒"；诗中"莲蒲"，"蒲"字处应用平声字，"兼黍粱不律"。王谷的赋该用去声"御"部韵的字，却用了上声字"处"。宾贡进士高策，赋中"於"字韵中使用了"依"字，"疑其海外（高氏或是渤海国人，或是新罗国人）音讹"。宾贡进士郑朴，赋中把"股肱"写成"肱股"，诗中"十千"犯韵。中书门下建议："今后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别撰律诗赋各一首，具体式一一晓示。将来举人合作者，即与及第。"（《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唐明宗令翰林学士窦梦征、张砺等人各自撰写一篇"格诗格赋"，宰相审阅后，感到不满意。窦梦征等人请做过翰林学士的户部侍郎右丞李怿撰写诗赋，但李怿谦虚谨慎，说："敢与后生髦俊为之标格！……格赋格诗，不敢应诏。"（《旧五代史》卷九十二《李怿传》）

　　几十年过去了，举子们的状况依然没有好转。后周显德二年（955），录取进士16人，经审查他们的诗赋、文论、策文，只保留了四人的录取资格，占比例四分之三的人被落下。周世宗的敕文说："近年以来，多有滥进，或以年劳而得第，或因媒势以出身。今岁所贡举人，试令看详，果见纰缪。"严说等12人"艺学未精，并宜黜落"。知贡举礼部侍郎刘温叟"失于选士，颇属因循"，本该治罪贬官，但宽大处理，"刘温叟放罪"。（《五代会要》卷二十二《进士》）过了三年，知贡举刘涛开封放牓后，引新及第进士15人赴行在拜见周世宗。周世宗审查考生的诗赋，见用词多纰缪，很生气，遂命翰林学士李昉对他们进行复试。周世宗随后下诏说："比者以近年贡举，颇是因循，频诏有司，精加试练，所冀去留无滥，优劣昭然。"所以复试，"庶泾、渭之不杂，免玉石之相参"。考生刘坦、战贻庆、李颂、徐纬、张觐五人稍优，准予及第；王汾算不上精当，念其曾经落过榜，这次准予及第；熊若谷、陈保衡都是远方人，前来应举不容易，也准予及第。郭峻、赵保雍、杨丹、安玄度、张昉、董咸则、杜思道七人，取消录取资格。知贡举、右谏议大夫刘涛贬官为右赞善大夫，"俾令省过，以戒当官"。（《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周世宗纪五》）

　　进士科举子文化素养的低下，固然与五代纷纷扰扰的世道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应试学习的关系。后唐工部侍郎任赞嗤笑宰相冯道如果走路急速，随身携带的《兔园策》肯定会掉下来。《兔园策》又名《兔园册府》，30卷，是为举子应试而编的书，因而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乡村学校用于教授儿童，由于普及到家藏一本的程度，人们多不以此书为贵。冯道还击任赞道："《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冯道传》）任赞十分羞愧。可见进士科举子们平素的学习，始终没有跳出参考、模仿别人考进士的好句子的范围，根本不懂得"功夫在诗外"（南宋陆游语）的道理。

　　有了这样的背景，当官员们看到举子平素所作诗赋中有一两个好句子，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好感，极力促成其录取。后周显德四年，中书舍人申文炳知贡举。举子李度工于作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的句子广为流传。枢密使王朴很欣赏，就录下句子，写信推荐，于是申文炳将李度录取为第三名。时人嘲笑这件事，说："主司只诵一联诗。"（文莹：《玉壶清话》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这类事情难免有请托阿私的成分，但如果举子确实才调文采出类拔萃，不妨将平素的习作与考试临场发挥的答卷一并加以考察，录取则会显得周全一些。

　　3．明经类

　　明经类的科目设置很混乱。《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介绍唐代的情况说："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而在五代，"明经"专指明经类中的"二经"。后唐长兴四年（933），礼部贡院新立条件，一处提到"九经、五经、明经呈帖由"，另一处提到"五科常年驳榜出"。所谓"五科"，天成三年（928）敕文提到：其一是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春秋》三传；其二是三礼，即《礼记》、《周礼》、《仪礼》等三礼；其三是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等各为一史，任选三种；其四是开元礼；其五是学究一经。（《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科目杂录》）可见这时期明经类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九经、五经、二经这三个科目，后唐知贡举赵凤称之为"诸经学"（《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另一部分包括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一经这五个科目。清泰二年（935）礼部贡院上奏提到："奉长兴元年敕，进士、五经、九经、明经、五科、童子外，诸色科目并停。"（《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缘举杂录》）可见在考试录取的过程中，不但明经类的两部分实际上已经分开，而且各自具有独立资格，与进士科、童子科并列。这说明五代科举乱糟糟，眉目不清。后晋天福五年（940）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请保留明经类，废除以明"二经"为内涵的"明经"科。他说："明君侧席，虽切旁求；贡士观光，岂宜滥进。窃窥前代，未设诸科，始以明经，俾升高第。自有九经、五经之后，及三礼、三传已来，孝廉之科（代指明经类科目）遂因循而不废，搢绅之士亦缄默而无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馀，举人如是繁多，试官岂能精当。况此等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既不甚通，名第岂可妄与。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选者甚多，州县之间必无遗阙，辇毂之下（京师）须有稽留，怨嗟自此而兴，谤讟因兹而起。但今广场大启，诸科并存，明经者悉包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若无厘革，恐未便宜，其明经一科（专指二经），伏请停废。"（《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选举志》）开运元年（944）八月，决定来年恢复明经科招生，后周显德二年（955）五月，礼部侍郎窦仪奏请，遂再度废除，五六年后北宋建立，这几年间明经科迄未恢复。

　　后梁开平三年（909）敕文规定："每年放明经及第不得过二十人。"（《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这是后梁刚刚取代唐朝时的明经录取名额限量，到底指的是"诸经学"，还是二经明经科，或者明经类所有科目，很难断定，有可能是"诸经学"。因为截至后唐同光四年（926），五科一直单列，各自录取才一两个人，以至于引起考生们的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这年正月，"五科举人许维岳等一百人进状"，说国家格文规定"三礼、三传每科只放两人"，而今年三礼举人"三十馀人"，三传举人"五十馀人"，三史、学究"一十人"。"若每年止放两人及一人（文意似指三史、学究各放一人及第），逐年又添初学（参与报考五科的新手逐年增添），纵谋修进，皆恐滞留。"而唐穆宗时期（821-824）、唐懿宗时期（860-874）都不曾这样限制过。三年前同光元年五科共录取"一十三人，请依此例，以劝进修"。唐庄宗采纳，下敕说："依同光元年例，永为常式。"（《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

　　关于明经类的考试，弊端甚多，因而不断产生过改革的方案。天成三年（928）二月，礼部贡院上奏说：国家格文规定，九经考生所考帖经，是九部儒家经书各十帖，所考对义，是口答《春秋》、《礼记》大义各十道。现在乡贡九经刘英甫呈上状子，请求取消帖经，只考"对经义九十道"。这样做会违背国家的规定。但唐明宗同意刘英甫的建议，下敕说："刘英甫请以讲义，便代帖经，既能鼓箧而来，必有撞钟之应，宜令礼部贡院考试。"（《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科目杂录》）七月份又下敕说："应将来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考试本业毕后，引试时务策，宜令主司须于时务中采取要当策题，精详考校，不必拘于对属，须有文章，但能周通，文字典切，即放及第。如不及此格，虽本业粗通，亦须黜落。应九经、五经、明经帖书及格后，引试对义时，宜令主司于大经泛出问义五通（应作道），于帘下书于试纸，令隔帘逐段解说。但要不失注疏义理，通二通三，然后便令念疏。如是熟卷，并须全通，仍无失错，始得入策，亦须于时务中选策题，精当考校。如精于笔砚留意者，得则以四六对，仍须理有指归，言关体要。如不曾于笔砚致功，即须直书其事，不得错使文字，只在明于利害。其义问、念疏、对策，逐件须有去留。"（《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这道诏令规定明经类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帖经说得不清晰，估计是维持原规定，对义包括对经文和注疏的理解，笔试（墨义）、口试（口义）相结合，时务策选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命题，要求作成骈体文，不会作骈体文则不强求，不看重骈四俪六之对仗是否工整，平仄是否和谐，主要看对策的内容是否于施政有所裨益。如果时务策不合格，专业考试通过了，也不予录取。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权知贡举赵上交上奏说："九经举人元帖经一百二十道，墨义二十道，今欲罢帖经，于诸经墨义对一百五十道。五经元帖经八十帖，墨义二十道，今欲罢帖经，令对墨义一百道。"被朝廷采纳。25年前刘英甫九经帖经90道，这时赵上交增加到120道；刘英甫那时只口头回答两部儒经的大义20道，这时变成笔试各部经典的大义共150道，这哪能写得过来？五经、学究一经的考试份量也相应增加。可以想象，这个方案很难操作。当年八月刑部侍郎徐台符出任权知贡举，便上奏推翻了赵上交的提议，说："九经请都对墨义六十道，其帖经、对策，依元格（依照原来格令的规定）。五经亦请对墨义六十道，帖经、对策依元格。"（《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科目杂录》）关于学究一经科的考试，天成五年（930）二月规定"不念书，试墨义三十道"，清泰二年（935）改为"依旧念书并注十道"，后来加试墨义十道。广顺三年（953）改为"念书二十道，对义五十道"。显德二年（955）五月，规定《周易》、《尚书》两部经书算作一科，"每经对墨义三十道，仍问经考试。《毛诗》依旧为一科，对墨义六十道。"（《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这些诏令贯彻执行后，明经类考生的质量恐怕依然不会大幅度提高，参照进士科考生的情况，五代时期全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就是那么一个状况。

　　4．常举其它科目

　　五代的常举科目，除了进士科和明经类科目，还有童子科、明法科、明算科、道举科、百篇科，但不是经常设置，规模也很小。

　　童子科选拔所谓神童，会背诵若干儒家经书即可，不管是否理解其含义。国家开科取士，目的在于选拔文职官吏和专业人才，让他们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科学领域中立刻发挥作用，儿童哪会干这些事！因此，国家设立童子科，只具备吸引和转移一部分人的注意力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并不真正予以重视。根据文献的记载，没有发现后梁设置童子科，后唐才恢复设置，而且随意践踏。天成四年（929）大年初一，唐明宗在开封崇元殿受朝贺，幽州（驻今北京市）节度使赵德钧趁着拜年的喜庆气氛谋取私利，奏称："臣孙赞年五岁，默念《论语》、《孝经》，举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试。"唐明宗为了拉拢这位藩镇节帅，置国家制度于不顾，下诏说这位幼童是都尉的儿子、太尉的孙子，能够念诵儒家经书，体现出优良的家教门风，因此决定："不劳就试，特与成名。宜赐别敕及第，附今年春榜。"（《旧五代史》卷四十《唐明宗纪六》）唐代童子由各地官府上表举荐来京师应试，而后唐同光二年（924），郭忠恕等九位童子来洛阳应试，均是旧例"表荐"童子，其家状内却被地方官府注上进士、明经那样的"乡贡"字样。第二年五月，唐庄宗下敕批答礼部贡院的上奏，索性将童子改"表荐"为"乡贡"，说："其童子则委本州府依诸色举人例，考试结解送省，任称乡贡童子，长吏不得表荐。"八月即布告天下各州府："不得表荐童子。"（《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天成三年（928）七月，唐明宗下《严定童子科场敕》，批评近年各道解送来的童子，皆不符合国家规定，"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规定此后诸道州府"如公然滥发文解，略不考选艺能，其逐处判官及试官并加责罚"。责成贡院对各地解送来的童子严格考察，"须是年颜不高，念书合格，道字分明，兼无蹶失，即放及第"。（《全唐文》卷一百零九）天成五年八月，唐明宗下敕，又将童子由"乡贡"改回"表荐"，说："其童子，准往例委诸道表荐，不得解送。"并规定每年录取不得超过十名，所念的书必须全部是儒家正规经典，不得以各种零碎文书来虚凑卷数，虽然及第，年幼不具备办公能力，首次所授官职不得是实质性的官职，须经过十一选方可授"亲人官（亲自临民治事的职务）"。（《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长兴四年（933）三月，童子科考生阎惟一等39人进状，抱怨每次录取仅十人，实在太辛苦，请求增加名额。于是这一年录取二十名，并声明下不为例。第二年定为录取15名，稳定了四五年。后晋天福五年（940）四月，礼部侍郎张允上奏说："国家悬科待士，贵务搜扬，责实求才，须除讹滥。童子每当就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及名成贡部，身返故乡，但克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滥蠲徭役，虚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请停废。"于是晋高祖下敕废除童子科。开运元年（944）八月，晋出帝下诏指出，自从废除童子科，"损益之机未见，牢笼之义全亏"，"庶臻至理，用广旁求"，因而童子科"今后复置"。（《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选举志》）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权知贡举赵上交建议提高考试要求："童子凡念书二十四道，今欲添念书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被采纳施行。显德二年（955）五月，知贡举窦仪又提议废除童子科，上奏说："其童子科请依晋天福五年敕停罢，任改就别科赴举。"（《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童子》）被采纳施行。在此后五代最后四年里，童子科再也没有恢复。童子及第，年龄还小，长大后还可以参加别的科目的考试。《赵凤墓志》说："初，童子及第，再修三传业。仲尼（孔子）之经（《春秋》由孔子编订），丘明之传（相传《左传》是左丘明所作），莫不研精覃思，索引钩沉。诣贡闱，数上不捷。"（《千唐志斋藏志》第123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赵凤后来选择的科目是明经类的《春秋》三传科，其路数是童子科背诵儒家经典的延伸。志文谀墓，吹他水平如何高，但多次赴贡院考试，都没被录取。

　　明法科选拔精通律令的专职人才，为国家的法治活动服务。明法科的恢复也在后唐时期。天成三年（928）十一月，大理寺（最高法院）长官萧希甫建议恢复律学和明法科，说："臣闻禁暴乱者莫先于刑律，勤礼义者无切于《诗》《书》。刑律明则人不敢为非，礼义行则时自然无事。今《诗》《书》之教则业必有官，刑律之科则世皆莫晓。近者大理正宋昇请置律学生徒，虽获上闻，未蒙申举。伏乞时（应作特）颁诏旨，下付国庠（国子监），令再设此科，许其岁贡。仍委诸州各荐送一两人就京习学，候至业成，便放出身，兼许以卑官却还本处。则率土之内，尽会刑书，免误触于金科（犯法），冀咸遵于皇化。"长兴二年（931）六月，刑部员外郎和凝再次建议："臣窃见明法一科，久无人应，今应令请减其选限，必当渐举人。谨按《考课令》，诸明法试律令十条，以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所贵悬科待士，自勤讲学之功；为官择人，终免旷遗之咎。况当明代，宜举此科。"唐明宗下敕说："宜升明法一科同开元礼，选数兼赴举之时，委贡院别奏请，会刑法试官依格例考试。"（《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杜文玉认为萧希甫的建议"并未引起重视"，"和凝再次提出"，"这才得以设置"。（《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6页）但这样解释，和凝"明法一科，久无人应"的说法便无从落实。仔细玩味上述资料，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萧希甫的建议当时即被采纳，次年开始设置明法科招生，三年过去了，无人前来应试。于是和凝建议对该科出身的人实行政策倾斜，让他们比其余官员减少考课次数即能升迁，并增加录取人数，以吸引考生报考。唐明宗采纳，遂将明法科提升到与开元礼科一样高的地位，录取名额与开元礼科相当，至于考试的时间和减少多少考课次数，先由贡院拿出一个方案，专业考试内容限定在律令格式的范围内，由刑法部门的官员担任考官。后晋对明法科出身的官员继续实行优惠政策。天福六年（941）六月，晋高祖下敕说："明法一科，今后宜令五选集合格，注官日优与处分。"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赵上交奏请对明法科的专业考试进行改革，说："明法元帖律令各十五帖，对义二十道。今欲罢帖律令，试墨义六十道。"当时被采纳。但当年八月即被徐台符推翻，恢复原来办法："却准元格帖律令各十五帖，对墨义二十道。"（《五代会要》卷二十三《明法》）专业以外，还要考时务策。五代时期明法科所以缺乏吸引力，与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刑法官员的处境息息相关。五代乱世，律令格式形同虚设，刑法官员处在政治生活的边缘化状态，没有业绩可供考课，升迁受阻，谁愿意干这份差事？

　　明算科选拔数学人才，道举科选拔熟悉道家典籍的人才，百篇科选拔写作人才。这几科短暂设置，长期废弃。后唐天成五年（930）五月，唐明宗下敕说："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并宜停废。"后来短暂恢复过，到后晋天福五年（940）四月，晋高祖又下敕说："明经（二经）、童子、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并停。"（《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

　　5．制举

　　五代半个多世纪，不像唐代那样几乎年年设置制举，只在后周显德四年（957）八月，由兵部尚书张昭上疏提出设置制举的建议，十月周世宗下诏，第二年开始实行。这份《兴制举制》说："制策悬科，前朝盛事，莫不访贤良于侧陋，求谠正于箴规，殿庭之间，帝王亲试。其或大裨于国政，有益于时机，则必待以优恩，縻之好爵，拔奇取异，无尚于兹。得人者昌，于是乎在。爰从近代，久废此科。怀才抱器者郁而不伸，隐耀韬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翘翘之楚，多致于弃捐；皎皎之驹，莫就于縻絷。遗才滞用，阙孰甚焉。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者，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其逐处州府依每岁贡举人试例，差官别考试，解送尚书吏部，仍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言以上。当日内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取来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五）这里提到所设制举只有三科，和唐代一百来个制举科目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设置，目的在于选拔道德高尚、目光敏锐、胆大敢言的官吏，来发现朝政失误，纠正时弊。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的设置，目的在于选拔精通儒家经典的奥学硕士，来推动国家的文治和改善社会的风气。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的设置，目的在于选拔精明能干的行政人员，来提高行政水平和办公效率，带动社会的教化。这三科是由吏部负责考试录取的，不限制考生的身份和地区，地方上的考生要像常举乡贡一样考试选拔，所考为时务策，然后解送到京师开封。

　　开设制举只有一两年，后周就亡国了，五代时期随之结束，北宋开国。这三科虽然设置时间短暂，对宋代的制举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清初顾炎武评论说："宋初承周显德之制设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景德（宋真宗年号，1004-1007）增为六科，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以后屡罢屡复，宋人谓之大科。"（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制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可见后周这三科虽然没有唐代的科目繁多，但比较精粹、实用。

　　6．五代朝廷在中原举办科举活动的意义

　　科举活动从唐初到五代结束，绵延三个半世纪，长安、洛阳、开封三座都城先后成为举办科举活动的必选或首选阵地。科举制从而经历了初具规模到逐渐完善定型的过程，终于成为常设不衰的制度，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五代时期的科举考试内容和唐代相对照，不过是比葫芦画瓢而已，照例是对儒家经典和注疏的死记硬背，对几部史书的掌握，对开元礼的记忆和领会，对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的律令的理解，对几部陈旧数学教科书的运用，至于诗赋杂文、时务策，也没有翻出新花样。这表明三百余年间，人文学科、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没有多大进步，这是社会长期迟滞发展的反映，也是社会结构稳定的表现。

　　尽管这样，当我们看到五代朝廷在首都洛阳、开封举办科举活动，十国割据政权考生纷纷前来应考，我们便不得不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估价中原科举活动的意义，来考察产生、保存、延续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中原不同地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研究这两个问题，只有展开历史的进程，结论才能醒豁。这里先上溯到前代，做点逆向考察。匈奴贵族刘渊，幼年曾随上党人崔游学习经史百家和孙吴兵法，后以任子身份长住西晋首都洛阳，交游汉族官僚。他曾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随何、陆贾是西汉著名的谋臣，周勃、灌婴是西汉著名的武将。刘渊自诩文武双全，高出他们一筹，足证洛阳作为东汉、曹魏、西晋的首都以来，所保留的中原传统文化，对游牧族的熏陶、改造作用。南北朝时期，北方是少数族统治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使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各少数族迅速走上封建化道路，被汉族和汉文化同化。萧梁政权的陈庆之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啧啧称叹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洛阳伽蓝记》卷二）这表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产生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地区，汉文化的统治地位和生命力，得到南北各族人民的承认和肯定。

　　现在再看五代以来的情况。五代时期建立朝代的突厥别部沙陀族统治者，在中原被汉化，行事依据中原典章制度，但依然保留着一些胡风。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唐明宗在洛阳白司马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十一月又在开封"祭蕃神于郊外"。这都没有受到人们的非议。但十月份一件事则不一样。青州（驻今山东青州市）节度使霍彦威派人赴开封向唐明宗进献箭一对，以祝贺平定开封朱守殷的叛乱，唐明宗赐给他箭一对。当时史官批评道："传箭，番家之符信也，起军令众则使之。彦威本非蕃将，以臣传箭于君，非礼也。"（《旧五代史》卷三十八《唐明宗纪四》）后晋天福七年（942），晋高祖死亡，继任的晋少帝派遣右骁卫将军石德超等人，"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西山扑祭，用北俗礼也"。（《旧五代史》卷八十一《晋少帝纪一》）此后的沙陀族政权后汉，不再祭祀蕃神，也没再行用蕃族礼制。这表明民族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对进入中原的少数族具有同化作用。北宋继后周之后，仍以开封为东京，但宋太祖一直想迁都洛阳，直到开宝九年（976）巡幸洛阳，还有这个想法。他说："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由于大臣们不同意迁都，他只好表示"姑从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金占领开封，灭掉北宋，南宋人的诗词在描述开封沦陷和北上抗金收复失地时，却喜欢以洛阳和河洛作为代指。文及翁《贺新郎·西湖》说："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黍离》是《诗经·王风》中的一篇，古人认为西周灭亡之后，一位大夫偶然路过故都镐京，见宗庙宫室荡然无存，原址已成一片农田，长满庄稼，不禁彷徨感伤，作了这首诗。镐京即西安，与洛阳不相干，文及翁用这一典故代指北宋灭亡，开封沦陷、衰败。其实，他原本可以用合乎平仄要求的其它词汇来替换"洛阳"，而直说开封，诸如泛指可用京师、京华、帝城，特指可用东京、汴京，代指可用梁园、夷门，甚至长安，等等。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说："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河洛与燕幽对举，两者所指地区不同。他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却只说："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这里若改"清河洛"为"收河朔"，平仄韵部皆合。河朔地区在河洛地区以北，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在唐代，安禄山在幽州起兵叛乱，杜甫《壮游》诗便说："河朔风尘起"；唐廷接受叛乱将领投降，安排为藩镇节度使，幽州（卢龙）藩镇和另外两个河北、山东的藩镇统称为河朔三镇。由此可知，河朔的概念包括幽燕在内。岳飞若说"收河朔"，自然包含了"清河洛"的意思。同样，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说："河洛腥膻无际"；方岳《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说："醉眼渺河洛，遗恨夕阳中。"可见他们宁说"洛阳"，不说开封，宁说"河洛"，不说河朔，足证洛阳和河洛地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中原其它地区，这是历史形成的惯势使其然的。

　　在五代分裂时期，中央政权的首都洛阳、开封都是产生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城市，其余任何割据政权的都城都不具备同它们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的资格。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必须具备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因素。中华民族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亡种"。这个共同地域上的政治格局始终遵循着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运动轨迹而没有"亡国"。"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具体到中华民族来说，便是汉民族传统文化，这一因素对于中华民族的绵延不断和各朝代延续中国政权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因而也没有"亡教"。以这个视角看待五代时期中央政权在洛阳、开封举办科举活动，便能发现它的超常意义。中原的科举活动吸引五代十国各政权的考生前来参加，使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教师投身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学和考试中，民族文化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支柱，也成了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传承的纽带，必然会产生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中央政权发挥历史前进的主导作用，为五代之后祖国的再度统一提供推波助澜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