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玄奘法师的译经活动

　　在唐代慈恩寺的发展史上，玄奘法师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的一些活动，对慈恩寺社会地位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在这里将从印度带回的佛教经论译为汉语，奠定了唯识宗的理论基础，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贞观十八年，玄奘由天竺归国的途中，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在这里向太宗上表，奏称："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七疑为六之误，参杨廷福《玄奘年谱》第206-207页），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谜罗川归还，达于于阗。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早谒轩陛，无任延仰之至！谨遣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俗马元（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全唐文》卷九百〇六，玄奘《还至于阗国进表》，第9448页，中华书局，1983年）这其实是一种试探。丢失坐骑只是借口，根本原因在于他出国前，唐廷已在抬高道教压制佛教，这时佛教的地位如何，他不知根底，如果贸然返回，未必会得到政府的认可。何况当初他外出求法时，"有司不为通引"（《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第24页），是"私往天竺"的，这一政治前提，更要求他把实际情况摸清楚。所以他声称自己的求法活动，是为了"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以博得皇帝的同情，这也是他回国后积极向政治上层靠拢的先兆。

　　当时交通不便，加之边事不断，七八个月后，朝廷才派来使者宣敕，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第124页）玄奘这才放心东归。他此次求法，除去返回时落水丢失的50夹经本外（《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至信度大河，……风波乱起，摇动船舫，……遂失五十夹经本。"第114页），共带回经论520夹，凡657部。它们是：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上座部经、律、论14部，大众部经论15部，三弥底部经、律、论15部，弥沙塞部经、律、论22部，迦葉臂耶部经、律、论17部，法密部（即法藏部）经、律、论42部，说一切有部（即萨婆多部）经、律、论67部，因明论36部，声明论13部。（参杨廷福《玄奘年谱》第211页）此后他的译经活动基本都是以这些经论为底本进行的。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返抵京师长安，后来被安置在京城弘福寺从事译经活动。这一期间，太宗劝他还俗从政，被他婉言谢绝。慈恩寺建成后，皇室让他作为上座，并"别造翻经院"，使其"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日，皇室派出大臣护送玄奘将道场由弘福寺移至慈恩寺，场面异常壮观："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务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通衢，……皇太子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领东宫兵千馀人充手力，敕遣御史大夫李乾祐为大使，与武侯相知检校。帝将皇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执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经像至寺门，敕赵公、英公、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及诸戏于庭，讫而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6页）

　　弘福寺在长安宫城西修德坊，从这里到慈恩寺，必须沿宫城、皇城西边向南，再转入朱雀门街，途中正好经过皇城安福门。于是太宗及太子、后宫等都到此处的门楼上目送队伍南行。这一地点也是唐代皇室多次颁布诏令、迎送宾客、接受降虏、举办佛事的地方，可见太宗当时对这一佛教盛事十分重视。

　　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至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六月这十年里，玄奘一直驻锡在慈恩寺从事译经活动，这在他回国后生活的20年中占了一半。他在此地奠定了唯识宗（又称法相宗）的理论基础，至其弟子窥基而正式形成唯识宗派。所以慈恩寺才会被称为唯识宗的祖庭，唯识宗也被径称作慈恩宗。玄奘在慈恩寺所译的经论，详见杨廷福先生的《玄奘年谱》。据笔者统计，在这十年中，他共译经论42部，凡467卷。他"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58页）可谓勤勉至极。他所译的经论，绝大部分是大乘佛教经典，但也有一些小乘经典，如《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佛说缘起圣道经》、《本事经》、提婆设磨著《阿毗达磨识身足论》等等。可见他在传播大乘佛法的同时，也对小乘教义作了深入研究。

　　玄奘译经，共分十道工序：一、翻译，二、证义，三、证文，四、度语，五、笔受，六、缀文，七、参译，八、刊定，九、润文，十、梵呗。每道工序都由专人负责，以求达到精益求精的境界。"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第135页）可谓开创了我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玄奘的译经活动，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他说"译经虽位在僧，光价终凭朝贵"（《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第137页），所以非常积极地争取朝廷的支持。显庆元年（656），代王李弘被册立为太子，高宗为其在慈恩寺设五千僧斋，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届时以翻经事询问玄奘法师，法师答道："法藏冲奥，通演实难。然则内阐住持，由乎释种；外护建立，属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驰千里；依松之葛，遂耸万寻。附托胜缘，方能广益。今汉、魏遥远，未可详论，且陈苻、姚已来翻宣经论。除僧之外，君臣赞助。……齐、梁、周、隋，并皆如是。贞观初，波颇罗那译经，敕左仆射房玄龄、赵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伦、太府卿萧璟等监阅详缉。今独无此。"玄奘所揭示的"外护建立，属在帝王"、"附托胜缘，方能广益"表明，他所译之经论，必须在统治者的认可下，才会得到流传；否则，再好的经文也不能发挥作用。这一是对朝廷和佛教的关系给予肯定，争取朝廷的认同，二是希望朝廷进一步重视这一活动，给其更多的支持。因而他所抱怨的"今独无此"之助译事项，随即得到解决。高宗敕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人到慈恩寺"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第178-179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佛教充斥着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滞俗者闻元（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全唐文》卷六，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第73页）在这样的氛围中，政治上层只能对佛教加以疏导、利用，特别是对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玄奘法师，更是有求必应，全力支持他的各种佛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