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雁塔唐事钩稽

　　1．大雁塔的建造

　　如前所述，晋昌坊"半以东"是大慈恩寺。晋昌坊东西宽650步，那么慈恩寺应宽325步左右，将近一华里。它的建制非常庞大，共有大殿、端门、翻经院、元果院、太真院、浴室院、南池、西院、东楼等单元。在当时的西院里，建造了至今耸立的大雁塔，成为慈恩寺的一大亮点。

　　永徽三年（652）三月，玄奘向朝廷请求在慈恩寺"端门之阳"造石塔，以安置带回国的经像。高宗下敕说："所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于是，"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玄奘"亲负篑畚，担运砖石"，两年后，这座印度窣堵波形制的雁塔建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第160-161页）

　　"雁塔"之名是否是此慈恩寺浮图与生俱来的呢？笔者认为，任何事物只要能被后代采用，必有其前代的根据。《大慈恩寺志》卷一认为："'雁塔'之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也不是正式的命名。……直到唐文宗大和（827-835）中许玫登进士第，这才正式以雁塔为诗题，是谓《题雁塔》。这说明，'雁塔'或'大雁塔'之名在唐代时并不普遍流行。"（申秦雁《西安大雁塔名称溯源补正》所持观点亦是如此，见《考古与文物》杂志1999年第2期）其实此书作者所引的例证，恰恰证明了与他所持观点相反的事实。如杨廉《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诗云："慈云浮雁塔，定水映龙宫。"（《全唐诗》卷一百〇四，第1094页，中华书局，1979年）孙佺同题诗云："一忻陪雁塔，还似得天身。"（《全唐诗》卷一百〇五，第1101页）都是早在唐中宗在位时期（705-710）就直接使用"雁塔"之名的例证。而杨、孙又岂能凭空造出这一名称，想必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此通行称呼。另一方面，岑羲同题诗中"梵堂遥集雁，帝乐近祥鸾"（《全唐诗》卷九十三，第1004页）之句、郑愔同题诗中"雁子乘堂处，龙王起藏初"（《全唐诗》卷一百〇六，第1106页）之句，均是化用佛教中"飞雁坠寺充三净肉"的典故（《大唐西域记》卷九说：印度小乘僧人吃三净肉，即不见、不闻、不疑的肉。有僧见群雁行空，说："今日众僧中食不充，摩诃萨埵宜知是时。"一雁应声堕地而死。群僧惭愧，以为死雁是菩萨化身示教，遂埋雁建塔，称为雁塔。第2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可见其早已深入人心。所以雁塔之名起源很早，不会专待晚唐许玫诗出才通行。然而中宗时期的应制诗（详见下文）均以"慈恩寺浮图"为题，很可能因为这是命题作诗，一经命题，不得更改；同时用"慈恩寺浮图"显得庄重，也指明了九月九日登高的具体位置。

　　大雁塔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南门左右龛中分别是玄奘向朝廷索求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唐太宗御制，上写"永徽四年十月中书令褚遂良书"）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唐高宗御制，上写"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书"）。这些碑刻十分精美，可谓鬼斧神工。塔壁上除后世的进士题名以外（详见下文），还有雕刻的佛教图画。"塔西面画湿耳师（狮）子，仰摹蟠龙。"（《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第227页）还有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僧人在此作的画，"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叉凹垤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妙之极。……然其画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国之象，无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一《尉迟乙僧》，第1619页，中华书局，1981年）这是慈恩寺吸纳外国文化的一个例证。另外，这里还留下一些说不清来历的诗歌，被好事者附会为神仙之作。"唐太和二年（828），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皇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太平广记》卷六十九《慈恩塔院女仙》，第432页）

　　2．大雁塔与唐代社会

　　大雁塔与唐代的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广泛的联系。

　　社会上层方面，每逢重阳佳节，这里就成了皇室登高的好去处。于是世俗含义掩盖了佛教涵义，雁塔也就不仅是为安置梵本之用了。景龙二年（708）九月九日，中宗"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赋诗"。上官昭容（婉儿）首先献诗，云："帝里重阳节，香园万乘来。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塔类承天涌，门疑待佛开。睿词悬日月，长得御昭回。"（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随后，同去的修文馆四名大学士、八名学士、十二名直学士等侍臣，纷纷献上自己的作品。在这些诗中，随处可见"长寿"、"升平"、"尧年"、"圣主"等字眼。如李乂《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诗云："庆洽重阳寿，文含列象辉。小臣叨载笔，欣此（一作无以）颂巍巍。"（《全唐诗》卷九十二，第995页）赵彦昭同题诗云："皇心满尘界，佛迹现虚空。日月宜长寿，人天得大通。"（《全唐诗》卷一百〇三，第1088页）萧至忠同题诗云："神卫空中绕，仙歌云外清。重阳千万寿，率舞颂升平。"李迥秀同题诗云："尧年将（一作持）佛日，同此庆时休。"（《全唐诗》卷一百〇四，第1091、1093页）李恒同题诗云："愿将今日乐，长奉圣明君。"毕乾泰同题诗云："重九昭皇庆，大千扬帝休。……至德覃无极，小臣歌讵酬？"（《全唐诗》卷一百〇五，第1100、1102页）郑愔同题诗云："愿献重阳寿，承欢万岁馀。"（《全唐诗》卷一百〇六，第1106页）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歌虽以佛教为背景，其中也不时地使用一些佛教用语，如"梵宫"、"初地"等，但其写作的目的仅仅在于迎合皇帝的喜好，歌颂所谓的盛世，从而求得皇帝的宠幸，所以他们才会"欣此颂巍巍"。然而登塔所具有的佛教涵义也就被完全冲淡。"这些御用文人关于佛教的应制文学活动，都说明佛教是朝廷的工具，神权和政权是封建社会的泥沼中生长出来的并蒂莲。"（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第8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

　　对于文人墨客来说，大雁塔是凭栏远眺的游览胜地，他们在此吟咏长安美景，留下了著名的诗篇。天宝十一载（752），杜甫、高適、岑参、薛据、储光羲等到慈恩寺登塔游玩，除薛据外都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流传后世。他们以登塔为题，实则在抒发自己对政治、人生的感受，借佛教之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如高適诗云："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二，第2204页）杜甫诗云："自非旷（一作壮）士怀，登兹翻百忧。……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第2258页）由于大雁塔见证了有唐一代的兴衰，人们登临此处，因时代变迁而有着迥异的心情。表现于诗中，豪迈的如"登高凌宝塔，极目遍王城。"（萧至忠《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全唐诗》卷一百〇四，第1091页）"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卢宗回《登长安慈恩寺塔》，《全唐诗》卷四百九十，第5549页）伤感的如"地迥风弥紧，天长日久迟。因高欲有赋，远意惨生悲。"（欧阳詹《早秋登慈恩寺塔》，《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九，第3906页）而面对国家的衰乱，五代时又有"莫上慈恩最高处，不堪看又不堪听"（杨玢《登慈恩寺塔》，《全唐诗》卷七百六十，第8633页）的慨叹。

　　3．雁塔题名现象

　　唐代在长安新及第的进士，不但有曲江宴，还有慈恩寺游玩，并在大雁塔的塔砖上题写自己名字的活动，即所谓"紫毫粉壁题仙籍"（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全唐诗》卷五百八十六，第6791页），以表达春风得意、十分荣耀的心情。白居易就曾说自己"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后世也将"雁塔题名"作为进士及第、跃过龙门的代称。但究竟是谁开此风气之先，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在雁塔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呢？（朱雀门街西西明寺，也是唐代进士及第题名处。《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说，苗台符、张读同年及第，"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东庑"。第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爬梳史籍，结合学界研究成果，笔者对谁是雁塔题名第一人的几种说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的一点认识。

　　北宋张礼著《游城南记》，云："东南至慈恩寺。少迟，登塔，观唐人留题。"自注云："《嘉话录》谓张莒及进士第，闲行慈恩寺，因书同年姓名于塔壁，后以为故事。按，唐《登科记》有张台，无张莒。台于大中十三年（859）崔槾下及第，冯氏引之以为自台始。若以为张莒，则台时已有题名之说焉。……熙宁中，……塔既经焚，塗圬皆剥，而砖始露焉。唐人墨迹，于是毕见，今孟郊、舒元舆之类尚存，至其他不闻于后世者，盖不可胜数也。"（史念海、曹尔琴《游城南记校注》第2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据唐人韦珣著《刘宾客嘉话录》，最早的雁塔题名者是张莒；其二，据唐人《登科记》，最早的进士及第雁塔题名者是张台；其三，北宋宋熙宁年间（1068-1077），唐人墨迹十分显露、清晰；其四，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张礼还能见到孟郊、舒元舆等唐人的题名。（唐代雁塔题名，曾短暂销毁过。《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云：会昌三年（843），李德裕为上相，取缔进士录取后的"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李德裕>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第28-29页。）

　　根据史念海、曹尔琴二先生在《游城南记校注》中的考证，张莒登第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比大中十三年登第的张台早85年。因而唐人《登科记》以为最早题名于雁塔的人是张台，是错误的。而张礼自注中却说了一句"若以为张莒，则台时已有题名之说焉"的话，极令人费解。怎么后来的人倒比以前的人捷足先登呢？我认为张礼在书中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即"如果以为后出的人是雁塔题名第一人，则因在他以前已经有人这样做了，所以记载后出的人的书是错误的"，以体现出他对不同说法的鉴定。这样一来，自注中的话就应该是"若以为张台，则莒时已有题名之说焉"。（史念海、曹尔琴先生认为，导致文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冯"字乃"刘"字之误。即作者张礼想说，是刘禹锡在以为雁塔题名自某某始，又因为刘禹锡是不可能见到张台的，故此句中的"台"应为"莒"，而下面的两句话也顺理成章地改正了过来。可问题在于，张礼不是在说"冯氏以为"，而是说"冯氏引之以为"，则他所要评论的"冯氏"，应为他所见到的唐代《登科记》的作者，并不是《嘉话录》中的刘禹锡。按照徐松在《登科记考》凡例中所说，唐宋间有多本《登科记》，多非全帙，亡佚尤多，为何就能排除有一冯氏也写过《登科记》？也许只是他的著作不留名后世罢了，但当时的张礼还能见到它；抑或冯氏曾经议论过谁是雁塔题名第一人，张礼不同意他的观点，说他弄错了，也是有可能的。）

　　为使读者进一步了解雁塔题名，史、曹《校注》中又引了以下史料：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云："进士题名，自神龙以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雁塔）下题名。"宋王谠《唐语林》卷二云："既捷（进士及第），列其姓名慈恩寺，谓之题名。"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既捷，列书其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后两者都没有指出雁塔题名的兴起时间，《唐摭言》中的话亦不确切，"神龙（唐中宗年号，705-707年）以后"令人费解。但这已说明自神龙年间到大历九年也许有其他人也在雁塔上题名，故校注中得出的结论是："题名并非自张莒肇始。"张莒说被排除了。

　　北宋人钱易所著《南部新书》卷乙云："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南部新书》卷乙，《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第3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旧题宋吕祖谦辑《东莱先生分门诗律武库》卷三《荣贵门》"雁塔"条、宋刘应李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辛集卷九"雁塔"条与此同。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下册第117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这一材料是《游城南记校注》所忽略的，因而没有对张莒、韦肇作进一步的比较和研究。郭绍林先生著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第二章第五节除引用《刘宾客嘉话录》里的材料外，还引用了这则材料，在经过一番缜密的论述和推敲后，得出的结论是，韦肇的登科年代在758至768年之间，"比774年进士及第的张莒早十年左右"。（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第118页）

　　这样，按照《南部新书》的说法，最早在雁塔上题名的及第进士应为韦肇。但这时距"神龙"年间也已60年左右，应该说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中的交待，只是一种粗略的做法。

　　《说郛》卷十《续事始》"慈恩寺题名"条说："开游而题其同年姓名於塔下，后为故事。"（《说郛三种·续事始》"雁塔题名"条，第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此条语焉不详，让人看后十分不解。本来此书之作，是为了考究明白各种"名"、"物"、"事"最初的情况，给读者示以清楚的源流。但"雁塔题名"始于何时？文中没有说；都题了哪些人的姓名？文中没有说；假如"开"是人名的话，他姓什么？是什么时候的人？文中亦没有说。因此，考"慈恩寺题名"之始，此书无与力焉。

　　又，孟二冬先生在《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十七"韦肇"条下，引明朝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辩证类》"雁塔题名"条，云："至于题名之说，一云韦肇及第，偶尔题名寺塔，遂为故事；一云张莒本寺中闲游，戏题同年之名于塔。然人虽不同，其义其时一也。"可见他对韦肇、张莒孰先孰后已经不再关心，认为其时代是一致的。

　　其实在韦肇之前，雁塔塔壁上有其他人的题名遗存。上述杜甫、高適、岑参、薛据、储光羲等人除登塔赋诗外，还在塔下题名。孟二冬先生纠正了过去认为薛据登第于开元十九年的错误说法，考证出他登第于开元九年（731），而岑参于天宝三载（744）考中进士，高適于天宝八载中有道科，杜甫于天宝十载上赋拜官，储光羲此时还没有中进士。（清徐松原著、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上册第258、283页）但不论怎样，他们都不是以新得第进士的身份来到雁塔下题名的，因而并不被后人作为开进士雁塔题名之风的人物而著于史册。故宋人戴埴《鼠璞》"雁塔题名"条云："予得唐雁塔题名石刻，细阅之，凡留题姓名，僧道士庶前后不一，非止新进士也。"（《说郛三种·鼠璞》卷上，第659页）可见最初有很多人到此游玩留名，经过若干年后，由于一人唱之，众人和之，才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争相效仿的时髦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