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渭生1   陈正奇2

　　（1. 710061，陕西西安，陕西教育学院人文环境系；2. 710065，陕西西安，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

　　漠南地区（阴山内外）的控制权，对于古代中原王朝的北疆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唐朝前期，漠南之地几经得失。高宗末年与武周期间的漠南失控，是这一时期边疆安全危机的重要方面。而漠南控制权的恢复、阴山防线的重建，则迟至中宗、玄宗时期。本文着重分析漠南失控及规复过程，检讨武周的政治、军事策略之得失，并对当时的边疆局势演变、边防体制调整以及兵制变化，作概括述论，力求从这个侧面，对武周朝政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一、漠南的地缘战略地位

　　（一）从三受降城说起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三月，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奏请筑置三受降城于阴山之下的黄河北岸。此前，唐军与后突厥阻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每将入寇，必先诣祠祈祷，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当时，后突厥默啜可汗重兵远征突骑施（西突厥强部），故仁愿奏请乘漠南空虚之机进兵夺取之，并于河北筑置三座军城，东西相应，阻绝其南寇之路。而太子太师唐休璟认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今筑城于寇境，恐劳民费功，终为虏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遂进兵夺取漠南，督军急筑三城，六旬而成。（《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张仁愿还在牛头山（今大青山）、牟那山（今乌拉山）以北设置烽堠1800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奕使，戍诺真水（今阴山背面艾不盖河）、草心山为逻卫。（《新唐书》卷一一○《论弓仁传》）这样一来，唐军向北拓地300余里。从此，后突厥不得南下阴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扰，减少镇兵数万人。

　　总括上述，以筑置黄河北岸三受降城为标志，唐朝又夺回了漠南（即阴山防线）的控制权。

　　（二）漠南军事地理概况

　　1.自然地理形要

　　自汉代起史籍有"漠南"、"漠北"之称，其界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北部边缘以及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碛）。"漠南"指黄河以北、蒙古高原大碛之南的中间地带（即阴山山脉及其南北）。

　　阴山山脉绵亘于内蒙古中部，西起河套之北，东与内兴安岭相接，长约1200公里。其名称随地而易。大体以张家口一带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即狭义的阴山，西端称狼山、大部分称大青山。在集宁市以东，山势较低，海拔多在1000-1500米；集宁以西，山势升高，海拔1800-2400米。阴山地貌的突出特点是南北极不对称，北坡起伏和缓；南坡以1000多米的落差直降到河套平原。

　　阴山高峻而绵延，阻隔南北。其北面草原辽阔，历来为游牧地区；其南面的河套地区农牧兼宜，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又有黄河水可以溉田。如定襄一区，南至黄河，北至白道川，向为漠南水草丰美地带。

　　由于阴山之北的气候寒燥，农耕民族在此难以施展耕稼长技，故而中原王朝的北陲到达阴山就适可而止。而游牧族类据有阴山内外，就可从容装备，南下牧马。《史记·匈奴传》载云："阴山东西千馀里，单于之苑囿也。……匈奴失阴山，过之未尝不哭。"在阴山西端之外，是连绵的沙漠戈壁，一直延伸到西域。从经济上着眼，沙漠戈壁既不适宜农耕也不便于游牧。但从军事地理角度观察，沙漠戈壁地区的荒凉不毛，人烟断绝，与阴山山脉的阻隔交通，具有异曲同工之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8-395页）

　　2.穿越阴山的交通路线

　　自秦汉以迄隋唐，阴山与黄河天险，是中原王朝恃以巩固京畿北面边防的地形凭借；阴山内外与黄河南面"河曲"之地农牧兼宜的自然条件，又可减省内地转漕之劳。

　　案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一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以其交通地位最显重要。自秦汉以降，漠北游牧族类南下阴山，进入河套及其以南的主要纵谷（或隘口）通道，自西徂东，有狼山西段鸡鹿塞（今内蒙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狼山中段高阙塞（今内蒙乌拉特中旗西南石兰计山口）、五原稒阳塞（唐代称呼延谷。今内蒙包头西北昆独仑河谷）、大青山白道谷（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蜈蚣坝）。而中原王朝借助阴山内外险要形势的国防设施，莫要于长城、军城和驻兵镇防，以控制交通冲要。

　　上节所述之三座受降城，南迫黄河，"皆据津要"，北面皆与穿越阴山的纵谷通道相对应。中城（今内蒙包头市西南）即筑于拂云堆神祠，东至东城（今内蒙托克托县南大黑河东岸）300里，西至西城（今内蒙杭锦旗北乌加河北岸）380里。西城"北至碛口三百里。碛口西（北）至回鹘牙帐一千五百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是入回鹘的行车道路；"又五百里至鸊鹈泉，又十里入碛"。（《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东城"北至碛口八百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阴山白道谷在其东北方向。

　　案上述"碛口"、"入碛"，是指穿越大漠的道路。由于大漠范围广阔，"入碛"的道路自然就有多条，皆以"碛口"相称。

　　（三）太宗、高宗朝对大漠南北的经略

　　控制隋末唐初，东突厥称雄大漠南北，势陵中原。李渊父子于太原起兵反隋时，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唐高祖在位（618-626）时，突厥连年南下寇掠。最严重的是武德九年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的10万余骑兵长驱南进，直逼咸阳渭水便桥。刚即帝位的唐太宗被迫出府库金帛，立城下之盟，换得突厥退兵北去。

　　这一时期，东突厥在漠南的主要活动区域，有"牙直五原之北"的颉利可汗故地；"帐部五万，牙直灵州西北"的沙钵罗设阿史那苏尼失故地；"牙直幽州之北，在东偏，管奚、霫等数十部"的突利可汗故地。（《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

　　贞观三年（629）冬至次年四月，唐朝乘东突厥连年遭受雪灾、大旱，畜死民饥，内部乱离之困厄，发10万大军，一举破降其国，将漠南收入提封。突厥部落或北走薛延陀，或西走西域；南来降唐者有10余万，被安置"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同时，又置"宁朔大使"，由夏州都督窦静兼任，统辖散居在河南（今鄂尔多斯高原）与漠南的突厥降户部落。（《旧唐书》卷六四《窦威传附窦静传》）贞观九年（635），窦静病卒，由萧嗣业继任"宁朔大使"。（《旧唐书》卷六三《萧嗣业传》）

　　贞观十三年（639），唐朝遣令居于河南的突厥降户北渡，返回漠南故地。是年三月，仍"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十五年（691），新册封的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赐姓李）率其部众10万余人，胜兵4万和马9万匹北渡，建牙于故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

　　贞观二十年（646）六月，唐军又殄灭继东突厥而称雄漠北的薛延陀汗国。次年正月，唐朝以漠北敕勒、回纥等13部落分置羁縻府州；四月，于狼山南麓的古单于台（今内蒙乌拉特中旗西南）置燕然都护府，统辖漠北6府7州，以导宾贡。（《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至此，漠北亦归属李唐帝国封疆。

　　高宗永徽元年（650），于漠北郁都军山（今蒙古国杭受山）设置瀚海都护府，以统突厥诸部羁縻府州。当时，大漠南北的突厥部落悉属瀚海府，敕勒部落悉属燕然府，划分标准专问部落而不问地域，遂致瀚海府跨有大漠南北，而燕然府治所在漠南，所统羁縻府州却在漠北。（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4-265页）

　　龙朔三年（663）二月，唐朝将燕然府移治漠北回纥本部，更名为瀚海都护府（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将原漠北瀚海府迁至阴山之南的云中故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更名为云中都护府。两都护府以大漠为界，分统南北。而瀚海府转徙漠北，是因为敕勒九姓时叛时服，漠北局势动荡不稳，必须就近经营之。（《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

　　麟德元年（664），云中都护府更名为单于大都护府。总章二年（669），瀚海府更名为安北大都护府。自从永徽初年起，关内道北部即漠南地区相对稳定30余年，边防无大警。

　　二、漠南失控与北疆扰攘

　　（一）突厥降户叛唐复国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管内突厥降户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两部率先起事暴动，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突厥24州首领群起响应，众至数十万，长安震惊。单于府长史萧嗣业统兵镇压，先胜后败。突厥大暴动蔓延于关内、河东、河北道北部，炽盛一时。唐朝复以大将裴行俭节度30万大军征讨，至永隆二年（651）闰七月，才暂时平息了暴动。

　　永淳元年（682），突厥叛乱余党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暾欲谷）等聚众复起，骨咄禄自号颉跌利施可汗（史称后突厥），建牙于阴山北面的黑沙城（今内蒙白云鄂博西北），招集亡散，出掠九姓敕勒部落的马匹，势力逐渐壮大，有众数万人。而唐朝在漠南的"羁縻"统治秩序，历经4年动乱，已经瘫痪，单于大都护府徒具空名，遂于垂拱二年（686）改为镇守使。（《唐会要》卷七三《单于都护府》）

　　后突厥复国之初的处境颇为困难：南有李唐帝国，东有奚、契丹和三十姓鞑靼，北面与西北有九姓敕勒、骨利干及黠戛斯等部族，皆是突厥的宿敌。骨咄禄可汗（682-691）的谋臣暾欲谷献计：南扰唐朝，东击契丹，北征九姓敕勒，占领郁都军山。骨咄禄辗转战斗，先后用兵47次。可见其复国历程之艰苦卓绝。（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所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自高宗永淳元年（682）至武太后垂拱三年（687），后突厥侵扰唐朝北疆达10余次，其中较大的战绩如下。（1）弘道元年（683）三月，骨咄禄围攻单于府，擒杀司马张行师。五月，寇蔚州（今山西灵丘），杀刺史李思俭；又犯丰州，唐朝都督崔智辩兵败被擒。（2）垂拱元年（685）四月，后突厥进犯代州（今山西代县），唐阳曲道行军总管淳于处平引兵援救，败于忻州（今山西忻州市），死者5000余人。（3）垂拱三年（687）十一月，唐将爨宝璧贪功求胜，率精兵1.3万出塞2000余里，追击后突厥，因轻敌而全军败没。

　　骨咄禄的重大胜利是击破漠北九姓敕勒，还牙郁都军山。而亲唐的回纥、契苾、思结和浑部落被迫转战南徙，进入陇右道的甘、凉州之间。安北都护府也于垂拱三年（687）南迁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北面的大同城（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至此，唐朝在大漠南北的"羁縻"统治秩序完全崩解，代之以后突厥称雄的新局面。

　　（二）默啜乘间强索漠南之地

　　武周天授二年（691），后突厥骨咄禄可汗去世，其弟默啜可汗继位，对武周采取军事侵寇与"和亲"欺骗交替使用的策略，频频得手。

　　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东北边疆的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反唐，攻陷营州（今辽宁朝阳），杀都督赵文翙。官军几次重兵进讨，却连遭大败。

　　是年九月，后突厥侵寇凉州（今甘肃武威），生擒都督许钦明。十月，默啜向武周请降并愿助讨契丹，遂乘间袭击，俘获契丹酋长妻子并辎重。

　　神功元年（697）三月，默啜向武周索求单于府之地、河曲六州降户并谷种、缯帛等物资。武曌初不允许，默啜遂拘留使臣田归道，并扬言奉唐伐周。迫于契丹反叛之困，又惧默啜兵势强盛，武曌最终妥协退让，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及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000件和铁4万斤与之，并许其"和亲"之请。（《资治通鉴》卷二○六）作为交换条件，默啜于六月再次袭破契丹，大肆掳掠而归。由此，契丹、奚和霫等"东胡"部族归降后突厥，受其征役，默啜因而兵势渐盛。（《通典》卷一九八《边防十四·突厥中》）

　　圣历元年（698）八月，默啜大举入侵河北道妫、檀、定、赵等州，破城20余座，掳掠男女数万人而去。当时河北积年丰稔，人畜被野，故默啜兴师入寇，大肆抢掠。"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六）其国势与唐初东突厥颉利可汗（620-630）时略等。史称"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三、武周规复漠南策略措置之检讨

　　从空间上看，骨咄禄起事之初（682），仅据有漠南一隅（如总材山、黑沙城）为基地，力量弱小，且四面受敌，处境极为险恶。及至默啜可汗（691-716）称雄之时，其南侵战线东自幽州，西逾凉州，极为广阔。案后突厥南侵之目的，不在土地和政权，而是财货、牲畜和人口，所以关内、河东、河北道北部的州县百姓，备受其害。

　　从时间上看，自突厥降户大暴动到默啜可汗身死，历时38年。在唐朝方面，自上元二年（675）春高宗因"风疹不能听朝"，到中宗复辟（705）的31年间，正是"政事皆决于天后"与其改唐为周时期。一般而论，武后统治时期，国家尚比较富强，何以对后突厥、东北"两蕃"（奚、契丹）的侵扰竟无良策呢？以下试作分析检讨。

　　（一）政治策略上的庸暗荒唐

　　1.闇于全局，血腥杀降

　　永隆二年（681）闰七月，裴行俭尽平突厥暴动余党，振旅凯旋，献俘京师。十月，降酋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54人被处斩于都市。初，行俭许诺伏念等以不死，故降。而宰相裴炎忌行俭之功，奏言："伏念为副将张虔勗、程务挺所逼，又回纥等自碛北南向逼之，穷窘而降耳。"遂诛之。行俭叹曰："浑、濬争功，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因称疾不出。（《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资治通鉴》卷202）

　　这种血腥的杀降之举，虽然一时泄愤快志，但却后果恶劣，不仅损害了裴行俭以战、抚相兼所取得的平叛成果，而且把突厥降户推向了绝地求生、誓死复国的境地。

　　因为，此前在陇右与吐蕃的战争中，唐军已遭两次惨败--咸亨元年（670）薛仁贵以10万大军败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仪凤三年（678）李敬玄等以18万大军再败于青海之上，边疆军事形势之恶化已开其端。而突厥降户又继踵起事暴动，绝非偶然事变。所以，必须从宏观长远的战略全局来斟酌处置，不可等闲视之。再与唐太宗贞观初年破灭东突厥之后，处置其10余万降众的策略方法相比，如此"近视"的杀降之举，可谓幼稚昏庸。

　　2.妄想天意，诅咒求胜

　　武曌虚荣任情，好大喜功，但却无奈其治能平庸，败政迭出。在其临朝和"革命"期间，边疆战事连绵不断，而败仗多有，丧师辱国，使得这位"圣母神皇"不能"如意"，难得"证圣"。于是，在其迷信天意鬼神的思想指导下，"诅咒"敌寇便成为求胜的重要法宝。

　　虽然，不能苛求千余年前的武曌是唯物论者，但其妄想天意的种种作为，堪称登峰造极。而此类自欺欺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如儿戏的做法，就是当日郑重肃然的国家政务。
垂拱三年（687），中郎将爨宝璧轻敌出塞，致使1.3万精兵败没。武太后怒斩宝璧，同时改后突厥可汗骨咄禄之名为"不卒禄"。

　　对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的契丹叛乱，亦是如此，在命将进讨的同时，改契丹首领李尽忠之名为"李尽灭"、改孙万荣为"孙万斩"。

　　颇具嘲讽意味的是，默啜的狡黠无常与武曌的喜怒无常，适成对比。天册万岁元年（695）十月，默啜请降，武曌大喜，册授其"左卫大将军、归国公"。次年秋，默啜请求"和亲"并愿助讨契丹，又授其"迁善可汗"；十月，默啜乘间袭破契丹，又进册其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不料，圣历元年（698）秋，羽翼始丰的默啜竟然移书历数武周"五罪"，大举侵寇河北地区。武曌在征调40余万大军讨伐的同时，怒改默啜之号为"斩啜"。

　　有了武曌的倡导表率，将相大臣中更不乏此类人物。如出征吐蕃的宰相韦待价，在军中上表祝贺女皇将行拜洛典礼。（《全唐文》卷二四三李峤《为韦右相贺拜洛表》）大将王孝杰征讨契丹，偶捉一只"金睛白鼠"，竟以为是"贼降之征"；而统帅武攸宜更因此上表称庆。不料，结果却是王孝杰轻敌败死。（《全唐文》卷二○九陈子昂《奏白鼠表》；《资治通鉴》卷206神功元年（697）三月条）如此迷信低能，妄想"坐听凯歌"的将领，岂能胜战！以此荒唐事由来鼓舞军心，激励士气，又岂能临敌勇战！而一旦败绩铸成，涣散怯敌情绪便会蔓延军中，造成兵败如山倒之连锁后果。

　　试想当时社会，在武太后妄想天意，迷信"符瑞"，祭祀江河，改易山名，累加尊号，频繁改元，造神愚民的政教氛围之下；在告密与酷吏横行，阿谀与滥赏成风，制度败坏，佞佛靡费，惨毒恐怖的政情笼罩之下，崇重祖宗之法和纲常伦理的普通臣民，对待由"包藏祸心，窥窃神器"，进而"女处阳位，反易刚柔"的武周女皇，会抱何样态度？下文仅举一事，借窥当时民情心态。

　　圣历元年（698）九月，武曌复立其子李显（即中宗）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继而命皇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后突厥。此前，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资治通鉴》卷二○六）这说明视武周为"伪朝"者，乃是当时民心的主流。

　　（二）军事策略上的低能败笔

　　1.冤杀大将，自坏长城

　　武曌乃权欲熏心、性情酷虐之人，她执掌国柄，威权独任，重用酷吏滥杀政治上的反对派，不惜举国事以为之殉。武周政治的黑暗残暴，乃是备受诟病的一段历史。

　　光宅元年（684）十一月，宰相裴炎因反对武后临朝，谏言归政皇帝（睿宗），遭诬陷被杀。十二月，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因受牵连被杀；夏州都督王方翼亦受牵累被远流崖州（今海南琼山）而死。史载后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欢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资治通鉴》卷二○三）

　　还有大将军李孝逸（唐宗室）遭武承嗣诬构，远流儋州（今海南儋州西北）而死（《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三年[687]十月）；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左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卫将军李安静、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等，先后被希旨行事的酷吏来俊臣、周兴诬以谋反而被杀。（《旧唐书》卷一○九《黑齿常之传》、卷186上《来俊臣传》）

　　在武曌掌权之后，朝中已无李靖、李勣那样的一流统帅人才。相比之下，裴行俭可算二流之才；薛仁贵、程务挺、张虔勖、王孝杰、黑齿常之等辈更下一流。而娄师德、魏元忠、唐休璟、狄仁杰等，皆守土持重之臣，并非武勇与谋略兼备的人选。至于韦待价，更是庸常无能之辈。

　　案纵览全局，审时度势，筹划长策，部署边防，正是武曌的拙项。当此用人之际，任情滥杀大将，正所谓自坏长城！

　　2.任用非才，贻误军国

　　武曌的败德弊政之一，就是纵容、重用诸武侄辈与其男宠，任之为非作歹，贻误军国。

　　武曌的男宠之一僧怀义（本名冯小宝），本洛阳市中商贩，以魁伟孔武的美男子而得幸，授职左威卫大将军。永昌元年（689）五月、九月，两次以僧怀义为行军大总管，将兵20万以讨突厥，但无功而返。（《资治通鉴》卷二○四）载初元年（694）春，又以僧怀义率18将军讨伐突厥，而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其下属，但未行而敌退。（《资治通鉴》卷二○五）

　　神功元年（697）春，以右武卫大将军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征讨契丹，行至渔阳（今天津蓟县），闻报前军王孝杰等败没，便不敢进兵。（《资治通鉴》卷二○六）致使契丹乘胜进寇幽州（今北京西南），攻陷城邑，剽掠居民。是年五月，又以右金吾大将军武懿宗为行军大总管出讨契丹；六月，行至赵州（今河北赵县），风闻契丹骑兵将寇冀州（今河北冀县），竟恐惧南遁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委弃军资器仗甚众。而契丹遂屠赵州。武懿宗临敌怯懦，但却对民残忍，滥杀被契丹胁迫的百姓，竟至"生刳取其胆，后行刑"，还奏请尽诛河北被迫从贼的百姓。（《资治通鉴》卷二○六）

　　"万里折冲，在于择将。"而僧怀义乃市井混儿，诸武侄辈属裙带纨绔，皆是"不知边塞盈虚，不晓山川险易"的庸常之辈，岂能当大将之任！由此可见武曌在用人上的任情拙劣一面。

　　还应提及的是长安二年（702）创设"武举"，考试项目主要是武艺及体能，以补救基层军将之缺乏。这无疑是女皇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然恨其时晚矣。

　　3.消极退让，漠北亦失

　　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后，有陈子昂疏论边疆形势云："燕、代逼匈奴（指后突厥）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全唐文》卷二一二《谏灵驾入京书》）及至万岁通天元年（696），突厥侵寇未平，而契丹叛离又起，武周处于三面被敌的防御态势。虽然契丹之乱得默啜助力而平息，但奚、契丹遂尽降于后突厥。

　　当弘道元年（683）五月后突厥侵寇河东道北部蔚州（今山西灵石），杀刺史李思俭，又于关内道北部朝那山生擒丰州都督崔智辩后，朝议欲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州。赖丰州司马唐休璟上言固争，废议乃止。（《资治通鉴》卷二○三）

　　神功元年（697），默啜以助讨契丹为条件，向武周索得河曲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农器等物质，标志着武周正式放弃了漠南之地。如此"借寇兵资盗粮"，既助长了后突厥的实力，又使得边备的弱点暴露，北疆扰攘进而加剧。

　　再回顾裴行俭平息突厥暴动时的情形：唐朝大军自南而北掩击，漠北回纥等部由北向南进逼，遂致阿史那伏念穷途请降。而骨咄禄等聚众复起之初，仍以漠南为基地，但唐军采取的基本策略却是防御反击，并未穷追猛讨，彻底降服而后已。其结果是"放虎归山"，骨咄禄得以重返漠北，分化瓦解敕勒诸部，击败回纥等亲唐部落。

　　案返回漠北建牙，是骨咄禄图谋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此，唐军再行征讨，已是鞭长难及了。

　　垂拱三年（687），安北都护府被迫南徙于陇右道境内，是唐朝丧失漠北羁縻控制权的时间界标。从战略上观察，南北夹击，翦灭后突厥的机遇亦从此丧失。一方面是后突厥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广阔地理空间，一方面是李唐、武周北疆安全危机的加深与持续，遂成一时难易之定局。

　　4.边防措置与体制调整之迟缓

　　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边疆军事地缘战略格局来看，突厥、契丹与吐蕃等游牧族类正在逐渐强大。而游牧族类天然具有骑兵优势，且风俗尚武。游牧骑兵快捷机动，避实击虚，进则掳掠，退则远遁，致使唐朝边军不胜备御。而在唐军方面，是以步兵为主，兵数虽多但难称精劲。

　　调露中裴行俭挂帅征讨突厥降户暴动，节制兵力达30万众。圣历元年默啜大举寇掠河北时，命武重规将兵30万迎击，又以阎敬容等将兵15万为后援。兵力之盛，创李唐开国以来最高记录。然而，仓促命将征兵，行动迟缓，州县官员又多畏死怯战，不敢追蹑。

　　尤其是契丹叛乱，其兵力不过数万，时间亦不满两年，而影响重大，边防第一线的重镇营州失陷，第二线重镇幽州情势危急。契丹骑兵破城杀吏，屠民掠货，所向披靡。朝廷三次兴师，其中以武懿宗统兵20万为最多，却两次遭到全军败没--大将曹仁师、张玄遇等28将之兵、大将王孝杰所统17万之兵。更令武周君臣颜面无光的是，最后竟赖默啜的乘间渔利袭击契丹、以及奚与契丹携贰，才勉强平息事变。

　　案高宗、武后之时，边州镇防机构都督府所统兵力较弱，一遇"骑寇"大举入侵，常难以自保。而朝廷临战命将，征调府兵，组成"行军"（野战部队）的时间效率不高，速度效率又低，等到大军行至边地，敌寇已退，战机已失。

　　唐初以来的兵制为府兵，应付边疆大战的临时性"行军"，常由府兵和"蕃兵"（羁縻府州部落兵）组成。（《新唐书·兵志》云："若四方有事，则命将出征，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命将"指"行军大总管，置于所征之道，以督军事"。）但自高宗后期以降，府兵制度已经弛废败坏，这就是在征讨突厥、契丹以及吐蕃的战争中，动辄征调10万乃至40余万兵力，而仍然连吃败仗的缘故。（案府兵制弛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兵农合一"，府兵"舍家从役"，有妻儿老小，田畴耕稼等"顾后之虑"，故其久戍边地则思恋乡土，自然难保坚强持久的战斗力。而"行军"由若干军府之府兵组成，故兵将不属，且"行军"时间短又边地不熟，亦影响其战斗力。参黄永年《文史探微·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中华书局，2000年）所以，改革兵制并调整边防体制，就成为当时的燃眉急务。

　　神功元年（697），新任宰相狄仁杰提出：充实边镇，以逸待劳。（《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华人步卒利险阻，虏人骑兵利平地。"杜险而守，冲以长戟，临以强弩，是中原王朝传统的边防战略战术。而借助阴山天险形势的国防设施，莫要于长城和驻兵屯戍。）这是府兵制度弛坏之后的一种可行之策。而充实边镇，一是要解决兵源问题，二是要增置边防军城。

　　如何解决兵源问题？万岁通天元年（696）、圣历二年（699），令河北、河南靠近边境州县置武骑团兵（每150户出兵15人，马1匹，不离乡土），以备后突厥，就是当时的一项新措置。（《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招募"猛士"等到边镇戍防，早在高宗时就使用过。但发展到在边地直接招募"健儿长任边军"，则要迟至玄宗即位前后，成为固定制度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大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册府元龟》卷124《修武备》）

　　增置边防军城，驻兵屯戍的情况又如何？下文先将高宗、武后时期在北方边疆地带设置的10余处军城列为简表，以便观览。（以《通典》卷一一二《州郡二》所载为主，参以《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案由于史载缺略，已难知当年详情，只能从中窥其概况。

高宗、武后时期北方边疆增置军城简表

道 名	军 城 名 （地 点）	设 置 时 间 （公元纪年）	兵 马 数
河 东 道	云中守捉 （单于府东南）	高宗调露二年 （680）	兵7700人 马1200匹
	大同军 （代州北）	高宗调露二年 （680）	兵9500人 马5500匹
	天兵军 （大原府）	武周圣历二年 （699）	兵2万人 马5500匹
	苛岚军 （岚州北）	武周长安中三年 （703）	兵1000人
关 内 道	单于府 （胜州黄河北）	高宗永徽元年 （650）	兵9000人 马1600匹
	丰安军 （灵州西）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 （696）	兵8000人 马1300匹
河 北 道	安东府	高宗总章二年 （668）	兵8000人 马700匹
	清夷军 （妫州）	武后垂拱中 （685–688）	兵1万人 马300匹
	威武军 （檀州）	武周万岁通天二年 （697）	兵1万人 马300匹
陇 右 道	河源军 （鄯州西）	高宗仪凤二年（677）	兵1.4万人 马650匹
	莫门军 （洮州）	高宗仪凤二年 （677）	兵5500人 马100匹
	积石军 （廓州西）	高宗仪凤二年 （677）	兵7000人 马100匹
	建康军 （甘州西）	武周证圣元年 （695）	兵5300人 马500匹
	新泉军 （会州西北）	武周大足元年 （701）	兵1000人 （7000人）
	瀚海军 （北庭府）	武周长安二年 （702）	兵1.2万人 马4200匹

　　案据唐史所载，盛唐时期边疆十节度使司统辖的军城、守捉及边州等驻兵屯防之地（不包括级别较低的镇、戍），多达90余处，其设置时间可知者60余处。其中高祖、太宗时有7处，高宗、武后时期有上述15处，中宗朝有5处，玄宗朝多达33处。正所谓"重整山河待后生"！

　　四、余叙

　　中宗复位后的神龙二年（706）十二月，默啜侵寇灵州鸣沙县，唐军大总管沙吒忠义统8万兵拒战，败绩，损失3万人。默啜屠鸣沙，进扰原、会等州，抢掠陇右官牧马匹万余而去。（《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这是对后突厥作战以来最大的惨败。

　　景龙二年（708），张仁愿夺回漠南，筑置三受降城，"坚城雄防，扞蔽三辅"。睿宗景云二年（711）七月，朔方大总管解琬考按三城戍兵，奏减10万人。（《通鉴》卷二一○）自筑三受降城到开元四年（716）默啜可汗身亡的8年间，后突厥侵犯唐境只有一次，即开元二年（714）二月侵犯北庭，但遭惨败。在开元年间，后突厥的对外战争，主要是征讨奚、契丹和西突厥诸部。

　　开元六年（718），后突厥向唐请和。开元十五年（727），唐朝许其所请，于西受降城开"互市"。开元末年，后突厥汗廷内乱不息，拔悉密、葛逻禄与回纥三部乘机独立。至天宝四年（745），回纥攻杀其白眉可汗，后突厥国灭。"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745]正月）

　　案要抵御强敌侵寇，首先要内部团结，同仇敌忾，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此乃任何外敌都难以屈服的胜利之本。然而，武周时期的政治气象，却是与此相悖。高宗驾崩（683）之后，武太后专决朝政，继以革唐为周，宫廷权争，骨肉相残；任用唯亲，顺昌逆亡，致使国力虚耗，人心涣散，直接影响到了对突厥降户叛离复国的军事征讨和政治抚辑。

　　正是在唐朝政局陵替，内耗外疲期间，久蓄"异志"的突厥贵族骨咄禄得以据漠南为基地，转战图存，羽翼渐丰的。倘若没有这一"地理空间"，其聚众再起便无"立足条件"，也就没有其奋斗复国的"空间过程"。抑或是女皇君臣对漠南的地缘战略价值闇于认识而掉以轻心，抑或是武周政权因为内伤外困，眼看着新敌崛起而无力遏止。从客观的历史过程观察分析，应是这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