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道妈出事后，立刻“抛夫别女”，束装只身返台照顾妈。看到妈不断有起色，不仅人清醒过来，而且到能坐轮椅，还会东张西望，虽然脑受重伤及有气切不能言语，但还能有些简单的互动，如带她去教会，给她《圣经》会翻页，给她老花眼镜会自己戴等，因此觉得有希望，也有责任继续帮助她。

那时一个人在台湾很可怜，每天形单影只的，白天去看妈，晚上回到家，黑漆漆空荡荡，电视也没有，只好到网咖上网，与家人朋友联系。

妈刚出事没多久，就碰到SARS爆发，本来妈还有不少访客，但大家都主动不敢再来或被我劝不要再来了。妈初期很不稳定，进出急诊、加护病房不知道多少次，这都是被一般人视为最“毒”的地方，搞得我也不敢和朋友接触。有一次，一群老同事很热心帮我忙，还坚持要请我吃饭，我勉强答应，因为心想，我的习惯很好，每天“严阵以待”：N95口罩、干洗手、湿洗手、消毒水、漂白水、杀菌喷雾，一应俱全（台湾已缺货到不行，我还有“美援”──先生的爱心，帮我到处搜括再寄给我）。但吃完那顿饭不久，听说坐我正对面的同事，居然因发烧在家隔离，心里愧疚不已，还是发下毒誓谢绝一切“社交活动”，幸好后来那位同事没事。

不能见朋友就算了，最惨的，还是回美国看自己家人之际。因为当初走得匆忙，照顾妈妈病情稍稍稳定后，就立刻奔回美国。那时SARS风声鹤唳，和平医院已封闭，也有护士死于感染，人人自危，完全不知这是否会变成21世纪的黑死病。天天“浸淫”在最毒的地方，不免有传染家人之虞，于是与家人商量好回去之后，还是要先隔离10天，才能“出关”。我很感动的是先生不怕死，自愿留下来陪我，帮忙打点照顾生活起居。女儿带到公婆家住，定期来探视我，我们想出来的妙方是：她从后院进来，隔着房子面对后院的玻璃门看我。

虽然是我关在房里，像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但女儿却自愿成了被观赏的动物，在后院里跳绳，骑脚踏车，逗我笑，或是把她那运动后红噗噗的小脸蛋，靠在玻璃门上，贴成一个红龟粿。

虽然思念女儿深切，巴不得可以把女儿搂过来好好亲亲抱抱，但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这样也不无望梅止渴的功效。原来就预计只待两周，因为担心妈妈情况随时有变化，过了10天的隔离期，好不容易熬出关，重见天日，重享天伦之乐，也只剩4天，却也没闲下来，和女儿录了一卷录音带准备带回去在床边放给外婆听。

我们“各自表述”：我唱我的老歌《苏武牧羊》，她弹她的莫扎特，倒也其乐融融。

录完音，夕阳西下，凉风习习，和女儿并肩坐在后院的摇摇椅上，啜着H?gen-Dazs（哈根达斯）的冰淇淋，想到才10天前，台北的水深火热、瘟疫与车祸，恍-若-隔-世-！有种很不真切、小小的，在乱世中苟且偷生的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