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业的那天晚上，哲学系的曲章老师把他叫去小叙。老曲长他三岁。五十年代曾在滏阳县委党校工作过。那时，鲁子凡在五区当区长，经常向他请教。两人又都是竹筒倒豆子的脾气，很谈得来。反右时，耿直的曲章因直言敢谏遭受批判，鲁子凡去县委给他求情，才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为此，曲章把他视为知己。这次来省委党校学习，老朋友多年不见，曲章坚持让他在家吃住，鲁子凡婉言谢绝了。一来党校纪律不允许，二来怕给老曲一家添麻烦。

曲章执意要他来家坐坐，以酒为他送行，同时叙叙离别之情。鲁子凡觉得应该和老曲好好交流一下思想，有些问题让这位老兄再指点指点，也就没有再推辞，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两人边喝边聊，谈得非常投机。

那些日子，曲章一直处在兴奋之中，早就想和鲁子凡推心置腹地聊聊。一见面，就兴致勃勃地说：“子凡，你看出来没有？这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很有来头，这很可能是中国革命大转折的前奏。”

“但愿如此。”鲁子凡的话刚出口，却又转了个弯子，“依我看，这二十多年的极左，不是一下子能够扭过来的。起码现在还看不出什么眉目。”

老曲习惯地摸了一下那歇顶的脑袋，思忖了一下说：“老弟所言极是。现在理论界犹如初春开冻的河水，呈激流奔腾之势，思想非常活跃。新闻界却受到领导的控制，不会一下子放开手脚。不过，据说这场大讨论背后有大人物支持。”

鲁子凡知道曲章这里消息灵通，打断他的话说：“曲兄，我看还是冷眼看时局的好。我们党的政策历来多变，你我又在多变之中栽过跟头，吃过苦头，还是看看再说。你我都是快到知天命之年的人了，再也不能那么天真幼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了。”

曲章知道老鲁的忠告发自肺腑，是一番好意。但他仍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子凡，我们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特别是近十年的动乱，我们的党和人民已经吃够了苦头。痛定思痛，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开始反思了。舆论界觉悟得早，已经开了先河。这是潮流，不可抗拒的潮流，人心所向啊！”说着，他端起酒杯向鲁子凡示意，“喝！”

鲁子凡和老曲谈得最多的是东堤下大队的石大夯的问题，这也是他在党校学习期间联系最多的实际问题。石大夯在他手下当过兵，当过村支书，是他的知心朋友，至今还戴着坏分子帽子。他为石大夯鸣过不平，替他写过申诉信，都无济于事。粉碎“四人帮”后，石大夯为平反的事找过他。然而，那时的口号是“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两个凡是”。石大夯得到的答复是“翻案不得人心，你要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鲁子凡在这次党校学习中，对石大夯的问题看到了曙光。老曲满有把握地说：“这次我敢打保票，大夯的问题肯定会解决，而且为时不远了。”

鲁子凡被老曲说得豁然开朗，信心大增，不料刚回到县里，就碰上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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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子凡从省委党校回来，想把这好消息立马告诉石大夯，就让司机小吴把吉普车直接开到东堤下大队。刚下了黑龙河大堤，他碰上了一队队长老鼠四带着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迎面走来，就让小吴把车停下。

老鼠四见是鲁子凡，高兴得不得了：“老鲁，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你了？”

小吴接腔说：“鲁县长去省委党校学习回来。”

“老鲁，你来得正好。”老鼠四说，“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么好的西瓜秧子，韩天寿硬叫拔了！”他双手抖动着那打了蔫的西瓜秧子，气得浑身哆嗦。

“《六十条》明文规定生产队有自主权，他韩天寿凭什么给俺拔了？俺们去公社告他！”几个年轻社员吵嚷着。

鲁子凡那淡淡的眉毛皱了起来。他知道现在领导们的思想还僵化在老框框里，甭说到公社，就是到县里告也是白搭。他说：“大家消消气，西瓜既然已经拔了，到哪儿告也不会再活了……”

人们对老鲁的回答显然不满意，“难道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