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啥节气了，还能种高粱吗？”碾子觉得这个郭松太不懂生产了。

郭松想想，“发动社员移栽。”

李碾子一听傻眼了。他故作笑脸地说：“郭主任，别逗了。移栽一百多亩高粱，要用多少苗子呀，到哪儿弄呀？就是有苗儿，这一百多亩，还不栽到驴年马月啊！”

“这我不管。”郭松断然说，“先把玉米拔掉，然后再栽杂交高粱。完不成任务，拿你是问！”

李碾子把这事向韩天寿一汇报。韩天寿抱怨说：“我早就对你说，这办法不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公社要处分，你可兜着！”

其实，这事李碾子跟韩天寿商量过，韩天寿吃杂交高粱也怵头。他天天让由福满给他抠屎，由福满就骂。因此，碾子一出这主意，他举双手赞成。现在公社追究起来，他却一退六二五，抱怨起碾子来。碾子老大地不高兴，心里说，有了成绩你揽过去，出了问题脱干坯！他心里这样骂着，嘴里说的却是：“韩主任，我可向你汇报了，大主意你拿。”

韩天寿不假思索地说：“那就听公社的，发动社员拔玉米。”

碾子见韩天寿如此不负责任，把脖子一拧，不满地说：“拔？说得轻巧。拔了秋后吃什么？让社员们喝西北风啊！”

“郭主任不是叫移栽杂交高粱吗？”

“到哪儿弄这些苗子呀！”李碾子眉头一皱，“再说，现在高粱都半人高了，也移栽不活呀！”

韩天寿见碾子不听指挥，生气地说：“说你目光短浅，还不认账。我们看问题不能光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公社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至于高粱苗子，那是你的事！”说罢，扬长而去。

千斤重担压在了李碾子身上。这是关系到社员生活的大事，决不能稀里糊涂，晚上他又去找大夯商量。

石大夯在思谋着，旱烟抽了一袋又一袋。他深深叹口气说：“现在又像大跃进那年了，到处是瞎指挥。公社不关心群众死活，是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吃的是皇粮，管凉不管酸。社员们挨饿是大事，遇事要有主心骨，一定得挺住。为了社员们，就是吃点苦也值！”

碾子听大夯的，豁出去了，不就是挨批挨斗吗？大不了也给戴顶帽子！

碾子迟迟没有行动，公社天天打电话催。韩天寿怕丢官，就想先把玉米拔掉，他亲自给队长们开会布置。队长们骂他：“你光知道向上舔，也得为社员们想想啊！”

东堤下大队的玉米依然在地里长着，而且越长越高，渐渐长天穗了，怀胎长棒棒了，吐红缨缨了，十分喜人，成了全公社的一道亮丽的景观，谁看了谁说这玉米长得好。只有郭松黑虎着脸。他批评韩天寿无能，韩天寿骂李碾子不听指挥。郭松要撤李碾子的职，碾子说：“我早就不想干了。”

郭松下不了台，转不过脸，只好让李碾子到公社作检查。

正巧，地区拉着各县主管农业的革委副主任来滏阳县检查生产。杨旭听郭松汇报过东堤下大队偷梁换柱种玉米的事，怕地区领导批评，就想绕过东堤下村。地革委副主任陈列夫却执意要那里看看。石大夯办社和那年发大水时，他都来过这村，想看看现在的情况。杨旭拗不过，只好硬着头皮等着领导批评。不料陈列夫见东堤下大队的玉米长势很好，异常高兴地说：“看来玉米也能增产嘛，何必非种杂交高粱呢？这东西社员们都不愿吃。”

杨旭、郭松和韩天寿没想到这位地区领导不仅没有批评他们，还肯定了他们的做法。陈列夫拍拍杨旭的肩膀，兴致勃勃地说：“老杨啊，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让这个大队给大家介绍介绍经验吧。”

杨旭附在陈列夫的耳朵上，悄声说：“这个大队主管生产的副主任，为这事正在公社做检查呢。”

郭松一看，这回又砸了，心里一个劲地瞎嘀咕。

陈列夫问郭松：“这是怎么回事？快把那同志叫来介绍经验啊。”

韩天寿这才屁颠屁颠地赶紧到公社请李碾子去了。

李碾子没有向地区领导倾诉自己的冤屈，只是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他对陈列夫说：“我认为，农业学大寨要学根本，不能光学皮毛，更不能照猫画虎，生搬硬套，要从实际出发。”

“好！”陈列夫带头鼓掌叫好，“当前我们不少社队学大寨学偏了，有的甚至把学大寨当成了一根整人的棍子，这就大错特错了。李碾子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值得表扬。这么好的同志怎么能停职检查呢？赶紧恢复他的工作。”

众人鼓掌，李碾子羞得脸红了。他说：“实话告诉大家，这功劳不能记在我的账上，这是石大夯的意见，鲁子凡同志支持。我可没这么大胆子。”

陈列夫一听乐了。看来鲁子凡并没有被运动吓倒，石大夯也没被那顶帽子压垮。他俩还在为群众着想，心里不由地一喜。他想去看看老鲁，可一时又离不开。于是对碾子说：“你给老鲁捎个信儿，让他抽空到地区找我一趟。”

67

鲁子凡听说陈列夫找他，激动得一夜没睡好。他想地委可能要安排自己的工作了，天不亮就坐公共汽车到地委去了。没想到陈列夫不跟他谈工作安排，而是让他到省委党校去学习。

对于上党校，鲁子凡很不感兴趣。这几年，党校的学习跟着运动跑，变来变去的没个定盘星。上次刚学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下次就进行批判。还是那些老师，还是那几张嘴巴，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越学越糊涂，简直白浪费时间，他不想去。可陈书记指定滏阳县就让他去，只好遵命了。

进党校学习，鲁子凡早有戒备。尽管每次都重申“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结果总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反右时，他因如实反映了农业社的一些问题，就挨了十几天的批判。要不是历史清白，工作积极，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他遇事加了几分小心。然而，山难改，性难移。大跃进那年，县里逼着他们公社放卫星，他不满地说了句“简直是发烧说糊话”，反右倾时再次挨批判，并受了严重警告处分。这两次教训太深刻、太沉重了。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随便开口说话了，遇事慎之又慎。会上会下都要管住自己，一是情绪，二是嘴巴。无论开会还是学习，他从不主动发言。就是领导点到自己头上，也是人云亦云地应付几句，决不敢掏心窝子说话。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人旧事重提，给他扣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罢了他的官，大会小会批斗了若干次。后来是因造反派起内讧，打派仗，才把他这只“死老虎”扔下。因为他为人和气，不摆架子，人缘极好，“查三代”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才没有受什么处分，只是让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来党校学习，他再次告诫自己，处处谨慎，多加小心，在政治上再不能裁跟头了。他抱定这样一种态度：多学多想，决不外讲。

在开学典礼上，他却觉得这期党校与往常不同。学习内容不再跟着当前工作跑了，要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主席的《实践论》。省委书记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党是靠‘两论’起家的。在工作中却只注意了《矛盾论》，忽视了《实践论》。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习惯于凭想当然办事，解决问题也是简单地一斗了之。结果阶级斗争抓过了头，经济建设却落了后。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一定要补上这一课。”

鲁子凡从省委书记的讲话中，捕捉到了一种信息，感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变化。在人们的议论中，在报纸广播里，他曾听到过一种新的声音，感到了一种新的气息。他把这些看作是夜幕的星光，是黎明的希望。然而，这些新意见、新观点刚一露头，就遭到了迎头痛击。《人民日报》刚登了一篇支持包田到组、包产到组的文章，不几天就有人公开质问：这是不是党中央的精神？有没有红头文件？并断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觉得这颗刚钻出来的小星，又被厚厚的乌云遮住了。星光能否再闪烁？天空能否放晴？他一时看不出。现在省委组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实践论》，让人们学会用这把尺子衡量工作，判断是非。这个动作非同小可。这话出自省委书记之口，肯定是党中央的精神。那天他激动得一夜没睡。激动之余，他想到了整风反右，因而再次警告自己：这次学习绝不能太幼稚，太天真，太书生气。要以百倍的警惕，注视着党校里和社会上的一切动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习的深入，在不知不觉中，他那颗提吊的心慢慢放了下来，紧张的情绪也松弛了。学习虽然安排得很紧，气氛并不像过去那样紧张。无论领导讲话，还是老师辅导，没有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都能用实践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衡量与检查过去的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一些偏差、过失和错误。有时甚至涉及到伟大领袖。开始他感到后怕。否定伟大领袖，就是现行反革命，是要杀头的。然而，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是非就看得清清楚楚。他真正感到了《实践论》的伟大，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是发现问题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判断是非的标尺。他越学越用心，越学越上瘾。星期天也舍不得上街。过去上党校脱产学习，是一种休闲。离开工作岗位，没有了繁杂的工作，也没了各种烦人的应酬。只是单纯的学习，而且以自学为主。即便集中辅导，每周也只有一次，其余时间全是自学和讨论。自学靠自觉，凭良心。鲁子凡却觉得比在机关工作还紧张，还辛苦。听讲他特别认真，非常专注。自学他一丝不苟，逐字逐句地咀嚼。课下和晚上，他不是整理笔记，就是到图书馆或阅览室查阅资料。他感到这次学习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