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谅了彭令的偏执，继续采访，基于我深深理解着的一个人，理解着的一个故事。

这个人就是启功。

正是启功当年在电话里反复对我所言“识物不识价”，让我克制着对彭令的愤怒。

是的，“识物不识价”，看在《海国记》的份上，想起启功在电话里对我唠叨不休的辛酸，我忍住了愤怒。

2002年，有一批启功的字在北京一家拍卖行拍卖。当时，故宫两千万收购《出师颂》引起社会强烈质疑，我电话采访了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启功，他耐心给我解释文物的价值，说“出师颂是个好东西，但多少钱，我不知，我识物不识价”！

这时，启功向我诉说了他的愤怒。那批字画是假的，他多次要求撤拍，但拍卖行先是敷衍，后是拒绝，而且继续拍卖。他给我改稿子，这是真迹，是我的无价之宝，但是在廉价印刷的时代里，假的，却拍出高价。启功有很多相熟的媒体朋友，他找了很多家媒体反映，可惜惧于拍卖中的黑手，没有一家媒体肯报道出来。

启功絮叨中尽是辛酸，他说：“在书画地摊上的老头老太太，在卖我假画假字，我只哈哈一笑，当作未看见。因为，他们就靠着这个谋一口饭吃，我不想砸碎他们的那口饭！可这种明目张胆的做假，却没有人管！”

启功北师大的两个专家级弟子，更是义愤填膺，随后电话里纷纷发表意见，要求媒体为恩师出头。

假做真时真亦假，国宝级大师竟然有如此的辛酸与苦恼，我深深震撼。

我写了一条稿子，揭开冰山黑幕一角。 启功非常开心，当年他生日时，我电话里说送启功一只小熊，我打算快递过去。他的秘书随后电话中，希望我能送来和启功一聚。但那个夏天我事务繁忙，快递后就再无相见。

后来，在香港时，传来了启功逝世的消息。

再后来，回北京后，启功八宝山追悼会一纸函件寄来，我想，那是随快递寄上的名片留下的地址。

再后来，启功逝世一周年，我打电话给那位热忱的弟子，想请他讲讲那个造假事件，作为启功人生的唯一憾事以兹纪念（彼时，那制假者已经因其他事发关入大狱）。但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弟子严厉警告我，不许写这个事提及他的名字，不许采访！如果涉及到他，他要起诉香港文汇报！

我鼻子一酸，别过脸，挂了电话。趋炎附势，人逝茶凉之极致几近于斯。

我面前铺开有一纸启功的手书件，那是我写好稿，传至启功，他密密麻麻批注修改后，传回的传真件。那里，有着他强调“识物不识价”的笔迹。那里，更有着大师的悲哀，那何止是他的，那里是中华民族深沉的悲哀。

我不能再帮助启功，大人物带着深深的无助离去。

我遇到彭令，同样是大机构（大拍卖行，大鉴定中心），唯一不同的是大人物与小书贩之分。

我不愿被絮叨、甚至是愤怒错过真品。

“识物不识价”，是启功的秘密，更是《海国记》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