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动荡不安和洪承畴初露头角（3）
　　
　　照他所说，地方官暗中加派的数额，要比国家正式下令加派的数目大得多。崇祯帝初即位时也说过这种情形：“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沉重的赋税都压到了广大、农民身上。明朝后期，绝大多数的田产都在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中，但他们在赋税上享有优免权利，又千方百计勾结官府逃避税粮，而广大农民没有多少田地，却承担了沉重的赋税。正像《潜江旧闻》中所说：“以致阡陌其田者，无升合之税；税至数十石者，地鲜立锥。”农民负担不起苛繁的赋税，大量逃离土地。地方官为吸取足额的赋税，竟然强迫没有逃离农村的农户，包赔逃户的税粮。一户逃离，责令九户分赔；九户逃，令一户包赔。这样，有的一户人家要包赔几十亩地的空粮，有的一乡的人家要包赔几十顷的空粮。这种做法，进一步迫使农民离乡逃跑，造成田畴荒芜，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时人吴应箕在《楼山堂集》里有一段记载河南真阳的情况：
　　
　　自晨发，出郭门二十里，又行四十里。……一望皆黄茅白草，察所过之处，皆行地亩中，亩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即问舆夫:“此县东西南北，其田地荒芜尽如此乎?”夫答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县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驿舍见有备中火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问曰：“向所见一路荒芜之田，无差粮乎?”数人同声对曰：“前此皆膏腴之业，差粮如何得蠲？”即问：“何不耕？”对曰：“无牛。”问：“何以无牛?”则谓：“多盗卖出境者，无牛因以无佃，此其一端也。又本县马户差徭苛急，每报一人，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则田无主，故不耕。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故今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皆由此耳。”
　　
　　这是天启年间的情况，到崇祯年间，情况更加严重。
　　
　　其时的徭役也是名目繁多，无穷无尽。万历年间，大兴土木，工程浩大。地上大肆兴建宫殿，地下广修陵墓。一殿之费，动辄数十万，用工数万人。万历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间，经常修建定陵和殿堂楼阁的工匠民夫，总计至少三十万人。为此而在深山伐木开石和长途运送建筑木石器材的人，还没算在内。当时人估计，“以一家计，其服役在官者十常六七；以一岁计，其服役在官者亦十常六七。”封建社会里的百姓，如能“十一在官，十九在家”，徭役负担已经不轻，但即使如此，仍可以“家富人足，日勤农作”。但到明朝后期的农民，竟然是“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自然要“身无完衣，腹无饱食”了。而且，当时服役中的疾疫和工伤事故极多，以采木民夫为例，常常是数以千百计的民工死亡。如“四川采木建昌，去省三千余里。采运人夫，历险渡泸，触瘴病死者，积尸遍野。”四川百姓当时有句俗话“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概括了当时服役的惨状。
　　
　　明朝后期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最高统治者的腐朽和吏治的腐败。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一共四十八年。不过，他从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就几乎不上朝理政，而是深居宫中，日夜饮酒纵乐。他“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内阁大臣沈一贯辅政几十年，只见过神宗一面。敢于向神宗直言进谏的，不是被贬谪，就是被关入狱，甚至杀害。他的生活极其奢侈，内廷一次采办珠宝，就耗费白银二千四百万两。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用去白银九百三十万两，而购置袍服的二百七十万两银子还不在其内。他醉心于“括取币帛”，勒索珍宝，史称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是个大财迷。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明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巧立名目，强征各项税收，敲榨民财，采办各色珍宝。这伙奴才在地方上为非作歹，贪赃渔利，百姓惨遭蹂躏，连地方官府也蒙受其害。当时的漕运总督李三才上疏陈述利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