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动荡不安和洪承畴初露头角（4）
　　
　　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
　　
　　他的上疏，没有回音。一个多月后，他又上言：
　　
　　臣为民请命，月余未得请。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然而，明神宗对臣下的劝说全然不理，仍然我行我素。
　　
　　明神宗不理朝政，中央的许多部门也都处于瘫痪状态。那时的户部，竟然“停阁已久”，甚至“各边请饷”也无人发给，各省解银来也无人批收。上下通道堵塞，日常政事无人处理。其他各部也莫不如此，刑部的掌印官不办公，监狱的犯人积至数千人，没人问断。礼部部堂无官，“进贡番夷”六七百人，竟无人送遣。官僚机构不能运转，皇帝大臣失去对政权的控制。朝廷大权就落在宦官手中。
　　
　　到天启年间(1621—1627)，大宦官魏忠贤专权，朝政吏治更加腐败。明熹宗年少，喜欢干木工活，不问朝政,大权完全落到魏忠贤的手里。他为所欲为，用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派东林党人，任用阉党，朝廷上下，遍置党羽。那时的吏部尚书周应秋，公开卖官，每天得贿赂银一万两，人称他“周日万”。这种现象一直继续到崇祯时期。那时贴在长安门上的一首诗讽刺道：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其时：
　　
　　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
　　
　　他虽看到官场的腐败，但也无能为力来改变这种局面了。
　　
　　随着政治的腐败，军制也同样败坏。部队供给不济，许多边饷欠缺，三年五年不发饷银。部队没饭吃，开始还可以典衣卖箭，后来没的可卖，无衣无食，病的病，死的死。有的只好沿街乞讨，或是逃离队伍。留下来的士兵也丧失了战斗力，即所谓“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军队的纪律也很坏，有的士兵沿街抢劫，奸淫妇女，无所不为。百姓流行着“小民畏兵，甚于畏贼”的说法。因此，明后期军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在同满洲贵族进行的战争中，明朝虽然动员了几十万大军，耗费了大量军费，却还是连连吃败仗。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明朝晚期，政治经济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危机四伏。这种形势对刚踏入仕途的洪承畴，自然是有所影响的。封建社会的衰世之臣，大多成为贪官污吏，或与奸佞之臣同流合污。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想用自己的政绩改变这种衰败的局面。洪承畴就属于这后一种人。洪承畴二十四岁那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了二甲进士，被选为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随后又任刑部贵州清吏司署员外郎主事；接着，又改任刑部云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他先后在刑部任事六年，在那时腐败的官僚机构中，洪承畴大约也很难显示其才能，对他的这段历史，史书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到天启二年(1622)，洪承畴已进入而立之年，被擢升为两浙提学道佥事。放到地方以后，他的才能多少能有所发挥，两年后又升迁为两浙承宣布政使左参议。又过了三年，即天启七年(1627)，洪承畴三十五岁时，被升为陕西督粮道参议。从二十四岁中进士选刑部主事，到三十五岁任粮道参议，历时十一年，职务变动频多，每次都略有升迁。可以想见，洪承畴为官是勤恳从事、小心谨慎的，既没有过分迎合上司，也还有些政绩，能得到上司的青睐。正像墓志里所说，“任刑部主事，公正执法”。在那时政治腐败、中央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的状态下，作为一个刑部普通官员，是很难起作用的，更难设想对明朝循正吏治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三十岁以后，他外调浙江，同样是每有升迁，但从提学道佥事，到任督粮参议，又历时五年，从职务上看，升迁不快，仍属中下级官员。
　　
　　到崇祯二年(1629)春夏之交，洪承畴三十七岁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陕西清涧县农民王左挂率起义军进攻耀州（今耀县）时，洪承畴率领一部分官兵联合本地乡勇共万余人，把这支农民起义军围困于云阳，迫使这支农民军乘雷雨之夜突围出去。洪承畴的文韬武略才能初露头角。那时正值明军战斗力衰弱，各支明军都败于农民军手下，洪承畴表现出的才能，自然受到当局的重视。从此，洪承畴走上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发迹，同镇压农民军是分不开的。此后几年，他一直是陕、晋、豫各省农民军的死对头。他所率领的明军，成为明王朝最得力的一支部队，也是崇祯一朝最可倚重的干城，被人称为“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