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敌在前，兵凶战危，解围救锦时刻难缓，死者方埋，伤者未起，半月之内，即再督决战，用纾锦州之急。

几次胜利，使洪承畴增强了信心，明军士气很高。如果战略得当，救锦州并非无望。那时辽东巡抚在一份奏疏中也说道：

锦围三月未解，盖以二十年来未能与逆奴扑砍一阵。所以数月间，多方鼓舞，先作其气，先壮其胆。今有此几番战胜，军声已振，解围有望，目下惟候机缘一凑耳。

这是明军当时的乐观估计，实际上当时的明军也具备打败清军的条件。清军这次围锦州准备和明军决战，几乎是倾巢而出，时间一久，军需供给必发生困难。所以洪承畴并不急于决战，他认为明军：

久持松杏，以资转运，且锦守颇坚，未易撼动。若敌再越今秋，不但敌穷，即朝鲜亦穷矣，此可守而后可战之策也。

时间拖得越久，对明军越有利。祖大寿和清军交战多年，他对明、清两军的基本态势是了解的。尽管他被围困在锦州城里，他对城外的战事如何进行，还很清楚。当他知道明援军在松山附近列阵，自南向北列车及步兵、火营时，他派士兵逃出城，传话给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宜车营逼之，毋轻战”。祖大寿是顾全大局的，并没有因为自己被困,而希望洪承畴加紧出兵以解锦州之围。他和洪承畴的基本战略思想是一致的。

洪承畴赴松山之前，在宁远集结兵力,本打算且守且战，采取“持久之策”。他上书崇祯帝，说明自己的打算，并说明这个“持久打算”可以把敌人拖穷、拖垮。但同时,他也指出陈新甲的方针行不通。他说：

今本兵(指陈新甲)议战，安敢迁延，但恐转输为艰，鞭长莫及，国体攸关，不若稍待，使彼自困之为得也。

为此，他聚集十几万援军于宁远，未敢轻易大规模出兵决战。崇祯帝对以守为战还是速战决定不了，就向兵部尚书陈新甲问计。而陈是主张速战的，他一面派速战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去同洪承畴面商；一面却迫不及待地请崇祯帝批准分四路进攻清军。洪承畴不同意，认为兵分四路，就等于分散自己的兵力，仍然主张“持重以待”。崇祯帝也认为洪承畴言之成理。然而，陈新甲刚愎自用，仍然坚持以四路进攻清军。而被派去同洪承畴面商的张若麒，一再督促进兵。他去前线一见明军对清军略有斩获，就认为锦州之围很快能解，于是密奏崇祯帝说陈新甲和他的主张是对的，迫使崇祯帝下决心速战。陈新甲又直接给洪承畴写信，催他速战。洪承畴被激于陈新甲，又接到崇祯帝“刻期进兵”的密旨，遂不敢坚持前议。他只好于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六日誓师起兵，率六万人马先行，其余军队陆续出发，都在松山集结。他把粮饷留在宁远、杏山、塔山等地。

清军不敢小视洪承畴率兵援锦，而且清军中的有识之士认为要想攻下锦州，必须先击退洪承畴率领的援军。清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献策取锦州时就作过这样的判断：

第明恃大寿为保障，我师围之急，彼必益发援兵，并力一战。宜及此时简精锐，分布各旗屯田所，遇警即并进。如敌已立营，以炮环击，伺其稍动，我师即突起乘之，转战过锦州，至松山、杏山间，敌必败走，则锦州破矣。

石廷柱认为清军兵马先大败锦州援兵，那么各处援辽之局可破。这段议论中心是要先打一下锦州援兵，把援辽之军击败，料明军两年之内纠集不起这样一支援辽部队，这样锦州就能攻下。石廷柱对洪承畴也有充分的估计，他说：

洪承畴书生辈耳，受朝廷重任，总督天下兵马，不能辞避。各处援辽总镇官兵，亦不过旧日亡命之徒……今伊被命援锦州，出于万不得已，虽在松山妄张声势，实明国法度逼迫，并非才能出众，踊跃赴义之人也。如祖总兵一失，洪承畴各总兵俱无所倚恃。

上面的议论说洪承畴是文官，一介书生，是被迫领兵的，这个说法并不确切。洪承畴是富有文韬武略的，他是一名文臣，也是运筹帷幄的领兵将领。不过，石廷柱这里写的也无非是官样文章，况且字里行间对洪承畴还是敬重的，至少留有充分余地。而对几位总兵则认为他们是亡命之徒，这说明他已看透了明王朝的腐败本质。这个献策提出要先击败明朝援军，以破各路援辽之局。皇太极对他的这一献策甚为嘉许。

以上是洪承畴援辽以后，明军的战略部署和清军的对策。但由于明军的带兵主帅和明中央兵部在战略上的矛盾，就预示着明军的结局可能是不好的。清军虽然也有许多弱点，但步调比较一致，就容易克服自身的弱点，为打败明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