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光如电马如风，百捷长轻是掌中。”“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每当听到、看到这类句子，韩先楚就淡然一笑。

他知道那“运筹策帷帐之中”是怎么回事。

韩先楚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之一李奇微说过：“每个军人到时候都会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个人作出决断的事情。”

一个将军指挥了多少战斗、战役，他就要下多少决心。下决心是实施领导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古今中外许多名将，都因其关键时刻决心的果断、正确，而改变战局，推动历史，名垂青史。

今天，一切都成为历史，人们可以随意对某个决心、方案评头论足。但是，如果历史能回到某一时刻，把下决心的权力交给某个人，而且他必须对其决心负责，那他会发现什么？像新开岭战役打到关键时刻，老爷岭下伤员越来越多，敌人援兵越逼越近，党委扩大会议上叫苦声、撤退声不绝于耳，那个“打下去”的决心，你怎么下？而鞍海战役前后，我军保什么丢什么，却让你去敌人重兵把守的中长路上打一两个大中城市，这可能么？又该怎么打？

“凡谋之道，周密为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至理名言，在实践中却难以做到，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

面对大量庞杂的情报，首先要判断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敌人故意显示让你上当受骗的。真实的情报，要分析哪些是有价值的、价值很大的，或是价值不大的，特别是要找到哪一个是举足轻重的关键环节，亦即他称之为“打点”的那种东西。可有些必须打的战斗、战役，根本就找不到，或是来不及找到这种“打点”。有时即使发现了，那也只能使其指挥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而在战斗、战役进行过程中，各种不可预知的偶然因素，会不时地偷袭、骚扰你，动摇你的决心和意志。因为战争是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这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那样广阔的天地，有那样多的不确定性。

一个将领过多地了解事情，不但是有害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对全局举足轻重的情节，包括细节，却必须了然于心，必要时还要亲自看看。像奇袭威远堡，那“打点”就像天造地设，专门为他预备好了的。可路况及沿途敌情如何？路不好，炮兵不能通过，就不可能速战速决。途中惊动敌人，暴露了企图，就达不成奔袭目的。它们就像一条链子上的环节，任何一个脱节，就会整个掉了链子。而新开岭战役中，那炮兵必经的道路，他是亲自到老爷岭下看过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一位老部下去福州看他。唠起当年，也是湖北佬的老部下说：那时看你这个“九头鸟”也挺轻松的，好像用上九分之一个脑袋就足够了。

韩先楚道：就是有九十九个脑袋，也难免要焦头烂额的。

这么讲着，就想起前苏联元帅比留佐夫的一段话：“定下决心的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痛苦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司令员必须准确无误地判断情况，并据此作出正确的结论。他必须高度集中精力，果断和顽强。谁不具备这些素质，那就糟糕透了。”

老部下说：或许到了电子时代，像你这种人就能轻松了。

韩先楚摇摇头：按电钮的只能是尉官，顶多是个少校、中校。决定按不按和怎样按电钮的，永远是将军，乃至国家元首。

他知道自己是在冒险。

“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打安边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打七里坪时的惨象，比打安边还令人不忍睹视，可那时他只是个士兵。一个士兵体会不到一个将军下错一个决心，会怎样使战场上官兵的才能、勇敢、乃至局部的胜利，都失去其作用和光辉。从那时起，他就决心使自己的每个决心，都尽量下得稳妥、有把握，少冒风险。为了这一点，一天24小时，只要醒着，他那思想的轮子就不停地转动着。在黑土地上那些打不打和怎么打的方案之争中，他据理力争，绝不退让，有时甚至拍起桌子，也是基于同样的责任和信念，是认定他的极具冒险性的方案更少冒险，更多把握。

他不想冒险，却又不能不时时都在冒险。科学家总是提出各种假设，并通过长期试验来验证假设。将军也需要假设，但他却不能试验，只能通过战斗、战役来检验，这就要造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和大量物资财富的损耗，甚至可能招致大战役的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他一次次铁嘴钢牙地咬定自己的决心不放松，可在战斗未结束前，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吗？

就说最有把握，也最轻松地奇袭威远堡吧，一下子捕捉到那个“打点”，他欣喜若狂得差点儿喊起来。可站在那威远堡东山上，望着黑暗中鸦雀无声的威远堡，就那么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是在思索，更是在压抑、掩饰内心的焦躁不安。那也压抑不住，不知不觉间竟冒出一句：敌人会不会跑了呢？

一个师部和直属队，还有个步兵营，有行动不会一点声音也没有的。郑需凡嘴上答应着，心里也直纳闷儿：这个司令怎么回事儿？这不是个连长甚至班长才会提出的问题吗？

直到镇子里响起起床号，韩先楚激奋地将一支刚点燃的烟甩掉，那颗七上八下的心才算落了地。

可接下来，下一个呢？

只需一招不慎，那就是他的滑铁卢。

而且，他还是拿自己的职务在冒险。

打鞍海战役的决心好下，而且很难涉及个人的责任，因为那是中央和东北民主联军指令的必须打的仗。哪怕打个两败俱伤，只要打痛敌人，把北满的敌人打回来，就是胜利。可新开岭战役中的那个咬牙横心的“打”呢？还有后来那些谁也“打”不服谁的方案之争呢？只要一锤子砸歪了，“鲁莽”、“胡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独断专行”，甚至“凌驾于党委之上”等等，是不是就接踵而至了？如果再一锤子砸歪了，会不会把他砸下去当个师长什么的了？

而红78师师长韩先楚，违抗西方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和15军团首长的命令，也不理睬特派员的警告，审时度势，一举打下定边。胸怀全局，机断专行，古今中外名将，没一个是一看上边有什么指示、命令，就不分青红皂白改变决心的。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把定边打成了安边，会不会把他打下去从头再来呢？

在韩先楚的《自传》中，写完鞍海战役后，是这样一段文字：

这时纵队司令员、政委休养去了，上级打算让我代理司令员。根据当时南满部队有着所谓“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等情况，我认为以胡奇才副司令代理司令员，对军区领导和我个人进行工作，在当时好处更多些；军区首长同意我的看法。

今天的人们，无论对这段文字怎么感到微妙而又费解，却丝毫不意味着韩先楚并不渴望权力。权力是一种舞台，权力愈大，那舞台的天地就愈大愈宽广，就愈能施展才华、抱负。倘若不是纵队副司令，而是个师长、副师长，那鞍海战役的战场就不可能成为他的舞台，新开岭及后来的方案之急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存在了，也轮不到他了。而他作为12兵团副司令，推动后来那场跨海之战尚且那么艰难、吃力，如果仅仅是个40军军长，那他是不是只有望海空叹了？

和平时期，人们从一个将军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权力，战争年代则是责任。战争中定下重大决心，是一个极少人愿意负起，更少有人能够负起的沉重责任。可“好战分子”韩先楚，愿意而且能够负起这种重任。因为他能看到倘若他不挺身而出，将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当然，他也知道这种后果也在与他如影相随，更知道一旦出现这种后果，他将面对怎样双重可怕的痛苦。

于是，他就只有不断地鞭打自己，让思想的轮子超负荷地飞旋。

“任何时候我都在工作，吃饭在工作，看戏在工作，夜间醒来后也在工作。”

拿破仑的这句话，应是说给古今中外的一切杰出将领的。

一双不大的眼睛，经常像兔子眼睛似的红红的。那只残疾的左手，蜷曲、僵硬的手指，经常被右手抓着，不停地掰扯、搓揉。不然，这只手就难得有不夹支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一天抽过三盒半“中华”烟。在东北，街上买的“哈德门”、“老刀”牌，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骆驼”烟，还有老乡炕头上的烟笸箩里的关东烟，那时没有烟灰缸，每天早晨都是一地烟屁股。他是最讲究时间观念的人，又是最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东北的冬夜特别长，鸡叫得特别晚，他常常是伴着那鸡鸣脱衣上炕。门外哨兵时常会见到那油灯熄了又亮了。他披着大衣坐在炕沿上，边搓着那只左手边沉思，或者点燃一支烟，在那屋里走着、转着。哨兵进来提醒他，有时他会掏出怀表看看，有时好像没听见，就那么走着、转着，就像那只不知疲倦的老怀表。

他常常会有一种顶不住了，眼看就要垮下来的感觉。不是没白没黑的思虑使他困乏了，也不是战场上或会场上的僵持不下令他无奈了，而是脑子里两个韩先楚的厮杀、打斗，总也见不出个高低输赢来。一个将军在战场上要随机应变，让思想迸射出火花。但在此之前，若是没有下定决心，形成方案，就率领部队投入战斗，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甚至就是自取灭亡。而一个决心、方案的形成，就像一个生命的诞生，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只有母亲才能知晓的。

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再一个方案，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个个对应的方案。他必须首先打败头脑中的另一个韩先楚，这个韩先楚与其说半是自己，半是对手，倒毋宁说主要就是他自己。他把这个称之为“韩先楚的战争”。他必须一次次地击溃自己，再一次次地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韩先楚精疲力竭，他仍能在硝烟中屹立。

那种唇枪舌剑的方案之争，也常会使他感到不支。一是势单力孤，二是有时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了，还在那儿争得面红耳赤，真要把人的眼珠子都急出来了。但若仅仅是前者，他倒打心里乐于奉陪。众人捡柴火焰高。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脑袋为两个方案绞尽脑汁，总比他一个人在脑袋里摆龙门阵轻松得多。

战场上那种随机应变的决心好像要轻松些，因为成败利钝就在咫尺之间，容不得你翻来复去地折磨自己。可要没有平时寝食不安地辗转反复，那决心就会兴之所至、凭空拈来吗？

就是这样，他也常常觉得自己是在赌博。他这辈子做的梦，经常是与实际颠倒着的。去世前一年他还梦见新开岭战役：敌人援兵到了，我军被压在老爷岭下，大雪纷纷中，兵败如山倒……

战争原本是非常可怕的。一位将军盲目、轻率，不负责任，而又自以为是，这本身就意味着犯罪和屠杀。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在这样的将军手下打仗再不幸、再可怕的了。

从4纵到3纵，在打不打、怎样打的决心下定后，在那战前紧张而又难耐的寂寞中，他总能感受到周围那些怀疑的目光。随着一仗仗打下来，那种目光逐渐少了，却不会绝迹。因为每个战斗都是独特的，那决心就免不了令人生疑。

就不但是疲劳的、痛苦的，而且还是孤独的、寂寞的。

一个常胜将军而且总是出奇制胜的将军，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

个顶个的硬仗、妙招、奇胜。即便是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也没见他有过哪怕丝毫的惶惶不安或灰心丧气，永远是那么精力充沛，全神贯注，意志坚定。那张轻易不开的口，出语永远是那么果断、简洁、明晰。却谁知他内心的复杂、矛盾、痛苦，那种“韩先楚的战争”怎样一次次地将他打得焦头烂额、死去活来？

他也尽量不使部下看到这种痛苦。因为对于一个个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决心，他必须使他们充满信心。

那眼里的血丝和嘶哑的声音，却是无法掩饰的。他还不得不经常用手按住那个胃。在大别山塞进去10天、半个月野菜，打仗也像兔子样的欢实，如今却娇贵得喝碗鸡蛋汤也跟你闹事。而且两天不吃饭也不觉饿，那简直就不是个胃。警卫员送饭来了，还跟来个医生，讲营养学，做思想工作。把它治好了才算你有本事，它不饿你让我吃什么？

只有在听到类似威远堡的起床号的那种时候，这胃呀什么的才和他配合一下--可他马上就又听到了冲锋号。

打锦州外围据点时，两个重点中的大疙瘩打不下来，他非要去配水池那儿看个究竟不可。是警卫员和一个参谋轮换着背他去的。不到1.5公里远的路程，他那双脚已经走不到那里了。

30多年后，把他背到哪儿就累吐血了的警卫员孙洪瑞，到北京看他。一桌子菜，他给老警卫员夹了这个夹那个：我这胃不行了，你吃吧，多吃些。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有只鸡就算过年了。

在黑土地上跟了韩先楚近3年的孙洪瑞，叹口气：那时候，领导要求我们不但要警卫你的安全，还要警卫你的身体，可这身体怎么警卫呀，你又不听话。反正就是把烟备得足足的，烟就是你的命，你那命就靠烟顶着。

现在烟也不行了。韩先楚的眼睛湿润了：还是我的警卫员了解我呀。

可他能懂得那“韩先楚的战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