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他迷惑不解的，是在公开场合，林彪高举语录本，紧跟毛主席，讲了那么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话，可向他请示汇报福建的问题，却从来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第一次好像是1966年底，记不得什么事了，肯定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打电话请示林彪怎么办，秘书接的电话。他以为很快会有回答，却一直没有。不久，有人说林彪病了。他认为这回肯定病得不轻，打电话询问，秘书说还是老样子。就问上次请示“林总”的问题有什么指示，秘书说已经汇报首长了。汇报了怎么没有回话呀？他觉得挺奇怪的。

福州“四联会”（即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省革委会联席会议）揭发的材料，说他给林彪打电话、写信、去林彪家160多次，却未说从什么时间起止。建国后林彪长期休息养病，那时候他就常打电话问候一下，有机会还去看看老首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请示汇报就更多了。1962年紧急战备期间打的电话，差不多就有这个数，1969年战备又打了多少电话？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打多少电话又有什么用？就像“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家中搜出的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说的那样，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请示报告，可下边请示报告多少次了，上边答复什么了？他指责的仅仅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吗？不也包括林彪吗？

气愤之中，始终萦绕心头的就是：林彪怎么了？这还是战争年代的那个“林总”吗？

战争年代，每次战役、战斗的企图、方案、思路、步骤，你的任务，林彪都是那么清晰、明确而又具体。你有什么不懂的或是战场情况变化，需要改变打法，请示报告，有问必复，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而且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你。还唯恐你搞不懂他的思想或是给弄歪了扭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把一些战术原则用通俗易记的语言，让士兵都能懂得，在实战中运用。哪像“文化大革命”中，净是些玄而又玄的空话、大话、绝话呀？

西藏军区副司令、老部下郑需凡来看他，说现在的事情不好办哪。韩先楚说好办，有事就写报告，爱批不批，反正我请示你了。这也是跟林彪学的。口头的，书面的，什么事到了毛家湾就石沉大海了。你林彪闭上眼睛装没事，那我也请示报告完了就完了，闭上眼睛没事了。跟郑需凡讲得颇有心得，就像个行家里手，行动起来却一窍不通，他哪是这种人哪。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也不是这个样子呀？1960年底有人要把他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国防部长林彪发话了：“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是典型的林彪语言。开头人家只传达了上半句，把他气的呀。我韩先楚有什么错误要坚决地批，别人不了解，你林彪还不了解吗？后来见面问了，林彪说只听别人说，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呀？瞧，这不是怪他请示、汇报少了吗？

就想去看看林彪到底怎么了，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依然是那么沉默寡言，永远是那么沉默寡言，这世界上话语如此金贵的，除了林彪就没见第二人。那面色依然是那么苍白，甚至是惨白，陌生人冷丁一见会以为是个死人幌子。在延安初识抗大校长时，一眼望去就是个小白脸。纤秀得像女人样的林彪，却不显纤弱。平型关战斗前爬山下沟，很有劲道的。白净的脸上，随着汗水泛出些红晕，显得健康而有活力。“八·一五”后闯关东，在铁岭再见时，那面色就挺苍白了。后来就听说他怕光，衡宝战役后风呀水的全怕了。若不是平型关战斗后晋军的那一枪，林彪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面色难看，那头脑、思维却依然敏捷，甚至好像不减当年。就想直奔主题，问个究竟，几欲开口，又都闭住了。战争年代，无论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下边纵队的，叫你来，问什么，讲完了，你就走人。林彪喜欢清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因为他要思考问题。老部下想他了，看得出来他也挺想大家的，绝无拒人千里之意，却没几句话，那场面就不免尴尬。而今一切照旧，韩先楚却觉得那脸上和这屋子的墙面，地面上，仿佛都写着“莫谈国事”。

他知道，林彪脑子里那个思想的轮子，只要醒着，就一刻不停地飞转。只是当年的“林总”思想的永远是战争，如今的“林副主席”转动的又是什么呢？

刚进抗大时，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传递的信息，有时让他搞不懂，那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林彪。而今搞不懂林彪，则是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

他搞不懂林彪，一些人却能搞懂他。

--“坚决打倒林彪死党韩先楚！”

彭德怀横刀立马，英名盖世，没想到风景秀丽的庐山成了他的滑铁卢。

也是林彪的滑铁卢。

1970年8月23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没人想到林彪会出逃，还要谋害毛泽东。毛泽东能想到吗？但韩先楚想到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歧见吗？他越来越看不懂林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看不懂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林彪都有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时候。可自不赞同出兵朝鲜之后，林彪就亦步亦趋，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比毛泽东还高。1962年7000人大会上，他不明白林彪怎么会来那样一篇与众不同的讲话。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他不信浓眉下的那对目光，就只“毒”在打仗上。后来，他发现两次庐山会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少数人外，都未能揣摸到毛泽东的心思。但在当时，无论如何，韩先楚都不可能想象林彪与毛泽东会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不可分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不也仍在一如既往地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吗？

8月26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鳝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鳝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就是后来被“四联会”揪住不放的给林彪的所谓“表态信”，又称“效忠信”，说“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买了船票的，可以说是到了码头，或者已经上了贼船”。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九一三”事件后，却在林彪家中搜了出来，让他莫名其妙。可在那些人眼里，那抬头和信封都是表面文章，信在林彪手里才是本质，这不正好说明你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吗？我们是按照组织程序来的，你们上边搞错了，把水搅浑了，让我们下边跟着倒霉呀！

林彪讲话后，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可这个长得细瘦的“鳝鱼眼”，就像练就了一身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枪林弹雨未伤毫毛，那子弹反倒弹了回来击中射手。

攻击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罪该万死”、“死也有罪”了。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又一次提醒了韩先楚，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张春桥这帮人篡夺了，中国就完了，他们这些人自然也都完蛋了。

1970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作会议，总结一年工作，研究、安排明年工作。韩先楚早早告诉秘书，这回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