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韩先楚不干。

第一次参加战斗后，他就不能不检查自己。都说大家都往后跑，连大队长都撒丫子了，你怎么就冲上去了？第一次战斗后没检查出个子午卯酉，以后那收获可就越来越丰硕了，特别是在当了团长、师长、军长之后。可现在这是什么检查？他有什么错误？就算有天大的错误，那根子又在哪里？拿我们这些大区司令小虾米开什么涮？

1967年7月，江西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军区领导班子全部撤换。“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又对福州军区施压，指责福州军区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限期军区党委作出检查，报经中央文革批准后对外公布。无奈，在福州的常委研究，写出个草稿，送到北京请韩先楚审阅批发，他未看一半便说就放我这里了。送稿子的一位副司令和在家的常委，都说不行呀，限期快到了。韩先楚说：不管它！我们可以检查错误，但不是这种错误。

动辄就是什么“方向、路线错误”，还有什么“反动路线”，他从来就不认这个账。

造反派批判《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韩先楚火了：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央军委任命的大区司令，不是反动派，谈何“反动路线”？蒋介石才是反动路线！

十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认为自己确有错误，应该深刻检查、反省。因为从中央候补委员到中央委员，对于建国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都是同意的、举了手的。

而在这种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检查中，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竭、死去活来的，是那么多中央委员，有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什么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们齐聚北京，为的就是带去一只手，并把它们高高举起吗？

1936年东征结束回到陕北后，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分组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过来了。若在今天，这不就是个“事件”、“集团”吗？那领导不得赶紧制止、批评、表态，即便如此那脸不也得吓白了、吓青了吗？可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刚当副师长的韩先楚，有的听着，有的记录，有的还站到一方，奋勇“参战”。大家也都气不喘一口，继续发言、辩论，没有不开口弃权的。而毛泽东坐在那里，和大家一样一颗真挚的平常心，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没见摇头。

那时候的毛泽东，那可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呀！

我们国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我们的民主太少，太不够，而封建专制的东西还不少，且很厉害。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但领袖成了神仙、圣人。有些人昨天还是一般基层干部或老百姓，只要一进政治局，成了国家领导人，也成了不起的人物了。对这些人，群众是不能议论的。不能有意见的，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逆不道。

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必须搞一些具体的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一是要让人讲话，充分发扬民主，顺耳的话、不顺耳的话都要让人讲，即便讲了错误的意见，也只能说服教育，不应受到打击迫害，真正做到“言者无罪”。二是要有表决制度。真正做到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不管多数人意见如何，只由领袖或少数几个人集中。假若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只要经过表决通过，少数人也要服从。如果少数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有权在讨论中加以阐述，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无权否定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并在行动上不得违反经过表决通过的决议。这样，个人说了算，家长制就行不通了，民主也就有了保证了。

这是1980年11月4日，韩先楚在中央组织的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讲的两段话。在他的晚年，这种民主、法制思想是越来越强烈了。

在放牛娃出身的这一代将军中，“对敌斗争不坚决”，敢于向上级说“不”，也喜欢听部下说“不”的韩先楚，人权与民主意识应该说是比较突出而又难得的。但是，真正使他刻骨铭心地感到民主与法制就像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不可缺少的，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训。

特别是1974年9月5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作了“检查”以后。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白纸黑字，红口白牙，在那样高级的会议上，就这么正儿八经地说着自己不想说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的事儿？

照本宣科地念着这18个字，韩先楚似乎并没感到多么吃力。可从这一刻起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一想起来，就有一种被压垮了的沉重和灵魂被穿透了的剧痛。那是比战争年代所有那些击中他的子弹、弹片，更让他难以承受的呀！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在淌泪滴血！

辽西会战捉住廖耀湘，他主动上前握手、请坐，请这位败军之将谈谈西进兵团的企图、动作，还有新6军的战术特点。无论我军吃了新6军多少苦头，又怎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6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8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个“鳝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得“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果真如此，那不是搞形式，走过场，把这些大区司令、政委弄来北京过家家玩吗？

先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把这些大军区司令、政委弄来北京，就是要用用他们的嘴巴。

对于必要的妥协能否作出正确的判断，是检验一个人综合素质优劣的标志之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一点妥协的人，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际。可现在却是人妖颠倒、原则出卖、胯下之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