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他很敬重的人物来了，来做思想工作。先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又给他分析了现在的处境，都是掏的心窝子话：真假是非，现在就别较真了，将来让历史检验去吧。没有今天就没有明天，今天需要的是过关，是生存。为了老人家，也为了大家，还有你的一家，就在组织上服从一次吧。

就是铁嘴钢牙，这回也得说句软话了。

中央解决江西问题时，许多大军区、省军区的同志，都在京西宾馆忙着写“检查”。江西省军区的同志见人家大都在“方向、路线”后面加个“性”，一下子就把那“方向、路线错误”“性”得轻飘了许多，就和大多数保持一致，来了个“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一位也是韩先楚很敬重的人物看了，就让他们“高姿态”，把“性”字拿掉。把问题说得越严重，态度就越好，就越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么蒋介石把全世界的屎盆子都扣到自己头上，会不会也“高姿态”地成了革命派？

韩先楚去找许世友：“许老板”，你也别争功，我也不揽过，你“方向”，我“路线”，咱俩把它包了，怎么样？

两位上将哈哈大笑，那泪水却要出来了。

当年大别山“肃反”，许多人五花大绑着临刑前，高呼“红军万岁”、“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人的“检查”也是那么认真、虔诚而又动情。风暴突至，横扫一切，人们蒙了，找不着北了，一时间就真觉得自己好像多么罪孽深重，有那么多人甚至自杀了。而今，一些人“检查”起来也是痛哭流涕，悔恨交加，知情人却都明白那是做戏。一个“8年抗战”都过去了，就是再傻再笨再不开窍的人，也能谙出几分了。甚至就变得玩世不恭了，更别说投河上吊卧轨跳楼割动脉了。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说假话、骗人，只不过会遭到朋友的藐视和唾弃。而军人口是心非不诚实，打起仗来就是拿同胞的生命开玩笑，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

在所有较量过的对手中，韩先楚最仇恨的是日本鬼子。可作为军人，对于日军那股宁死不投降的劲头，却不能不另眼相看。平型关战斗中，我军竟然没有捉到一个俘虏。可自那以后，到处都有伪军，伪军倒是好打，却怎么打也打不灭。任何被占领国都难免有伪军，可叫做“汉奸”的这种东西，是不是太多了点？这是一种什么民族性格？而我们眼下做着的事情，又在培养一种什么东西？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的一个凌晨，韩先楚一觉醒来见秘书办公室里老秘书夏承祖还在伏案写材料。见他进来，夏承祖道：林彪死了，这秘书也难当了，一些用惯了的话又不能用了，又得适应一阵子。

韩先楚道：“天下文章一大抄”，变来变去还是抄来抄去。你就抄吧，还有我呢。

夏承祖放下手中笔：我给福州军区两任司令当过秘书，写呀写呀，也算“著作等身”了。回头去看，除了有关军事、打仗的外，有几多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呀？

韩先楚叹口气：你写了，我认了，就是我的了，就由我负责任了。

夏承祖紧逼一句：你认了，你负责任了，就能立得住吗？

无论如何，以往那些讲话、报告，多多少少还有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今这“自我批评”的“检查”，不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把他的人格，连同军人的尊严和将军的荣誉，一股脑儿地使劲地糟蹋、蹂躏吗？

更让他万箭穿心的，是三中全会以后，9号文件已经撤销了，有人仍然死死抓住这个“检查”不放，仍然要把这个屎盆子死死地扣在他头上。

1982年7月，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后，关于这次“检查”，韩先楚和老四卫平，父子俩有段挺长的对话。

儿子：如果那次真的是开展自我批评，你会检查些什么错误？

老子：一是“独断专行”，二是看人用人上有问题，三是老乡观念，对老战友、老部下感情色彩太浓。当然，这也属于用人上的毛病。

儿子：“独断专行”？你说你“独断专行”？

老子：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造反派和“四联会”上有人说我“独断专行”，甚至说我是“韩霸天”，同样不认。比起“许老板”和许多人，我的人权、民主意识、作风是较好的，在党内军内应属前列的。但是，中国封建专制几千年，党也好，人也好，大环境如此，谁能一下子脱胎换骨？再加上我这种性格，所以对这个“独断专行”，也不能不仔细把摸一下。结果发现，一是我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二是凡是能够成就些事业的人，都免不了“独断专行”。

他说，战争年代，上级、同级、下级，不管多少人说我什么，实践证明我对了，这不叫独断专行，和平时期就难说了。像前些日子兰州来人，见面就讲这讲哪的，我说你先说说我那个战区作战方案怎么样了吧。换了两任司令，有的还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都肯定了我的那个方案。可军事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在没打仗、没经过战争检验之前，谁敢断言那就是最佳方案？可我就认为自己的对，非常自信。你说我独断专行，我还说你胡搅蛮缠呢。打仗打惯了。而且没打过败仗，总是对的，就难免自以为是，自以为非的时候就少了。

但有一个问题，我不但独断专行了，而且感情用事了。福建与上海历史上有比较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总理、先念都讲过福建经济基础差，要与上海协作，我也不是没协作，但有的事情就顶回去了。像龙岩的烤烟，国家计划要调一部分给上海，我就不干，还说“我们不当上海的殖民地”。发展本省经济没错，但是全国一盘棋，要服从这个大局。“四联会”上说我是“对抗中央领导”，我确是对那个“鳝鱼眼”有气，对上海那几个人气不打一处，可上海并不是他们的嘛。

还有，我有时对领导、对部下发脾气，骂“妈卖×的”。

儿子：你向人家赔礼道歉了吗？

老子：这个，好像……

这话还真不好说。有时那话说得没错，那也不能发脾气呀？过后后悔了，是领导，有机会主动去人家那儿坐一会儿，唠唠什么，或是杀一盘。是下级，就去跟人家套近乎，或是抽空去家里看看，给老人、孩子买点水果什么的。1936年西进甘肃迎接2、4方面军，与刘懋功意见不合，不听他的，他要枪毙刘懋功。晚上部队在个沙坨子下宿营，10月天气挺冷的，刘懋功那件大衣可能是给伤员了，他就把自己的一件羊皮坎肩脱给他。刘懋功还没消气，不要，被他踢了一脚。刘懋功接过去，说你不冷吗？他说少啰唆，穿上！这就是赔礼道歉认错了。

儿子：毛泽东好像从未向谁认过错，你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枪林弹雨中不皱眉头，赔礼道歉这支小曲却是好唱口难开，面子特别金贵，拉不下来，是不是？

老子早已觉得有点别扭，这会儿就出口了：你这是专案组审讯人呀？

儿子赶紧给老子点燃一支烟：爸，前年你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关于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的观点，我看了，很感动。

老子：过去听说巴顿打了士兵，差点儿被解职，我很感动，也不理解。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一个巴顿可以拯救多少官兵的生命呀？可从长远的、未来的观点看呢？人的权利和尊严，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失去了才会觉得格外宝贵。我们党现在对于民主与法制的理解，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时期。这是十年动乱给我们留下的一笔最宝贵的遗产，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开始民主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