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爸，你现在是人大副委员长，官挺大，权没多少。如果你还是军委常委，或是大区司令，大权在握，你会像你说的那样去做吗？

老子：开头可能挺难，但我会努力去做，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起码，如果我现在做错了事，伤害了谁，我会立刻向他赔礼道歉。

老子好像在向儿子表决心。

儿子想的却是他认识的一位领导，文革前人称“阎王”。文革中人被打倒家被抄，每天扫院子、刷厕所，见人就笑，来个孩子也赶紧上前去给开门。后来官复原职，立刻又成了“阎王”。

这种人老子见得就更多了。当年一些被批斗、打倒的人，他是知根知底的。看着那样子心疼啊，不免也想无论接受哪方面的教训，一些毛病也该好好改改了，起码也该收敛收敛了。有人确是改了，有的却是官复原职，人复原样。

儿子：搞民主，让人说话，可没有自己说了算痛快、惬意呀？

老子：那就要看把党的、国家的、个人的利益怎么摆了。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始民主化的进程！

儿子：那你对我们总是说一不二，难得有个笑脸，又该怎么说呀？

老子笑了：那我的民主化进程就先从家里开始吧。

父子俩都笑了，开怀大笑。

左肩那枪贯通伤，使韩先楚的左手臂只能向里拐，不能向上举、向外伸，穿衣服就很困难。自9号文件下来后，每天早晨警卫员帮他穿上衣服，他就会问：“枪呢？”警卫员就把手枪给他插进军上衣左内侧的枪袋里，或者说放在公文包里了。

平时枪不离身，晚上就放在枕头下。

那是支加拿大造勃朗宁，银白色的，亮晶晶的，小巧玲珑，几乎可以攥在手里。与其说是武器，倒更像个玩具，一种装饰，与其主人的性格、气度挺不相称。

军人喜欢枪是自然的，更何况他还是个“好战分子”。在福州，武斗激烈时下乡，或是到武斗严重地区检查工作，他有时就带枪。他喜欢左轮，战争年代腰间挎的就是左轮，却什么时候喜欢过这种女里女气的枪呀？

开头人们也没在意。1970年昆明军区政委遇害，到兰州不久，甘肃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又中弹身亡，他杀、自杀议论纷纷，警惕性都很高，以为他是用来防身的。后来觉得不大对劲了，那思路依然和开头差不多。人家来抓你，那帮人也不会亲自出面，不就是来几个士兵吗？既然如此还带着它，不是只能惹是生非吗？到北京住院、开会，许多老战友也这样劝他，他一概不理，顶多就说一个字：“玩”。

当时枪不离身的，只有他和许世友，后者比他还早。老战友见面，都说他俩是“带枪的刘邓”。

审判“四人帮”后，韩先楚说他很羡慕张春桥，虽说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毕竟人家也有沉默的权利。

在那次让他感到刻骨铭心的耻辱的“检查”前，他曾请教一位法律专家：人长一张嘴，当然要说话，可他如果不想说话，行不行？

法律专家没想到会是这么个问题：按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也就应该有不言不论的自由。可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说啥就说啥。

就想起儿子曾经说老子的那三个字：“长不大。”

其实他心头明镜儿似的，只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才可以闭上嘴巴，才能享受沉默的权利。

正是与北京失去热线联系时期，一天晚上，突然通知他去开常委会。警卫员帮他拾整好了，他又把那支小勃朗宁掏出来，掂掂，一粒粒退出子弹，再装上，掂了掂，缓缓地重又揣进衣袋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些年来，多少人奉召去开会就没了影踪，让他想起战争年代那一次次战前会后分头行动的那一刻。而此刻，当他掂着那支玩具似的小手枪时，那脑子里又会转动些什么呢？

每个人都会给这个世界留下值得探讨，或不值得探讨的谜。从9号文件问世到“四人帮”垮台，韩先楚一直枪不离身，却从未道出准备随时应付的是一种什么不测。人们可以作出各种判断，而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位战功赫赫、伤痕累累的上将，那支亮晶晶的小勃朗宁和同样亮晶晶的子弹，是准备留给自己的。

为了捍卫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为了获取当时中国人还很少享有的、也不知道的沉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