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福建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1934年红军长征后，我党在江西的组织、武装被敌人搞光了，福建始终红旗不倒。1958年“反地方主义”后，这些“地下”和老区群众开始受难，再未得好。“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这些“地下”反倒更遭殃，愈发被打入地下不见天日了。

离休前为省政协副主席的许集美，高高的个子，一头白发，头脑清晰，温和文雅，一口福建普通话。老人15岁入党，25岁为闽中地委委员、泉州中心县委书记和一支1500人的游击队政委。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他是晋江地区专员，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国璋、教育厅长林汝南、福州市委书记王一平，被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发布后，他站出来支持，并给韩先楚写信，力主加强纪律，恢复秩序，搞好生产。省革委会成立前，黄国璋作为老干部代表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被造反派盯上，抓去打个半死。好在他是“地下”出身，瞅个机会跑掉了。韩先楚派人查找，好歹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四人帮”垮台后，一些人利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之机，继续做自己的文章，将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和已经去世的林汝南，以及当年的许多部下，定为“叛徒、特务、内奸分子”，纷纷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许集美老人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判“江魏反党集团”时，我就觉得韩司令这个人挺实事求是的。从那时起，一些人就被视为是“韩先楚线上的人”了。这回判我17年，人家是计算好了的。蹲17年大牢，不折腾死你，出来也快80岁的人，没几天活头了，也就不能翻案了。

比起地方上的一些“韩先楚的黑干将”、“‘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来，夏承祖等人觉得对待他们这些人的政策，可谓是“皇恩浩荡”了。虽然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几年，又是抄家，又是批斗的，弄得老婆哭、孩子叫的，毕竟还没有逮捕法办的。虽然也有自杀的，像省军区副政委贺梦先，还有从4楼跳下来竟没摔死的，“自绝于党和人民”毕竟与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有所不同。

许集美老人也觉得对他“挺宽大的”。1958年“反地方主义”后，既没逮捕，也没枪毙，只是让他去闽江水电局当了个钳工学徒工。这次虽然判了17年，又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仍然枪下留人，饶他不死。

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就有被枪毙的，这回就更多了。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清查到生产队了。老区群众生活那么苦，老区人民对革命贡献那么大，老区人就敢说话，敢说话会有什么好果子吃？1981年在胡耀邦批示后，开始对涉及地下党人员的刑事和党纪政纪案件进行复查，全省4441件此类案件，到1983年底已复查结案2253件，其中予以平反的1710件，占75.9％。这些只是提出申诉的，还有那么多没有提出申诉的，以及大量的帽子被人抓在手里，随时可能给你戴上而没戴上，就那么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不能申诉，也够不上平反条件的呢？

仅许集美一家，就有哥哥、嫂子被整死了，夫人跳楼了，儿子、侄子坐牢了，17个亲人家被抄。当年因为参加共产党，他家被国民党抄过，父亲被抓去坐牢。

一位老干部被枪毙后，女儿抱着父亲遗体大哭：当年国民党出300大洋买你人头，没想到今天被这伙人杀了！

好，又一个“反革命”，一句话，3年刑。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发布后第二天清晨，夏承祖上街买菜，见一些造反派，大都是学生，站立街头，胸前举着、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向毛主席请罪”、“向韩司令请罪”。夏承祖立即返回报告。韩先楚说马上通知，进行宣传，不要搞请罪活动，特别是学生，学生无罪。

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清理阶级队伍，又有群众上街请罪。见是学生，韩先楚就让停车，下去和学生唠。学生说你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要打倒你，还骂你“韩拐子”，站错队了，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罪了。

韩先楚说运动期间，我有错误，你们喊几声“打倒”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大老粗，又不是金枝玉叶，有什么碰不得的？全国各地不都在喊“打倒”吗？

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那些“请罪”牌子拿过来、摘下来：你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还是些孩子，孩子有什么罪呀？就算有错误，“子不教，父之过”，更应该检讨的是大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人。

听着这话，一些学生就抓着他的手和胳膊，流着热泪，哽咽不止。韩先楚竭力忍着，那泪水也快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