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韩先楚拍拍一个高个男生的肩膀：给你们个任务，去告诉你们的同学，也告诉所有与你一个观点的人，群众无罪，学生无罪，孩子无罪，回去复课闹革命，好好学习就是了--就说是我韩先楚“韩拐子”说的。

1986年春，生命留给韩先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谈起当时的“学生潮”，他还说：民主与法制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没有民主，不让老百姓说话，总有一天要垮台。没有法制观念，没有纪律约束，弄不好也要出大乱子。对青年学生要爱护，要帮助，要教育，积极引导是上策，强制性的办法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有的群众组织之间有划分“反军派”、“拥军派”、“反韩派”、“保韩派”的苗头，值得注意。听说有的军队干部，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也跟着这样说，这更是错误的。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没有责任的。绝不能以是否喊过“打倒韩先楚”作为划分拥军和反军的分水岭、分界线。这种提法，不仅不利于团结群众，不利于促进和巩固革命大联合，更危险的是容易被坏人利用，破坏革命大联合，制造混乱，掩护自己。要对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出去不要随意表态，要正面宣传主席的最新指示。甚至态度、举止也注意，如果只对一派亲近，对另一派不积极接近做工作，就是不表态的表态。

这是1968年2月23日，韩先楚关于福州军区“三支两军”问题发表的“七点意见”中的第二点。“绝不能以是否喊过‘打倒韩先楚’作为划分拥军和反军的分水岭、分界线”--不准“以韩划线”，在他此后的公开和私下的讲话里，可谓比比皆是。

有的人想各种办法去压制群众，有的支左人员亲自参加打人，打死人。接到毛主席对西藏大昭寺问题的指示后，还无动于衷，这样子怎么得了呀！

现在有的单位不是在外头挂牌子，游街，是在家里面、房子里面干，他怕外面有人看见，他就变了个方法，值得警惕。

有的人说你右倾，你怕了，人家要打倒你韩先楚，你现在转过来为他们说话，你不是右倾啊？我们对敌人不能右倾，对敌人要狠，但我们对自己人，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些同志，对受了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喝了几口水的同志，应该谅解，要团结他们。因为是自己人。我讲了这个话，小报上登出去了，有的被押的人见到这个报告写信出去，觉得这样好！（皮定钧插语：偷偷地叫他送饭去的弟弟妹妹把信送出来。）现在福州还有不该押的人押在那里，福州要清查，各地都要清查。

现在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带有方向性、政策性的。个别单位，严重地说是犯了反动路线的错误。那样子把自己的阶级兄弟吊死、打死，反过来说他自杀，去报告上面，欺骗上面，我们军队绝对不能允许这个东西！我过去讲我们红军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我捉了九十九个人，不能报捉了一百个人；得了九条好枪、一条坏枪，不能报告十条好枪，还是要说有一条不能用的枪。我们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确实有的不反映真实情况，使上面难下决心。我们要规定这样一条，你反映的问题我照你的处理，处理错了我找到你头上去。

1969年1月3日、4日，韩先楚在福州军区常委扩大会上的即席讲话中，不时发火，甚至拍起桌子。自革委会成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越来越恼火了。之前那火大都是对上边的，如今则是上下齐来，两头夹攻。

在传达“七点意见”时，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说他右倾。他说那就没办法了，那边在“以韩划线”，抓人整人，我这边还有工夫给你磨牙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那就只有照林总的办法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

这等于下了死命令，可下了死命令又怎样？他还能掏出手枪毙几个？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忽儿这派占了上风，就把另一派压得喘不过气儿，一忽儿再颠倒过来，不同观点的人斗红了眼睛，那整起人来还能手软吗？除非他韩先楚有孙悟空那等本事，拔根毫毛吹口仙气变成无数个韩先楚，每个车间、街道、生产大队、生产队都分派一个，去说服，去压服，去瞪大眼睛瞅着。

毛泽东说“先楚同志，你是打不倒的”，那次谈话后有人如获至宝，说这是最高最新指示，赶快传达下去。韩先楚不同意，并强调要作一条纪律，绝不可泄露给两派群众组织。那“拥军派”得到这10个字，肯定得理不饶人了，“反军派”那日子还能过下去了吗？

1967年夏，老区群众组织冲击永定县人武部，双方开枪，人武部政委中弹身亡。见闯下大祸，老区群众组织就带上地委副专员张震东、上杭县委书记兰汉华、永定县委书记赖祖雄，跑进闽西大山里。这就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兰赖反革命武装集团”。中央文革杀气腾腾，下令武装镇压，派一个团进山“剿匪”。结果，在合溪公社被伏击，牺牲24名官兵。在此前后还有零星伤亡，并损失一架直升飞机。这下子更不得了，非要千刀万剐了这些“土匪”、“反革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