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的韩先楚，坚决反对武力镇压。他认为张、兰、赖都是老红军，对文革不理解，群众是保护他们，怕他们被批斗、被打死，才拉他们上山的。武力镇压等于把他们往死里逼，只能越搞越僵，造成无谓伤亡。当年和国民党还合作呢，共产党和共产党有什么谈不拢的？他再三打电话，指示福州军区派人上山谈判，交代政策，同时动员上山人员家属进山喊话，双管齐下，促其下山。实际上，后来还是按韩先楚的意见办的，因为这是唯一正确而又可行的办法。

从县到省，都主张枪毙张、兰、赖等人，韩先楚坚决不同意。他说脑袋割下来就安不上了，极力主张冷处理，先放一放，搞清楚再说，好歹算是保住这些人的项上人头。9号文件后，“四联会”上就说“韩先楚包庇反革命”。

清理阶级队伍，自然要把文革以来的“事件”一一列数，比较一下。许多人都认定“七二○”火烧交际处，是个“反革命事件”。韩先楚说定个“反革命事件”容易，可那要牵连多少“反革命”，还让人家怎么活呀？

有人说：如果火烧交际处还算不上反革命事件的话，那福建就没有反革命事件了。

韩先楚道：没有就没有，还非得跟姑子要出孩子不可呀？

我们几个学习班，有没有逼供信的情况？大家都说没有。似乎对这个说法不能全信。没有武斗、挂牌、罚跪，还有搞小动作的，还有变相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一定要清查出来，有的单位没有，就不要硬去抓出几个来。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就会形成不逼供信的逼供信。领导同志要做好工作，弦不要拉得那么紧。

我们要有对党、对同志高度的负责精神，随便下结论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搞错了，或者扩大化了，对组织上、对同志都没有好处。我们党的历史上，总是提出这个主要倾向时，就容易出另一种倾向。

有很多历史事情，年轻的同志不了解，领导同志要向他们说明一些历史背景。比如，过去战争时期，有的同志打仗负了伤，当时没后方，没医院，就在老百姓家养伤，伤好了自己找到部队里来，又没有被俘，没有投敌叛变，非要有人证明就找不到。有的人被俘，几个小时或者很短时间就跑回来了，又没有出问题。过去打游击，开辟新区，做秘密工作，为了保存自己，搞到敌情，利用一些关系，同敌人有接触，就说成是特务。老同志入党，当时手续也较简单，介绍人有的死了，有的找不到了，不能因此就怀疑是假党员。外调时也发现，有的明明是他介绍入党的，因为出了问题就不承认了；也有的介绍人有问题，就怀疑被介绍的也有问题。隐瞒出身成分，也有各种情况。离苏区、解放区很远，又没有划成分，也不懂得怎么划，看到我们革命队伍是为穷人的就把家里说得穷一点，把自己说得革命一点，或者多报几个月党龄、军龄。有的年纪很小，十五六岁，十八九岁，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还不懂事，入伍后表现又好。有些人的社会关系复杂一些，等等，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这些问题看重了。只要讲清楚了，自己也认识到了，划清界限就行了。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有野心的，搞阴谋的，搞两面派的，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的，认识了错误，作检查，就不要老是检查没完。有的一时认识不到，也要等待，让人家自己考虑一下。

恼火归恼火，发火有时也免不了，政策还是要讲的，而且要大讲特讲经常讲，还要苦口婆心地讲，一条条讲得具体详尽。像1969年4月16日的这种讲话的这些内容，在清理阶级队伍、落实干部政策时期，即便是战备工作、工农业生产会议，也是要不厌其烦地讲上一通的。

1973年秋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他把讲话稿放在一边，开口就道：公安，公安，你得公正、公道、公平，不管亲疏厚薄都能一碗水端平，才能安全、平安、安定团结、长治久安。

有人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个“紧箍咒”，韩先楚也认为这是个“紧箍咒”，可能没这个“紧箍咒”吗？打就还手，骂就还口，那还叫人民子弟兵吗？官兵伤亡，他怒火中烧，心胆欲裂。他痛恨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而且听着“拥护韩先楚”，绝对比“打倒韩先楚”舒服、顺畅。可他必须冷静，时刻保持头脑冷静，甚至冷静得不近人情。政策这种东西是不能揉进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他一个大区司令，出口就是指示、命令，乃至政策。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呈辐射状的强大力量，上边失之毫厘，下边谬以千里。即便是同样一句话，那语调、情绪不一样，下边执行起来就可能会是两种不同的效果。

功夫未负有心人。

1970年底，福建解放并安排工作的地市厅局以上干部，已超过80％。1973年秋，安排进入县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占全部省管干部的99.1％。中央组织部调查组认为福建解放干部数量多、动作快，要省委将其做法向中央写个报告，肯定了福建的经验。

尽管这个数字在他离开福州前还在增加，10年动乱后，福建仍然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在他的任期内出现的。他不想说除了台湾以外，全国都是这样子，就是换了神仙也难免的。更不想说相对其他28个省市自治区，福建还算是比较稳定的。自然也就不想说有些冤假错案，他始终都是在抵制的，有的干部被打倒完全是上边的意见。作为福州军区司令、党委书记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他是有错误的，也是必须承担责任的。

但有一条，无论如何，他与那些蓄意整人，而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是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的。

自“四人帮”垮台后，韩先楚就开始给中央写信，力陈9号文件的错误，力主撤销9号文件，为9号文件制造的大量的、系列的冤假错案平反。

从兰州军区司令，写到军委常委、人大副委员长。老三爱平劝他：爸呀，你当军委常委，这个9号文件也没影响你什么。如今当了副委员长，这辈子这官已经当到头了，还不屈不挠地非要打掉这个9号文件不可，为这笔历史旧账着急上火，值得吗？

你小子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韩先楚瞪了儿子一眼：咱爷俩在这悠哉游哉地散步，可有多少人还在代我受过，那才叫水深火热呀！

把人家老婆都抓起来了，他们有什么错，不就是代他受过、拿他们出气吗？如今我这个“罪魁祸首”逃之夭夭了，什么事没有了，为什么他们仍要代我受过？如果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那“批林批孔”时批“上智下愚”，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批对了，今天还应该继续批！

这样的话，他对几位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都讲过。

“四人帮”横行时，不是他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顾不上这些人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力。就像当年红25军长征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在鄂豫皖“肃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老兵，一路上被押解到陕北而无能为力一样。而自粉碎“四人帮”后，他就再也不能不发出吼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