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把打掉9号文件，作为一次必须打赢的战役来打的。他绝不能容忍那么多的人因他而继续受难。当然，也不能允许那些人对他的诬陷和诽谤。

福建农家有句话：“水牛打架，踩死泥鳅。”从石一宸这样的大区副职，到军区、军、师、团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夏承祖、江如芬这些秘书，到司机、警卫员、炊事员，还有一些人的妻子；而像黄兆芬这样的人，在全省就更多了。仍然离不开“以韩划线”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不是清查到生产队了吗？他下面有许多“泥鳅”，石一宸下面有许多“泥鳅”，夏承祖、黄兆芬下面都有许多“泥鳅”，连个生产队长也是有帮“泥鳅”的。而许集美的家人及哥嫂和10余家亲戚，则都成了“泥鳅”。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他们这些被打倒的、被打得摇摇晃晃的大区司令，不也是代人受过，代历史受过，被上边打架的“水牛”踩来踩去的“泥鳅”吗？

24年后，已经80岁的原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周子韬老人，说2月17日上午通知下午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就想省军区又出了什么敌人呀？开会了，他和倪南山坐在台下第一排椅子上，那是常委们的座位。首先宣布逮捕副参谋长赵东生，他心里还直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儿，接着就是政委倪南山，就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先在台下撕掉帽徽、领章，然后被两个人扯手按肩作喷气式状押上台去“坐喷气式”。第二天傍黑，昨天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的人又来了，却是来向“反革命”赔礼道歉，好话说了几箩筐，还向他们征求意见。老人说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得知倪南山也是什么也没说，好像都失去了说话的功能。还能说什么，还敢说什么呀？这世道变得比孙悟空还快，这世界是怎么了呀？9号文件来了，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又来人了，说走吧，他就又跟着走了。这回就有些幻想了，寻思会不会再来赔礼道歉哪？结果一等就是个“8年抗战”。

19天里，倪南山和周子韬被逮捕两次，撕掉两次帽徽、领章，那是彻头彻尾地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了。而那些造反派，特别是那些喜欢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红卫兵小将呢？

看着红卫兵那种如醉如痴的劲头，韩先楚就会想起那些喝了朱砂的红枪会。当年在战场上他不想伤害这些人，因为他们大都是农民，他知道什么叫“农民”。而这些与共和国年龄差不多的红卫兵，不就是当年的“祖国的花朵”吗？他一个大区司令、中央委员都找不到北，这些学生、孩子，又如何能搞得清那“北斗七星”的风云变幻？

韩先楚认为，当这场浩劫结束后，一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认真、深刻地反思教训，并要经常讲，反复讲，告知世人，警示后人。要想世世代代不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首先得让子孙后代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这就要实事求是，敢于揭短露丑。二是除了“四人帮”和证据确凿的死党，以及极个别、极个别罪大恶极者外，再也不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水牛打架，踩死泥鳅”了。特别是对于红卫兵，更要宽大为怀。他记得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

韩先楚知道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南非搞种族隔离、种族仇恨，欠下了累累血债。但他不知道曼德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就是执政后不计前嫌，大力提倡民族和解。因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那个伟大的、博大的、高贵的种族主义克星曼德拉，还在好望角外大西洋上人称“死亡岛”的罗本岛上，过着“终生监禁”的铁窗生活。

但他知道，这种观点，当时就是他最尊敬、信赖的一些人，也是难以接受的。

1983年初，在研究如何严厉打击危害社会安全的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会议上，有人提出“从重从快”。韩先楚认为这个“从重”不妥：上边讲“从重”，下边就容易冒顶过头。脑袋不是韭菜，割了就长不出来了。还是要强调一个“准”字，关键就是一个“准”字。

有人说：韩先楚，你就是右！

韩先楚道：人命关天，宁右勿“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