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下）

晴天一声霹雳，9号文件把一些人震蒙了。稍微缓过点神来，辨清东南西北，有些人就立即表态，纷纷反水，操刀舞棒，奋勇向前，狠揭猛批韩先楚，坚决打倒韩先楚。

不到70天前的欢送大会，又是什么情景呢？依依深情，恋恋不舍，有人眼泪好像都要出来了。那几天里，有人张口闭口“我们的韩司令”、“敬爱的韩司令”，并强调过去韩司令不让我们这样说，今天就让我们多说几句吧。有人激动得甚至说出“要永远踏着韩司令的脚印走”，让韩先楚后来再想起来，就觉得怎么像悼词似的？

有人说韩司令一走，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就出来了，真叫人恶心、寒心哪！

韩先楚说不对，这是在做戏。开头，他真的认为一些人是在给江青、张春桥演戏，到末了也只能认为这确是一出闹剧。

韩先楚发现某人很有能力，就建议提到军区工作，后来调往另一军区，又提了一职。9号文件后，这个人说我在福州军区也是受韩先楚排挤的。人们说如果这也叫“受排挤”，那“排挤”就是天下一等美词、美事了。韩先楚说这也不能都怪他，他也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因为他也需要生存，需要保护自己。

要扁就扁，要圆就圆，要方就方，要什么样就来什么样。为了与9号文件保持一致，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有人可以把自己扭曲得奇形怪状，把自己击打得千疮百孔。为了生存，起码是保住现有的生存方式，毕竟是第一位的。当时，他还不知道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人，但他知道愈是基层，愈是普通干部、百姓大众，敢于坚持真理正义说实话的，乃至以死抗争的，倒是愈多。而愈是上层，这种人就愈是少见。是的，那乌纱帽太宝贵了，也太沉重了，也就难以昂首挺胸面对真理了。

听说有那么多老干部要来福州、福建任职，一些人就劝韩先楚慎重从事，要有所选择和保留，否则就可能“自找倒霉”。

1972年9月8日晚上，石一宸在京西宾馆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叶剑英说：中央讲，韩先楚要去了许多人，要去又反对他。

同样的话，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跟韩先楚讲过，还问他怎么回事儿。

没错，要这些人的电话是他打的，报告是他让秘书写的，可没一个是他主动要来的，几乎都是人家跟他说想到福州来的。只有一个例外，却是周恩来征求几个大区的意见，都推三阻四地不要，总理在电话中跟他叹气。见总理如此作难，又找到他头上了，他还能让总理再作难、叹气吗？

有人到福州后，提出先来一顿“杠子肉”。工作人员和厨师都不明白什么叫“杠子肉”，韩先楚说可能就是猪脊梁上的那条里脊肉。“杠子肉”吃得差不多了，就说晚上这也疼，那也痛，浑身都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

韩先楚没客气：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啦？

从吃“杠子肉”，到想女人肉，从被打倒、关“牛棚”，到“给你当个助手”，这天堂的台阶无疑是上了一级又一级，自然是心情愉悦，甚至心花怒放了。可接下来，时间长了呢？那人的欲望是有止境的吗？

普通大众只知道上将三颗金星，中将两颗，少将一颗，有的连这个也搞不懂。至于谁打了些什么好仗，有多大本事，那就更不清楚了。可将军们都清楚。“那一仗就是你小子没顶住，咱们才吃了大亏。”“你小子也杠个中将牌牌呀，不就是比我早当两年兵吗？”如今的将军没这话，那时的将军就是嘴上不说，心里也都有数。从战争中打上来的将军，非常看重的是战功。你拿不出几个叫得响的好仗，甚至净打败仗，那肩头无论怎样星光耀眼，人家也不一定服你。可韩先楚那三颗将星却是绝对光辉灿烂的。而且，战争年代，和平时期，像他这种资历的将军，都免不了与老资格的同级、副职共事，不是都搞得挺好吗？

当然，他也知道人们劝他慎重从事是有道理的。他这个人个性太强，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认准的事谁也难以扳扭过来。战争年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面红耳赤，拍起桌子，可拍桌子没用，你能拍碎敌人的脑袋才叫本事。一仗下来，立竿见影，照你的打就完，照我的打就赢，我就对，你就错，不服也不行。那时候，打胜仗，坐江山，谁都高兴，有人那心里却不一定就喜欢你这个人，乐于与你共事。这和平时期，特别是运动期间，上上下下打乱仗，谁对谁错，哪个检验？今天对了，明天错了，又哪有对错？一些人好像忘了当初有人哪个单位都不要，只看到如今这么多人反对你这个一把手，你一张口又如何说得清？起码不也是个“民主作风”有问题吗？

可一看到找到他时那种可怜兮兮，又千好万好的样子，他的心就软了。他这辈子就是听不得软话，再不想吐口的事，有时几句软话就松口了、点头了。

有人说福州这个“超级大区”，是他“划拉的一堆难题”。

周赤萍也是主动找到他，想到福州来，请他“给上边说说”，他就说了。结果，“九一三”事件后，不但弄出了本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还给福州军区弄来个“借用力量”。9号文件后，有人就抓住周赤萍大做文章，非说他才是“借用力量”的“主谋”、“后台”不可。还说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

他不需要谁对他感恩戴德。他为他们打电话，写报告，有的还在北京找这个，找那个，为他们奔走陈说，因为他们是党的人，同时也为他们的境遇不平。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应分做的，换了别人也会一样。9号文件后批判他，无论他们算是哪路“降”、哪路“叛”，他都能够理解。

9号文件下来后不久，在福州西湖大礼堂审判“反革命分子”倪南山和周子韬。周子韬在检查自己的“罪行”时，讲到写检举揭发张春桥的材料时，有人有顾虑，不敢写，周子韬说你不写，我一个人也要写。坐在台下的皮定钧听到这里，伸出大拇指，对身旁的石一宸悄声赞道：“山东好汉！”

就是皮定钧这样的汉子，当时也不能不“深揭猛批”韩先楚。在那种环境、气氛中，谁敢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呀？9号文件，那是天上下刀子呀！

红头文件那么多，报纸上的话更是现成的，穿靴戴帽也好，掐头去尾也好，稍微变化变化，有点自己的特色，你就扯着嗓子喊去呗！当然了，随着运动发展，揭发一些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谁能没有缺点、毛病、错误呢，一起共事能一点也没发现吗？“文化大革命”都搞8年了，干这活都是轻车熟路的事，谁不懂呀？

事实上，有人就是这么揭批的，比如皮定钧等人。

参谋长被打倒了，有人召集司令部几位领导开会，揭司令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闷在那里，谁也不吱声，只听这位领导一口一个“韩先楚”，有时还在前面加上个“林彪死党”。有人不说，那心头也不能不想，当初你一口一个“韩司令”，如今成了“林彪死党韩先楚”，这世道，这领导，这德行，还怎么叫人做人哪？有人就说话了，说我一不是4野的，二不是韩先楚提拔的，到司令部时间又短，我揭不出什么“盖子”。这位领导不高兴了：是4野的当然要查，不是4野的就没事了？韩先楚在福州16年，到处都是流毒，哪儿没有盖子？